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人民文學》這趟車(下)

坐上《人民文學》這趟車(下)

1982年秋天,《人民文學》在泰山舉辦筆會,我在會上第一次見到《人民文學》的主編李清泉老師,副主編崔道怡老師和小說組長劉翠琳老師。印象中李清泉老師的眼鏡片特別厚,崔道怡老師的個子特別高,劉翠琳老師言談舉止特

別樸實。

那時,上海青年作家陳村的脊柱還沒有那麼彎,他站在那兒和人說話的時候,年輕美麗的太太喜歡在身後摟著他的腰。於是,大家都說他是與會人員中最幸福的人。

那時,上海女作家竹林苗條而又輕捷,登山時猶如一隻岩羊,我怎麼也跟不上她。茹志娟老師對她的發掘和培養,長篇小說《生活的路》的出版宣傳,她和蔣子龍、王安憶同入中國作協文講所第五期作班……眾多的話題使她成為當時文壇的“文紅”。

那時,來自濟南軍區的李存葆顯得卓爾不群。草綠色的軍裝,高大魁梧的身軀,還有彷彿被硝煙燻過的黑麵皮。初次與人見面,總要碰響腳跟,抬手帽沿,一絲不苟地行軍禮。他有一部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馬上要被《十月》推出。是表現越南自衛反擊戰的——

那時,矯健還看不出將來會與周梅森一起下海搞房地產。他在會上表現得對文學很專注,很認真。他把帶上山的一篇小說拿來讓我看,他抬舉我是“意識流作家”,要我對他的那篇小說“指點批評”。

《人民文學》小說組長劉翠琳老師問我,別人都交作品了,你有沒有帶作品來?

其實我提箱裡也帶了一篇剛完成的小說,其實我覺得一般般了,沒打算交給《人民文學》。看了矯健的那篇小說,我決定把我的也交上去。

劉翠琳老師是提前離開泰山的,臨行時她對我說,“你的這篇小說我和老崔都看過了,我帶走了,我們打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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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人民文學》1983年第一期發表的短篇小說《管家婆》。

這是一篇“塑造典型人物”的小說,起因來自父親一句無可奈何的話,“你媽媽這人,唉,大家都怕跟王老太婆一起工作——”

早年母親在省委做幹部處長的時候,曾經當面對一位要放下去擔任縣委第一書記的熟人說,“你的幹部表格填錯了,得改過來。家庭出身,你不是下中農,是上中農”那熟人事後向父親抱怨此事,父親直搖腦袋,“你幹什麼呀,讓人家下不來臺。”

Wg後重新工作,“王老太婆”顯得更加不合時宜了。

小說的典型環境是虛構的一個小文化館。這種單位,我很熟悉,情節構思和細節描寫,應該得心應手,不會太離譜。小說塑造的典型人物“管館長”,“年輕時就在區、鄉做婦聯工作”,“花白的頭髮被細細的髮網緊兜著,一雙‘解放腳’走起來一顛一顛的,館裡的青年取笑說,那姿勢像是在跳迪斯科”。

我小時候,曾經聽母親提到一位省委領導的夫人是“解放腳”。舊社會婦女裹腳,解放區的婦女把裹過的腳又放開,於是就有了“解放腳”之說。當然,年輕時在國民師範讀書,後來去了延安的母親沒受過這種罪,她是一雙天足。

“畫家”華海“除了在街頭畫‘計劃生育好’、‘請用加美牙膏’之外,就是鑽進小屋裡給出版社畫那種按幅拿稿費的連環畫。”

曲楠楠是“作曲家”,“據說很有些才氣,欣賞者們都能從他作的歌曲《再見吧,爸爸》品出《再見吧,媽媽》的調調。”

聞勇是“考古家”,“有人拿了一個爛邊的青花碗來,他立刻考證出那是宋代瓷器。後來別人卻發現,碗底下有‘景德鎮瓷廠革命委員會’的字樣。”

文化館原本已經有一位副館長,“姓範,聽說是哪位領導同志的愛人。62年得過肝炎,雖然白白胖胖,但不能上班。”“人們如果到家裡請示點兒事,她就會隔了那烙著山水畫的竹簾,慢悠悠說一聲,‘好,好,可以……’。這雖說是垂簾聽政,卻頗有些無為而治的味道。”

“管家婆”一來,全亂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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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裡來人搞講座,需要送通知,寫信封。管家婆把“畫家”、“作曲家”、“考古學家”……全都喊出來,大材小用地派了活兒,給文化館節省了一點兒郵費。

“作曲家”曲南南原本得了樊副館長的批准,要藉著學習觀摩的名義“蜜月旅行”去上海和蘇杭,“管家婆”把“上海之春音樂會”的錄相帶借來讓曲南南觀摩,曲楠楠蜜月旅行也就泡湯了,

文化館是個清水衙門,但也有進錢的門路。比如說節日的晚會、遊藝會什麼的門票收入,就算到文化館的額外收入帳上,大家可以分錢。“五一”遊藝晚會,全部“藝術家”都積極參與了。分錢的時候,“管家婆”卻按照財務規定,只給大家發放了幾塊錢的夜餐補助費。“管家婆”惹了眾怒,於是文化館便掀起了一場“倒管運動”。

上級機給了文化館一個“調資”指標,照顧文藝界有貢獻人員。在小小的文化館這群“二半吊”“專家”中,“畫家”華海是相對較有才華較有成績的業務人員。雖然華海是“倒管運動”最積極的組織參與者,“管家婆”還是提議給華海調資。“作曲家”曲楠楠和曲派人物們卻提議給上級領導夫人範副館長調資,引起了華海一派的憤怒,他們提名“管家婆”,以壓制範副館長。

“管家婆”親自找了“調資辦公室”反映情況,調資名額最後還是給了較有成績的“畫家”華海。“管家婆”因此遭到暗算,被調到一個“更重要的崗位”,搞圖書館的基建。華海向創作組提議為“管家婆”寫篇東西。創作人員卻認為,現在提倡寫社會主義新人,管家婆算不上。她辦事刻板,頭腦僵化,這種過時人物怕是該退休了。

於是,華海決定親自為“管家婆”畫一幅畫。他到了建築工地上,只見“管家婆”顛著一雙“解放腳”跑來跑去,“喊叫起什麼人來,也仍舊像當年做區、鄉婦聯幹部時隔山喊話一樣,嚷得人心煩意亂。”

……

人們每每有收藏舊物的習慣,譬如昔日家裡燒木炭涮羊肉的火鍋,那陳跡斑斑的銅物即便過時了,也藏之不棄。

“管家婆”也屬此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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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學》刊載的《消失的蓮村》是我在該刊發表的第五個短篇小說。許多在農村長大的寫作者,都有著得天獨厚的鄉村記憶,而這些恰恰是我所缺失的東西。或許正因為如此,無邊的藕田、搖曳的荷枝,婷婷的蓮花……,對我來說更顯得彌足珍貴,

當河南省的省會從開封遷往鄭州到時候,隨遷的還有育英幼兒園和育英小學。供給制,寄宿……校牆內的生活單調無趣,校牆外的鄉村景象充滿了誘惑力。我的哥哥與我同校,記得我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他有一次在大考前逃課,翻出校牆,鑽入藕田釣青蛙去了。他的班長奉命尋找,於是我就陪著那班長一起去了藕田。釣青蛙比複習功課有趣得多,我們三個人一起釣蛙,一起用泥巴糊了紙包的蛙肉,放在學校食堂的灶膛裡烤熟,然後蘸著醬吃。

省委省政府其實是建在農田裡的,省委省政府帶來了一個膨脹不已的城市。三十年後,當我在農業路安家的時候,“農業路”已經沒有了農業。農學院的西牆外,保留著一塊幾十畝的“飛地”,它已經被徵用,尚未開建。村民們仍舊種著藕田,今年蓮花開過,不知明年能否再開?

每天傍晚,我都會去那兒散步。想到它終將消失,心裡就會生出依稀的留戀。到了挖蓮藕的季節,藕田就變成了一片蕭索的曠野,偶或看到一個個隆起的土包,那是村民們的家墳。

我在藕田埂上走,看到一個挖蓮藕的村民,我就蹲坐在田埂上和他聊天。說是挖藕,他卻並不用鏟,只是把褲子挽到大腿上,赤著腳在泥巴里踩。踩一會兒,忽然彎下身子,從泥巴里摳出一個頭尾完整的大蓮藕,望上去猶如蜿蜒的蟒蛇。

隔年,荷葉、蓮花、村民的家墳、連同勞作的村民們全都消失了。那“飛地”先是變做一片建築工地,繼就成了城市樓群的叢林。

藕田化作了我的回憶,於是就有了小說《消失的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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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坡上厚厚地生出綠草的時候,塘面上鑽出一枝枝荷葉來,捲攏著,像竄出水面的魚,逗弄著紅蜻蜓像水鳥似的去銜。荷花一開,粉的,白的,像大閨女的臉。荷葉圓,傘一般的好玩,然而老輩人卻不許人掐,說是掐去水上一片葉子,會爛掉水下一節藕。”

“泥土的氣味兒如同魚蟹似的,在微微的腥氣裡透出一種說不出的鮮美。崗地上,有微微隆起的墳包,有蒼勁的古槐和枯了半邊的老榆樹,有暮色中歸來棲息的鴉雀。甚而,還有一位披著小布褂,圪蹴在鋤柄上吧嗒旱菸袋的紫紅臉膛的老漢。”

——他就是小說的主角範十二。

“當年,範十二的老婆就是在蓮藕塘邊尋下的。秋末冬初,塘幹了,正是挖蓮藕的時候,塘坡上密匝匝地擁著一層層人頭,除了擠來擠去的小孩子,多是媳婦和閨女。”“範十二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絕技,範十二挖藕從不用鍬。用鐵鍬碰傷或是挖斷的蓮藕進了泥水,賣不出好價錢。範十二是用腳來踩藕的,兩手神氣地卡在腰間,雙腳輕鬆地一上一下踩動著,很有些‘踏歌’的味道。”

躲在人群裡用一雙杏眼看他的那個姑娘後來成了他的女人。

女人生了兒子,兒子大了,又操心著給兒子蓋房。“白天干隊裡活,晚上和 範十二拉土墊房裡的地。那天剛墊到東屋山牆邊兒,只聽她哇的叫了一聲,幾口血吐在山牆上……她順牆根癱倒,就再沒起來……”

城市在發展,“蠶吃桑葉,一點一點地啃過來,活活啃掉了一個好端端的蓮村。”開會時,老人們都不同意賣地,兒子土蛋兒和一群年輕人卻說什麼“建設步伐不可阻擋”。範十二操心老伴兒的墳,兒子卻操弄著要辦個什麼廠。

“市郊公社蓮村大隊永遠消失了,在新繪製的市區地圖上,又多了一條‘蓮村路’,這是一條筆直寬廣的瀝青道,各式各樣的汽車猶如飛機一樣疾駛而去,彷彿要在這條跑道上滑行加速,然後騰身飛翔。”範十二坐著兒子的“電驢子”,在跑出城郊很遠很遠的地方看到了一片藕田。他忍不住技癢,讓兒子停車下來,又在藕田裡賣派了一番“腳踩蓮藕”的絕技……

這篇小說是一曲鄉村的輓歌,表達了在不可阻擋的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對土地的深情和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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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民文學》發表的第六個短篇小說的題目是《歸》,副題是“人生的無色幽默”。它刊載於《人民文學》1985年第十期。

《歸》這個短篇小說已經遠遠脫離了河南傳統的“老老實實的現實主義”,它講述了一個“冷幽默”的荒誕故事。言在此,而意在彼,它用當代寓言的形式,表達了所謂追求、所謂理想的虛妄。

小說的主人公吳佑到了男人的更年期,他忽然對自己生活的現實環境不滿,焦躁煩悶,鬱郁地做起了思歸還鄉的夢。他聽父親生前說過,在老家那個山清水秀的大山裡,“他和祖父辛辛苦苦,自己設計,自己動手造起了一所宅院。那房宅無柱、無樑、無釘,稱得上宏偉高大渾然天成。”在吳佑的想象中,“那儼然是一座與北京天壇祈年殿相似的大圓房子,中間放了一口大圓鍋,擺著大圓桌子。不分老幼尊卑,大家都自由自在、你謙我讓地圍著那大鍋和大圓桌吃飯……”

對周圍現實的厭惡,愈發增強了吳佑對想象中的老家的嚮往,於是他動身去探訪那個他從來不曾去過的老家。

回到心嚮往之的故鄉,他才發現自己“彷彿走進了一個遠古人類聚居的村落遺址。到處是坍塌的牆壁,沒有木窗的窗洞和燻得黑乎乎的空灶臺。”然而,那舊宅基“勢必在那一片廢墟中。即便是作為後人去憑弔一下,也不枉來了一場。”

“月色給這片殘垣斷壁鍍了一層迷人的熠熠的銀光,一切都被裝點得那麼莊嚴,那麼神聖。”吳佑沒有找到環形的宅基,勞累之中,他倚著斷牆睡著了。黎明時分,一個老人拖著板車來拆宅牆上的舊磚。老人告訴吳佑,他要尋找的村莊,已經是一處遺蹟,而新村就坐落在鄰近的山谷裡。

老人得知了吳佑的家系,嘆著氣說,“那是一筆未了的舊債,當初你爺爺是要在這裡蓋他的房子,可是我們家也要蓋我們的房。村裡鬧了一場兇狠的大械鬥,好多人都流了血。”“你爺爺打死了我的爺爺和三個哥哥,我的父親又打死了他……”

老人平靜地講述著,那是一種歷經滄桑後的淡漠,一種深陷之後的超脫。

老人指著一片崖坡,告訴吳佑,所有的死人都埋在那裡。“那是一段冷卻了的仇恨,一件泡在福爾馬林液裡的標本”

吳佑終於明白,“父親歷歷如繪地描述的那所房宅是不曾存在過的。那是爺爺和父親在一種渴望中,講給他們自己也講給別人聽的動人的故事。”

小說的主角吳佑“從老家歸來之後,情緒沉穩了許多 。”“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何況讓他焦躁的周邊的環境又有了新的變化。“商業街打算調整,圖紙已經畫好,雖然不是天壇祈年殿式的圓房,但想必按照生活固有的邏輯進行的設計安排,會使住在裡面的人過得更舒適更愜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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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總是在不斷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人類總是對現實不滿。對現實的不滿會催生各種各樣的幻想,因此人類就會不停地給自己描繪美景,編織故事。

順天應變,適者生存,是人立身的大智。

(作者楊東明,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河南省作家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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