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宣宗朱瞻基（1398年－1435年）是继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之后的第五位明朝皇帝。由于其父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去逝，导致朱瞻基匆忙即位。朱瞻基人虽年轻，但凭借早先在祖父朱棣的熏陶之下，长期历练，谙熟国事，还是取得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饱受后来世人的肯定和颂扬。不过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对于宣德时期的消极之处，存在的一些弊政，也不能不说一说。在之前，专门有文章阐述了宣德时期沉迷宫廷娱乐等一些关于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本文不再赘述，今天重点说一下宣德时期的宦官干政问题，以便使明宣宗的研究能够深入。
明宣宗朱瞻基游乐
渐进式的宦官干政
宦宫本来是由被闸割后丧失性机能的男子充任，负责侍奉皇帝及其“三宫六院”的生活起居工作的。这个群体能够参与朝政，成为左右政局、动荡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也并非大明帝国的独创。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被视为“宦官之祸最烈”的三个朝代，黄宗羲甚至认为明代最为猖獗，在他的《明夷待访录》〉“奄宦”篇中曾说：“奄宦之祸……未有若明之烈也。”“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矣！”
明朝自建国以来，早期对宦官控制很严，洪武初期，朱元璋倡树重典治世，对宦官的法律也一样严格，其中还包括宦官不得识字这样的禁令，朱元璋在宫中刻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铁牌（见《明史•宦者传》〉， 以示震慑。
明初，“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四大案先后上演，尤其是“胡蓝案”，朱元璋借机把功臣杀戮殆尽，废除相权，把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定律例、防功臣、防文官、防武将，防颠覆、防架空，防以权营私……这坐上皇帝的位置后朱元璋是处处都得设防。但是权力越集中，朱元璋就越感到不安，锦衣卫成了成了侦缉、 监视臣民言行的特务组织。不过这时的宦官势力，在强势的皇权面前压制下，还没有开始兴风作浪。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燕王朱棣正是在宦宫的帮助下夺取了自己侄子建立帝的政权，而这群宦官正是朱元璋直接留给建文帝的“遗产”。试想，这群宦官若无一定权势，对朱棣的政变又能有什么帮助呢？
朱棣夺权之后，为了进一步将权力集于一身，特别是当时建文朝一批大臣认为他是“篡位”根本不与他合作，这样一来朱棣就更需要宦官之力，更加感受到宦官家奴的可靠。此时的朱棣除了采取继续削藩、加强锦衣卫建设等措施外，开始掌管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还专设了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的另一特务机构东厂（后来成化年间还一度增设西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严密监视朝野，形成了贯穿明代始终的层层侦缉，层层作恶，人人互疑，人人自危的高压、恐怖局面。此举使得朱元璋的铁牌和“祖训”，在他的子孙身上彻底失去了效用。
如果说永乐时期的宦官队伍，还能因君主勤勉、铁腕而只是作为一种平衡各方势力的工具的话，那么到了宣德时期的宦官队伍才是真正的开始制度化、权力化，得以全面参政。
《明史》记载“当成祖时，宦官稍稍用事，宣宗浸以亲幸。”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尤其是后期提高宦官地位，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气焰日益嚣张。
一方面，朱瞻基登基之初，任用了一批经验丰富、政治坚定的老臣作为自己的班子成员，以弥补自己登基之初的经验不足，这其中主要是蹇义（1363年－1435年）、夏原吉（1367年－1430年）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夏二人在洪武时期就在朝中任职，永乐时期分别任吏、户部尚书，政绩突出，经验丰富。“三杨”都是建文旧臣，其中杨荣（1371年-1440年）、杨士奇（1366年-1444年）永乐时期进入内阁，杨溥（1372年－1446年）在永乐时期侍奉太子朱高炽，三人都是三朝元老。面对这些老资格，朱瞻基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君臣关系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帝国才得以出现了“仁宣之治”的小康局面。
但随着这帮老臣的年长衰弱，宣德皇帝的内阁班子新成员的培养却没有及时更新。到了宣德中期，这种情况欲发严重。有学者研究发现，宣德五年时，内阁成员中，杨士奇66岁，杨荣60岁，杨溥59岁，吏部尚书蹇义68岁，户部尚书夏原吉65岁。期间，虽然提拔了于谦、赵新、周忱、曹弘等担任各部侍郎，但威望、能力等各方面还远未达到几位元老的水准。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使得宦官势力得以在宣德时期开始实质化扩权。
另一方面，宣德初期，在平定朱高煦的过程中，明宣宗朱瞻基依靠了众多老臣的支持，使自己的皇位得以稳固。但朱瞻基也爱玩，与祖父朱棣相比，一身肩负整个帝国的繁杂政务，无疑是枯躁的，他还要防范诸多政治势力，防止一家独大。因此，他势必要借助、依靠某种力量来平衡身边的各股政治势力。于是跟祖父朱棣一样，自己身边家奴宦官就成了最佳人选。基于这样的心理和目的，宦官在侍奉内宫生活之外，成了君主监视、挟制其他政治力量的工具，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幕后宰相
为了适应宦官权力不断扩大的现实需要，明宣宗时，根据宦官范弘的建议，在宫中设立宦官学校“内书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宦官学校。 此举打破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祖制，赋予了宦官“读书权”，标志着明代宦官教育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众多接受专业化培训的宦官，为宣德以后宦官全面参政乃至专权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为了压制内阁权势扩大，明宣宗授予宦官“批红权”，确立了内阁—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当时，将国家决策分为“票拟”“ 批红”两个部分，所谓票拟，就是由内阁成员拟定事件处理意见，以蓝笔书写，呈请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红笔，所以叫“批红”。不过，前面我们提到过，宣德皇帝喜爱游乐（其实不仅是他，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懒于政事），为了减轻自己处理政务的负担，就授权司礼监（明朝内廷十二监之一）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这也应对了太监读书的必要性，当然在秉笔太监之后还更厉害的掌印太监）。
在明宣宗的大力扶持下，司礼监迅速崛起，成为了制衡内阁的重要力量，也为宦官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直到后来成了无宰相之名的实际宰相。
不仅如此，朱瞻基还重用宦官广泛参与政事，，宣德时期在十三布政司皆有镇守中官，到宣宗去世后才罢免。此外，还多次派宦官出使邻国，可见明宣宗对太监的宠信已经殃及友邦了。
宦官登场
随着“三杨”的老去，精力逐渐难以跟上，这使得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王振得以趁机下手。而最初，在明宣宗时期，王振只是服侍皇太子（后来的英宗皇帝）的东宫局郎。
明英宗朱祁镇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瞻基病死，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次年改元正统。朱祁镇年仅九岁，只好由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贤臣“三杨”主政。由于跟朱祁镇的这层关系，王振便取代了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慑于太皇太后和“三杨”的实权，王振起初并不敢硬碰硬，而是不断吹风造势，先是忽悠“三杨”退休，后来“三杨”推荐了曹鼎、陈循、马愉入阁，但将其当作“夹袋中人”，不再让其参与机务，由于资历、威望等远不及“三杨”，自然与王振无法抗衡。而且，为了主动让“三杨”放权，王振培植同党，开始构陷异己，诱导英宗将“三杨”推荐的众多人选或冤狱，或贬职，或处死。再之后，向“三杨”发难，各个击破，先是弹劾杨荣，后又弹劾杨士奇之子杨稷，致杨士奇告老还乡。在太皇太后张氏驾崩之后，王振更是作威作福，杨溥眼见王振权势却无能为力，此时的内阁已不具备与王振抗衡的实力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挟明英宗北征瓦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几乎断送了明帝国。
土木堡之变蜡像
小结
明代宦官参政，和朱元璋废除相权不无关系。宦官势力自洪武登场，历经永乐、洪熙的逐步发展，到宣德时期权力进一步扩大，开始了全面参政。朱瞻基耽于游乐，自以为能够在宦官与文官机构之间搞平衡，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在外臣青黄不接之时，没有更多的信任中枢机构人才，却为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祸患得以在正统年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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