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記者生涯
1894年，包惠僧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乳名包道亭。青少年時期的他為人處事熱情直率，為朋友可以兩肋插刀，與旁人話不投機動輒吵架鬥毆，曾因看不慣當地土豪劣紳的惡行在家鄉黃岡縣包家畈大鬧鄉里。
包惠僧
1917年某日，包惠僧偶遇做小報記者的同鄉，對方鼓勵他寫新聞稿謀生。就這樣包惠僧四處找線索採訪。包惠僧發表了一些稿件後，又從長沙市跑去武漢發展。很快，包惠僧便在武漢身兼《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等數家報館的記者，有時發現新聞線索，老闆還派他去上海、廣州、北京等地採訪。當記者的經歷，使包惠僧認識到當時官場的腐敗、各路軍閥的無恥、社會的黑暗和不公，逐漸樹立改造社會的想法。他多次以“雷”“鳴”為筆名發表文章，寓意用雷電轟鳴震撼死氣沉沉的舊中國，在烏雲密佈的世界中撞出一個缺口。
由於包惠僧的稿件敢於披露社會黑幕，因而惹怒一些人，最後得罪了一個大軍閥，遇到麻煩。幾個報館怕生事，先後取消了他的記者證件，他只得變換筆名繼續投稿求生存。五四運動的浪潮平靜下來後，武漢官僚政府和報館相互勾結、互相包庇。披露社會陰暗面的稿件越來越難以刊發，包惠僧的生活又陷入拮据，在武漢已難以立足，不得已回到黃岡農村老家度日。
入黨
1920年再次返回武漢的包惠僧，當上江漢通訊社編輯。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受胡適之薦前往武漢文華學校、武昌高等師範等學校發表《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講。包惠僧被報館老闆派去採訪陳獨秀。懷著崇敬的心情，他採訪了這位仰慕已久的學者。
兩次採訪中，包惠僧虛心請教了五四運動、婚姻自由、漢學知識等話題。陳獨秀髮現這個青年人很有想法，便如循循善誘的老師，給他一一講解。這兩次談話深深地影響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隨即回報館辭職。
1919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週刊
這期間，時任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的陳潭秋與包惠僧同住在金家客棧，有時和包惠僧談一談對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的看法，包惠僧對陳潭秋談起蘇俄十月革命亦是無話不說。
1920年夏天，一位叫劉伯垂的中年人來到金家客棧找包惠僧，說有一封陳獨秀的信要交給他。包惠僧仔細看來信，得知北平一些師生正在籌備共產黨組織，陳獨秀希望他聯繫一些人，在武漢也創建共產黨的組織。包惠僧看後大喜，此時他並不知道陳潭秋、董必武已開始做建黨的前期工作。
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地舊貌
隨著武漢建黨節奏加快，陳潭秋去北平拜見陳獨秀。二人商定後，陳潭秋返回武漢立即找到包惠僧，邀請他加入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包惠僧非常高興，一口答應下來。1920年秋，由劉伯垂召集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等人，在武漢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大家推舉包惠僧為書記，陳潭秋負責組織工作。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得知陳獨秀到了廣州，便去彙報工作。在廣州，包惠僧跟隨陳獨秀一起參加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
同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開。抽不開身的陳獨秀最後推薦包惠僧代表自己去參加中共的代表大會。就這樣，包惠僧就參加了一大，時年二十七歲。
此後包惠僧回到武漢工作，繼續發展黨員，組織工人運動。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在國共合作時期，鄧演達挑中了在武漢有豐富工作經驗的包惠僧當助手，因包惠僧任務完成出色，得鄧演達器重，被提升為國民革命第一師的政治部主任。一下就相當於師級幹部了。
沒過多久，一個更重要的職務降臨在包惠僧身上。
國共合作時，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當政治部主任，由於周恩來經常到前線去，黃埔軍校的工作常常顧不上，就設立了一個前線政治部主任，一個後方主任，後方主任就由包惠僧擔任。
這個崗位可謂非常重要，蔣介石就是因為出任了黃埔校長一職，從而奠定了軍界大佬的地位。
黃埔軍校可以說是近代軍事家的搖籃，葉劍英、林彪、徐向前、聶榮臻，還有國民黨一方的張靈甫、戴笠、毛人鳳等人都出身於黃埔，他們都可以說是包惠僧的學生跟部下。
這時，包惠僧可謂達到了人生的頂點，接下來，考驗的時候到了。
1927春是一個肅殺的季節，風雲變幻，國民黨屠刀成為很多人的分水嶺。
脫黨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四處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查封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整個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據不完全統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三天之內，國民黨反動派共殺害汪壽華、陳延年（陳獨秀之子）、趙世炎等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300多人，拘捕“共黨分子”1000多人，流亡失蹤者5000多人。這時的蔣介石，已經變成殘酷的劊子手。隨後粵、蘇、浙、閩、贛、桂、川等省，也相繼發生反共“清黨”和屠殺，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壯烈犧牲。在武漢的包惠僧得到這些消息後，完全不知所措。 大量的革命流血事件不斷地傳入給包惠僧，這位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動搖了。
“四一二”後，白區幹部潛伏於危險的“地下”，與監獄、刑場相鄰。第二次國共合作後，黨內流傳兩句話：“二萬五千裡，三千六百日。”二萬五千裡指長征，概括武裝鬥爭；三千六百日，指白區地下活動十年，包括監獄刑場。
南昌起義後，一大代表包惠僧因病無法隨部隊行動，周恩來囑其在南昌潛伏，如趕不上隊伍即到武昌去找組織，併為包寫了介紹信。包惠僧在南昌一表親家住月餘，化裝逃出南昌，從九江搭船回湖北老家黃岡，因白色恐怖，在鄉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沒找到組織，攜妻再逃至江蘇高郵岳家避難。兩個多月後，風聲不好，走避上海，見了李達、施存統、馬哲民等人，包惠僧曾在回憶錄中說：“上海的情況很混亂，我遂和這些人一起走了失敗主義的道路，消極脫黨。”寥寥數語，勾勒出了大革命失敗後全國緊張的氣氛。
包惠僧害怕、苦悶、失望，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宣佈退出。這在當時並不奇怪，朱德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到井岡山，數千人的部隊，最後只有八百人留了下來。
此後，包惠僧靠著鄧演達的關係，又跟蔣介石認識，在國民黨內部找了一個工作，出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支中將薪。這個職位也是相當高的。
後鄧演達因搞第三黨運動，被蔣介石殺害，而包惠僧因為跟鄧演達的關係密切，儘管多方切割，但終究沒有獲得蔣介石的信任，長期都出任閒職。
蔣介石給他安排工作，暗地裡打招呼：“此人不宜用在部內”。
從此，包惠僧就領點工資，乾點閒事。
1931年起任蔣介石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軍事委員會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5年任國民黨政府防空委員會編審室主任兼第四處副處長。1936年至1948年，任國民黨內政部參事、戶政司司長、人口局局長等職。
借得一提的是，此時，他的導師、好友陳獨秀陷入了生活困境。包惠僧常常去看望他，並給予接濟。陳獨秀別人的錢一概不要，但包惠僧的錢他就收下。兩位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在破屋中談起往事，感嘆不已。陳獨秀臨終前一天，還在嘆：“要是今天惠僧來了該多好。”
1948年底，三大戰役相繼打響，蔣介石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國統區一片混亂，國民黨高官紛紛逃往臺灣和海外。包惠僧知道蔣介石心狠手辣，便帶著家眷不辭而別，棲身於遠離澳門市中心的僻靜小樓，靜觀時局變化。
關於包惠僧脫黨，大概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包惠僧是由陳獨秀領進革命道路的，對陳獨秀比較信服。寧漢合流後陳獨秀因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黨內受到批判對包惠僧的信念造成很大打擊。
其次，包惠僧脫離組織與張國燾有很大關係。包惠僧與張國燾都是參加了一大，但是兩個人的性格上格格不入。包惠僧雖然做事也幹練老成，但是性格上頗為“感情用事”，“對人處事全憑熱情”，他讀黛玉《葬花吟》會落淚，而遇到看不慣的事，又會跳起來，大發雷霆；而張國燾行事較為獨斷，不容易聽取別人的意見。因此，包惠僧與張國燾兩人一開始就相互不對盤。
最後，1927年一系列事件的打擊，使包惠僧終於走上了消極脫離組織的道路。
再入黨
包惠僧在澳門期間，不但生活窘迫，還提心吊膽，生怕國民黨特務找上門來。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從收音機裡聽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特別是中央政府裡面的很多重要人物曾與他關係較好。臺北不能去，北京又不敢去，帶來的錢已所剩不多，總有一天要走投無路流落街頭，他左思右想，想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時與他比較熟悉。他一夜輾轉反側，無奈之際，決定打個電報給周恩來，既表示祝賀新中國成立，又可藉此投石問路。他字斟句酌，於1949年10月上旬給周恩來發了封電報，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鑑：
兄等以廿餘年之艱苦奮鬥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弔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頸，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周恩來接到包惠僧的電報，知道他想回來，便拿電報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拿著電報沉思半晌，表示：回來可以。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後，周恩來很快給包惠僧覆電，歡迎他回來，並對香港的共產黨秘密組織給予指示，讓他們協助。
1949年11月，包惠僧舉全家來到北京。他返回的消息，立即在共產黨高層傳開。第二天，曾經與包惠僧一起在上海開會的中共一大代表、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的董必武請他吃飯。二人過往私交篤厚，當年與董必武初識之時，彼此有書信往來，董必武稱他作“包惠僧”，後來就改用“包惠僧”之名了。由此亦可見，包惠僧對董必武是何等尊敬。包惠僧見到董必武，滿面慚愧，真誠地問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身體情況，還問了其他一些熟人的近況。飯中，董必武免不了揶揄他幾句：“你那時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也告訴包惠僧：“你回來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
12月25日，周恩來請包惠僧到中南海的家中作客，並進行了長談，周恩來提出：“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要對黨有個交代。”這實際上是讓他對自己的變節行為向黨組織交代清楚，有一個檢查。包惠僧回去後，寫了一篇長文，鄭重檢討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場不堅定，脫離革命，投靠蔣介石的錯誤，認為自己“罪不可赦”。他的“交代”上報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認為符合實際，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
1963年,紀念二七大罷工40週年
周恩來與包惠僧交談
包惠僧晚年生活怡然自得，全部投身到回憶、查訪、座談及寫作之中，出版的書、刊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董必武在黨的“一大”》等，僅獨立成冊的回憶錄就涉及李大釗、鄧中夏、陳延年、張太雷、項英以及馬林等數十人和數個共產產黨所領導的早期活動，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1979年7月2日，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5歲。
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他的回憶錄手稿，全書真實地記錄了他革命、變節，後又迷途知返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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