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是自由职业者，文学期刊就像个体户开办的各种小饭馆一样，招牌各异，菜系有别，花样百出，味道不同。《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是沈雁冰、周作人、叶绍钧等“文学研究会”成员的阵地；《创造》的旗下聚集着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胡适，徐志摩捧的是《新月》；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则在《现代》鼓吹和实践着现代主义的“新感觉派”小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同伐异，个性张扬。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各自宣扬各自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理论，甚至隔空掐架，互打嘴炮，唯其如此，才异彩纷呈，造就了那个时代文学繁荣昌盛，佳作迭出的局面。
及至“同人刊物”废除，各处饭馆儿规划统一。虽然大厨的手艺高低不同，然而做的却是同一种菜系。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空前大解放的机遇期，现在回想起来，南丁先生确实是在仿照三十年代文人自己办“同人刊物”的理想，来创办《莽原》的。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办刊，发自己写的东西，当在情理之中。河南新、老作家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多是在《莽原》问世的，老一辈作家中的南丁、荃法、张有德、郑克西……，后辈作家中的李佩甫、张宇等，尽皆如此。
河南省文联的文学月刊《奔流》以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河南省作协的大型文学期刊《莽原》（后来亦归于文联名下）以发表中、长篇小说为主。《莽原》创刊近四十年，为河南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创作队伍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既然是作家办刊，必有作家本人的风格和文学主张。南丁提倡“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靠现实主义吃饭”。他始终如一地强调：“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题材是河南文学的优势”。
作家办刊的工作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莽原》并未采用机关式的“坐班”，稿件大多拿回家看，平常难得看到南丁和荃法的影子。他们在编辑部出现时，手里总是掂着一个提兜，里面装着他们看过的稿件。稿子到了南丁那儿即是终审，他的稿签上通常只有极简略的一个字：“退”，或者“用”，下面是南丁体的签名。
“同人刊物”用的当然是文学同人的稿子，南丁出面，约请同人。三十年代的名诗人苏金伞先生特意为《莽原》撰写了诗作《山口》，老树新枝，生机盎然。江苏作家陆文夫是南丁先生的故交，50年代有成名作《小巷深处》。57年因为参与创办同人刊物《探索者》而被打为右派分子。我有幸编辑陆文夫先生特意为《莽原》撰写的短篇小说《打羊》，深为叹服。诙谐幽默的文字，随意挥洒的叙述，在机智的浅笑里含着淡淡的苦涩。日后，我在《收获》上读到陆文夫先生的中篇小说《美食家》，更觉讶异。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的成败得失，居然在一个食客的味觉体验中，洒脱幽默地表达尽致。《美食家》在斩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篇目中独树一帜，陆文夫先生也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文夫先生，江南才子，真才子也！
那时候作家李准已经离开河南，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应《莽原》同人之约，他寄来了短篇小说《王结实》。李准五十年代初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由毛泽东亲加编者按语，各地报纸转载，一时名动全国。李准由小说而编剧电影，《老兵新传》、《小康人家》、《李双双》、《耕云播雨》、《龙马精神》……那个时期农村题材的优秀电影几乎全部出自李准之手。李准尤其擅长刻画人物，李双双，孙喜旺……，都是脍炙人口的喜剧性人物。
李准给《莽原》写的这篇小说，同样以描绘乡村人物见长。吃苦耐劳却也犯懒偷惰，忠厚质朴却又心滑机巧……李准笔下的“王结实”这个人物，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河南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短篇小说在《莽原》发表之后，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五年，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又获得“茅盾文学奖”。恢弘的历史长卷，呼之欲出的众多人物形象……无可置疑地表明河南作家李准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然而，我给这位大师的小说《王结实》当责编，却当得格外辛苦。或许是李准的小学语文老师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缘故，李准手写的小说原稿有许多不规范的笔划和结构，我贫乏的想象力难以应对之时，南丁先生就会亲自上阵，分析和辨认那些甲骨文的真意。
《莽原》创刊号问世之后，南丁先生即派我出门去向全国各地作家同人约稿。南丁先生宅心仁厚，嘱我自订出游计划。要做文人，读书万卷还需行路万里，山河大好，任你远走。我对着全国地图看了又看，拟定先赴西安，然后折路入蜀。华清池，兵马俑……三秦故地，十三朝古都，不可不拜。蜀国天府，景物殊异，大诗人李白玄想由秦入蜀之路，旋有奇诗《蜀道难》，此蜀不可不去。何况长江三峡，风光绝丽，巫山神女，神交已久。乘坐江轮，辞白帝，下江陵……此乐何极！
南丁先生听了我的计划，欣然应允。南丁不久前在镇江参加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座谈会，结识不少与会新友。他亲自修书两封，一封给陕西《绿原》杂志的同人，一封给重庆《红岩》杂志的同人，请他们对我给以协助。
《绿原》出面的是两员女将，高红十与李佩芝。高红十是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她创作的抒情长诗《理想之歌》脍炙人口，风靡一时。李佩芝是散文家和小说家，她一见我就说，“杨东明，咱们俩的小说发在同一期《人民文学》上。我的那篇《中午》，就在你的小说后面呢。”哦，我记得那篇小说，因为我当时陶醉完自己的小说之后，又顺便读了后面的那一篇。午后若有若无的钢琴声，一对青年男女若隐若显的感情……
《中午》 ，作者亦如其作品一般蕴藉而恬静。N年之后，我忽然在《文艺报》上读到李佩芝写的一篇散文，记述她在医院化疗期间的所见所感。文笔依旧透着《中午》那种恬静和蕴藉，我伤感了，伤感于一个行将逝去的温婉而美丽的生命。
高红十女士与李佩芝性格迥异。高红十高腔大嗓，直来直去，一派巾帼英雄的豪气。她以后进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七期和北大作家班学习，算来也是我的校友了。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在辽宁兴城海滨举行笔会，我受邀却迟迟未去。她从海滨寄信来，谈到她独自下海夜泳，竟然没有一个男士敢于相随。无边的暗夜，无边的海浪……不要说游泳了，仅只想一想就令我气短。
《绿原》的两员女将安排了我与陕西作家们的各种会面。见到了莫伸，他白皙、瘦削，戴着一副精致的眼镜，斯文中透着一点腼腆。莫伸的《窗口》获得一九七八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他是小说圈子里的人气王。陈忠实是隔天匆匆赶来的，他担任过公社书记，当时还在西安郊区工作。他写的《信任》不久前获得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忠实当时年龄并不太大，看上去却像黄土塬上的一棵老树，脸上沟壑纵横，皮色黢黑，目光却因此显得格外明亮。印象最深的是他手上的劣质香烟，呛他自己也呛了我。N年后，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斩获“茅盾文学奖”，名声大振。忽一日，发现他手里的香烟换成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那种雪茄，感觉总有点儿怪怪的。
我是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大院见到路遥的。大院原是民国将军的府邸，西安事变时，被抓的蒋介石曾经暂居小楼栖身。望着沧桑的小楼，恍然间似乎陕西省作家协会也随之沧桑起来。文学陕军根植于这沧桑之上，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
路遥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延河》月刊做小说编辑。在我的视觉中，他高大微胖，似可列入壮汉之列。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将“英年早逝”，这四个字与他联系起来。那一次他跟我聊俄国文学、聊苏联作家，而这些也正是我一向关注并且自以为擅长的领域。因此，我们俩谈兴十足。作为一个“虚构文学”的写作者，我很少能被同行的虚构作品打动。但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故事，却让我身心震撼了。路遥无疑是内心感情世界极为丰富的作家，每当我听到电影《人生》的插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都禁不住阵阵心颤。∥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哟下了那个米，大路上搂柴瞭一瞭你∥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地开，叫一声哥哥哟你快回来∥……
找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歌词是路遥自己写的。能写小说的作家很多，但小说家能把民歌风的歌词写得如此地道，却是凤毛麟角。
入蜀的第一站是重庆，这座水迹斑驳的西南陪都，犹如一件露天展览的文物。对于我这个来自中原的人来说，朝天门码头就是一处奇观。脚下是汹涌的江水，走上码头犹如朝天登山。印象中还有缓慢的缆车，吱吱呀呀地仿佛旧式的木斗水车。
城市的街路是盘绕回旋的，峰起谷伏，时刻提醒你这是城，但也是一座座的山。山人有自己的山技，在急升急降急转急旋的街道上骑车已经不易，成人的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后座上却每每站着一个孩子。是站立在后座上哦，那简直是在做惊险的杂技表演！
入蜀之后的第二站是成都，我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大院里拜见了文学老前辈艾芜先生。他是上世纪30年代左联的作家，我上中学时就读过他的小说集《南行记》。艾芜先生在青年时代因反抗旧式婚姻离家出走，辗转流浪于云南、缅甸、马来西亚。他做过社会最下层的马店小伙计、杂役，终日与赶马人、轿夫、毒贩、盗贼等底层小人物为伍，因此他的小说也就多以传奇笔法勾画此类人物。边地风光，异域情调，他的小说拓出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别样的写作领域。
我和艾芜先生面对面坐在年代久远的老屋里，他的身后是陈旧的老书架，老书架上是一排排陈旧的老书。那些老书泛黄泛黑，满是褶皱，恍然间我觉得艾芜先生自己就是一本厚重的老书，他的身影就嵌在那陈旧的书架上。
身在四川的老诗人流沙河也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文坛名人，1957年1月流沙河与其他三位青年诗人一起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散文诗《草木篇》。此作借物咏怀，旨深意远。不久，“反右”运动兴起，《草木篇》被领袖钦批“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流沙河”三个字顿时名动全国。诗人流沙河头戴“右派”帽子二十年，修路、锯木……，在“劳动改造”中空耗着才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星星》复刊，流沙河亦“平反”复出。他又坐在编辑部的书桌前，操持着当年他参与创办的这本文学刊物。我望着他那半掩在稿堆后面的衰老瘦小的身躯，心中满是感慨。大潮无情，流沙何辜？风浪淘去又淘来，几十载之后竟又复归原处。怎奈青春已经一去不再了！
记得伟大领袖刚刚去世那年，我结识了一位师范学院的老师。他家中有几个包装货物用的白条木箱，里边装满了他在“文革”期间冒险珍藏下来的文学刊物。有一期《长江文艺》是诗歌专号，上面登载着四川作家高缨先生的叙事长诗《丁佑君》。我在少年时代就看过高缨先生编写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这个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故事就像一首抒情长诗，令我如醉如痴。
《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叙事长诗《丁佑君》是一首英雄颂歌。起伏有致的节奏，天然自成的诗韵，让我读得回肠荡气。喜爱之余，我把它大段大段地抄在了笔记本上。如今有机会来到四川成都，我当然要去拜望一下这位心仪已久的诗人。我是在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见到高缨先生的，他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一副普通川人的身相和面相，言谈举止也并无奇处。精妙的作品其实与作者的外表无涉，只和作者的心灵相关。
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留下了太多的吟咏长江三峡的诗文，乘江轮顺流而下游览三峡，也就成了我魂牵梦绕的夙愿。船票难买，多亏四川文学界的朋友相助，我才如愿登轮。
人生初次乘坐江轮，船行心稳之后，我就像逛公园似的好奇地把整个江轮游览了一遍。仓分几等，人归数类，最底层的大仓拥挤不堪，蜂巢似的铺格，人们犹如蜂蛹一般塞在里面。无铺位者，就抱着行李，半躺半坐在船舱板上。头等舱在上层，状如宽大舒适的旅馆。我的舱室还好，四人一间，开门即对着船舷，可随时凭栏观望风景。
顺江而下，一路看了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什么鬼城，什么兵书宝剑，什么牛肝马肺，什么崆岭滩……。看神女峰的时候，整艘船忽然倾斜了，人们都涌至一侧舷边，争睹神女芳容。亭亭玉立哦，飘飘欲仙哦，千娇百媚哦——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
不过是普通的山峰之上，一个普通的石柱罢了。
看了神女峰，心中再无神女；看毕三峡，人生再无三峡梦。
真的是观景不如听景。
其实，观人也不如听人。
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失去了虚构的附丽，一切都归于平淡无奇。或许，平淡无奇才是世物世人的常态吧。
半梦半醒的周游之后，我又回到了《莽原》编辑部。
我没有想到，我将面对的是一场有重要领导参加的“批评帮助”会。
（作者杨东明，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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