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是中國現代著名考古學家、近代田野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第一位接受西方現代考古學訓練的學者，被譽為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第一人，由於其英年早逝，國人對其不甚熟悉和了解，其知名度也遠沒有像父親梁啟超、大哥梁思成、弟弟梁思禮那樣被國人所熟悉。
梁思永
梁思永（1904—1954）廣東新會人，1904年11月13日出生於澳門，他是梁啟超與第二任夫人王桂荃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梁思永與梁思成是同父異母胞兄。
梁思永從1905年至1913年隨父母在日本生活，是“雙濤園群童”中的一員，並曾在離家較遠的神戶同文學校學習，1913年隨家人從日本回國定居，其時梁啟超出任北洋政府熊希齡內閣司法總長。
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清華學校”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梁思永學習勤奮努力且成績優異，常與梁思成一起參加學校的文娛及社會活動。
1918年，梁啟超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孃家侄女李福曼來到梁家，這位比梁思永小三歲的表妹，與梁思永從小青梅竹馬，被梁啟超認定為未來的兒媳婦。
1923年夏，梁思永從“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並考取了官費留美生，進入哈佛大學攻讀考古學及人類學，考古學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冷門專業，梁思永之所以選擇考古學專業，完全是受父親梁啟超的影響。
當時那個年代，許多西方國家的考古隊到古老的中國“尋寶”，而國人也是盜墓倒賣文物成風，國家積貧積弱，既沒有專門的文物管理機構，也沒有現代考古專業人員，憂國憂民的梁啟超認為，中國不能放任珍貴歷史文物任人劫掠，中國學者應該建立自己國家的考古學科，因此梁啟超對梁思永極力培養，可謂是費盡心機，尤其對其國學方面知識灌輸和指導最多，為梁思永日後從事考古工作積累了豐厚的史學知識。
梁思永
梁思永在哈佛大學接受了現代考古訓練，西方現代考古與中國傳統學者注重文字考釋不同，西方現代考古注重地質學、人類學、古生物學、社會學、化學、物理等方法的綜合運用，注重把地下出土的實物與人類社會史的研究結合起來。
1926年冬，李濟、袁復禮主持了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挖掘考古，這是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現代考古挖掘，梁啟超對此十分關注，寫信給梁思永通報消息，並希望梁思永能回國參與這次考古發掘。
1927年1月10日，李濟等人從西陰村考古發掘歸來，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舉行了茶話會，梁啟超聽取了李濟等人所作的報告，當晚即給梁思永寫了一封長信，介紹這次考古發掘情況，由此可見梁啟超對梁思永的期待。
1927年，梁思永曾前往美國西部，參加了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他將自己所學考古專業應用到實際考古發掘工作中，這次異國考古實踐，為其以後在中國從事田野考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7年夏天，梁思永聽從父親梁啟超的建議，暫時中斷學業回國，計劃參加國內的考古發掘，但因當時沒有考古項目，梁啟超將梁思永安排到清華國學院擔任助教，併兼任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的審查員，他要儘自己所能為梁思永的考古工作創造條件。
梁思永這時的主要工作，就是對西陰村發掘的一萬多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整理，因為這批陶片沒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復原的器皿，梁思永通過與國外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對比研究，從而肯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歷史遺存。
1928年8月，梁思永重回哈佛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正是基於回國一年的經歷，為他的碩士論文寫作提供了詳實資料，梁思永撰寫了《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的碩士論文，這也是中國考古學者最早的專題研究著作，梁思永在論文中使用了類型學的研究方法，這對於後來的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示範意義。
1930年夏，梁思永在獲得哈佛大學研究院考古人類學專業碩士學位之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成為考古組主任李濟的得力助手。
李濟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與助手王文林前往齊齊哈爾調查挖掘“昂昂溪遺址”，“中東鐵路”俄籍僱員路卡徐金在昂昂溪附近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昂昂溪遺址”位於齊齊哈爾西南25公里處，梁思永挖掘了4個沙岡，在黑沙層發掘200多塊陶片，還挖掘到一座墓葬，獲骨器10多件，在地面採集石器100多件，陶器一個，加上路卡徐金之前採集到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標本1000多件，考證該遺址為中國北方漁獵文化遺址，其年代距今5000—6000年，梁思永撰寫了五萬字的考古論文《昂昂溪史前遺址報告》。
1930年10月，梁思永在完成“昂昂溪遺址”考古歸途中，又前往熱河省進行考古調查，行程1000多里，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採集到了與紅山文化有關的彩陶。
1931年1月，梁思永與表妹李福曼在北京結婚，結婚三個多月之後，梁思永便告別新婚妻子，參加了河南安陽“小屯村”和“後岡”發掘工作，這是國立中央研究院對“殷墟遺址”的第四次挖掘。
梁思永從“後岡”發掘中找到了“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層位關係，並確認了“龍山文化”早於“小屯文化”而晚於“仰韶文化”，肯定了黃河中下游這三種文化的時代順序，並撰寫了《小屯、龍山與仰韶》、《後岡發掘小記》等考古著作。
考古現場
1931年秋天，梁思永又到山東歷城龍山鎮，參加了“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發掘工作，“城子崖遺址”是由吳金鼎發現的，吳金鼎曾在清華國學院師從李濟學習人類學，以後又在傅斯年麾下的“史語所”工作。
1928年4月，吳金鼎從龍山鎮去平陵城途中，偶然發現了“城子崖遺址”，採集了一些陶片、骨笄和磨光石斧，陶片中有磨光黑陶片，被其稱作“油光黑陶片”，認定這是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遺址。
“城子崖遺址”的發掘是中國政府首次對史前遺址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發掘，也是中國考古最為科學的發掘，梁思永是這次科學考古的科學顧問，一切都是按照科學考古的方法進行。
這次科學考古發現了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的卜骨，梁思永負責整理了城子崖發掘報告《城子崖—山東歷城龍山鎮黑陶文化遺址》，這是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梁思永除親自撰寫其中幾章之外，還負責全部稿件的審閱和修訂。
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作為考古發掘成果，本應當是考古工作者重要的工作內容，但在“城子崖遺址”發掘之前，由於國內的考古者缺少現代考古的專業訓練，所以只有挖掘而沒有考古報告。
1934年，由梁思永主要編纂的發掘報告《城子崖》出版了，成為中國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田野發掘報告，梁思永當年在《城子崖》報告裡創造的田野發掘報告的基本體例，至今仍在中國考古界沿用，而梁思永當年所確立的整套考古發掘方法和原則，也一直被考古學界所尊奉和執行。
1932年，梁思永在一次野外考古發掘時患了重感冒，他並沒有當回事，而是堅持工作，但感冒引起持續高燒不退，他趕回到北京立即住進了協和醫院，被醫生診斷為烈性肋膜炎，醫生竟從其胸腔內抽出4瓶啤酒色的液體，已經懷孕在身的李福曼日夜守護在病床前照料，梁思永出院後，又到香山玉皇頂療養了一段時間，但卻從此落下了病根，竟折磨了梁思永一生。
李福曼看護梁思永
1932年底，梁思永去上海工作了近一年之後又回到北平，他每天都前往位於北海靜心齋的“史語所”工作，梁思永在病後的兩年裡，身體始終沒有痊癒，但他放心不下他所熱愛的考古工作，始終惦念著“殷墟遺址”考古的進展情況。
1934年秋，梁思永不顧自己的健康，又一次開始了野外考古，剛近而立之年的梁思永主持了10—12次“殷墟遺址”的發掘。
當時對侯家莊西北崗一帶的殷王室陵墓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挖掘，尤其以1935年春第11次發掘“殷墟遺址”為整個殷墟考古的高潮。
儘管一些墓葬被盜掘破壞，但是科學考古收穫仍然豐富，侯家莊一共發現了大墓10座，小墓1000餘座，發掘規模之宏大，考古之精細，收穫之豐厚，在中國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
考古現場
“殷墟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國人獨立自主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現代考古發掘，在殷墟15次的考古發掘中，梁思永先後參加了其中6次挖掘，他是從第4次開始參加殷墟的發掘。
梁思永的加盟顯示其重要的價值，因為前三次殷墟挖掘，目的多限於尋找甲骨文和其他文物，幾乎與民間所說的“挖寶”並無太大的差別，而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考古應當是以研究和發現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為根本目的。
從梁思永參加第四次殷墟考古開始，中國的考古工作才逐漸走上現代科學考古的正軌，按照現代考古的科學方法和步驟組織實施。
梁思永與梁思成
193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北平遷址至南京雞鳴寺，為了進一步瞭解“龍山文化”，梁思永在當年夏天又主持發掘了日照兩城鎮附近的瓦屋村、大孤堆遺址。
1937年4月，梁思永又考察了浙江杭縣“良渚遺址”的發掘， 正當梁思永準備制定下一步考古發掘計劃時，“七七事變“爆發，歷時9年15次的“殷墟遺址”考古被迫終止。
梁思永與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流亡歲月，他們從南京撤離至長沙，但在長沙只停留了3個月，又踏上了繼續西遷之途，從桂林經越南輾轉抵達昆明，暫時在昆明安頓下來。
梁思永一家人
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交了論文《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簡明扼要地敘述了龍山文化的面貌，分析其特徵，預見到龍山文化能劃分為不同的區域類型，並探討了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聯繫，這是梁思永在考古理論和考古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關於龍山文化的精闢見解，也是迄今為止介紹龍山文化最精闢的一篇論文，一直影響對龍山文化類型的劃分。
1940年冬，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遷至四川宜賓李莊安家落戶，“史語所”諸同仁在李莊度過了六年的艱苦歲月，由於長期的野外工作，生活完全沒有規律，加之原本病痛的折磨，梁思永的身體嚴重透支，在李莊時又一次遭遇病魔的折磨。
1941年2月，梁思永先是患了重感冒，接著是氣管炎持續不見好轉，後來又突然轉為肺結核，醫生曾幾次下病危通知，但幸運的是，他都挺了過去，並在病床上撰寫了《侯家莊發掘工作報告》。
梁思成一家四口人也都在李莊，梁思成與林徽因都隸屬於“中國營造學社”，同在李莊的還有國立同濟大學，同濟大學醫學院有許多醫術高明的醫生，但面對缺少藥品的窘境，有時也是無能為力，林徽因也是疾病纏身，長期臥床修養，與梁思永的病情類似，有時都需要一些進口藥品來維持治療。
梁思永儘管年輕，卻與李濟、董作賓呈三足鼎立之勢，他們都是中國考古的核心人物，他們在業務和工作能力上各有所長，使“史語所”考古組呈現出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
《殷墟遺址發掘報告》是世界考古學界夢寐以求的考古文獻，但卻遲遲沒有問世，其中有諸多因素，但與梁思永病情卻有極大的關係，儘管梁思永早就著手撰寫《侯家莊西北崗的發掘報告》，但嚴重的疾病延緩了他的撰寫工作，後來有幾個人續寫，時間跨度達50多年之久。
梁思永、李福曼夫婦與女兒梁柏
李濟曾這樣評價梁思永：“這位天才考古學家《關於侯家莊王陵的發掘報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組的珍品之一。”梁思永的部分手稿，尤其是《侯家莊的發掘報告》，在1948年底隨“史語所”去了臺灣，至今還珍藏在臺灣，成為永未完成的歷史絕響。
1948年，梁思永與梁思成都當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兄弟倆同時被遴選為院士，這在第一屆院士中還僅此一例，而“史語所”考古組的核心人物李濟、董作賓也都當選為第一屆院士，以肯定他們為國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考古事業也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 1950年8月1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梁思永被任命為副所長，而所長則由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兼任，據說所長一職虛位以待，最佳人選就是李濟。
儘管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20多人，但卻面臨著許多的工作，梁思永承擔了全部的工作，他要制定中國考古長遠規劃，指導野外考古和室內研究，悉心培養和培訓青年考古工作者。
1950年秋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全員出擊進行野外考古發掘，只有梁思永一人留守後方，遙控各地的考古發掘進展，充分顯示了他的組織才能和考古業務能力，殫精竭力地維持考古研究所的正常運轉。
這種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導致梁思永身體嚴重透支，梁思永原本就虛弱的病體更加衰弱了，虛弱的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可謂是氣若游絲，1954年2月23日，梁思永病重住進醫院，4月2日，一代天才考古學家梁思永在北京逝世，終年尚不滿50週歲。
梁思永之墓
梁思永之墓由梁思成親自設計，漢白玉臥式墓碑上刻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題寫的碑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梁思永之墓”，以郭沫若的智慧和才情，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考古學家題寫出這樣的墓誌銘，無怪乎被後人評價為“無趣無味還無品”，甚至有人認為郭沫若如此為梁思永撰寫墓誌銘，是對梁思永這位考古巨人的不敬。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呈現出不同的差異是在所難免，甚至是完全正反的評價也不在少數，很難蓋棺論定，過往的歷史人物，還是讓歷史去評說吧。
2016年9月21日，由故宮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一書，在故宮博物院敬勝齋舉行首發儀式，作者為梁思永的女兒梁柏有，她以深情的筆觸，穿越八十年的時光隧道，記敘和回思了一位考古學大師、一位良師益友、一位慈父的生命歷程，為讀者為歷史為民族還原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梁思永的真實形象，讓我們懷著敬佩和感恩的心情，向一代考古大師梁思永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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