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记者生涯
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乳名包道亭。青少年时期的他为人处事热情直率，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与旁人话不投机动辄吵架斗殴，曾因看不惯当地土豪劣绅的恶行在家乡黄冈县包家畈大闹乡里。
包惠僧
1917年某日，包惠僧偶遇做小报记者的同乡，对方鼓励他写新闻稿谋生。就这样包惠僧四处找线索采访。包惠僧发表了一些稿件后，又从长沙市跑去武汉发展。很快，包惠僧便在武汉身兼《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数家报馆的记者，有时发现新闻线索，老板还派他去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采访。当记者的经历，使包惠僧认识到当时官场的腐败、各路军阀的无耻、社会的黑暗和不公，逐渐树立改造社会的想法。他多次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寓意用雷电轰鸣震撼死气沉沉的旧中国，在乌云密布的世界中撞出一个缺口。
由于包惠僧的稿件敢于披露社会黑幕，因而惹怒一些人，最后得罪了一个大军阀，遇到麻烦。几个报馆怕生事，先后取消了他的记者证件，他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求生存。五四运动的浪潮平静下来后，武汉官僚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互相包庇。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件越来越难以刊发，包惠僧的生活又陷入拮据，在武汉已难以立足，不得已回到黄冈农村老家度日。
入党
1920年再次返回武汉的包惠僧，当上江汉通讯社编辑。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等学校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讲。包惠僧被报馆老板派去采访陈独秀。怀着崇敬的心情，他采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学者。
两次采访中，包惠僧虚心请教了五四运动、婚姻自由、汉学知识等话题。陈独秀发现这个青年人很有想法，便如循循善诱的老师，给他一一讲解。这两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回报馆辞职。
1919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周刊
这期间，时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的陈潭秋与包惠僧同住在金家客栈，有时和包惠僧谈一谈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看法，包惠僧对陈潭秋谈起苏俄十月革命亦是无话不说。
1920年夏天，一位叫刘伯垂的中年人来到金家客栈找包惠僧，说有一封陈独秀的信要交给他。包惠僧仔细看来信，得知北平一些师生正在筹备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希望他联系一些人，在武汉也创建共产党的组织。包惠僧看后大喜，此时他并不知道陈潭秋、董必武已开始做建党的前期工作。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地旧貌
随着武汉建党节奏加快，陈潭秋去北平拜见陈独秀。二人商定后，陈潭秋返回武汉立即找到包惠僧，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包惠僧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得知陈独秀到了广州，便去汇报工作。在广州，包惠僧跟随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同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抽不开身的陈独秀最后推荐包惠僧代表自己去参加中共的代表大会。就这样，包惠僧就参加了一大，时年二十七岁。
此后包惠僧回到武汉工作，继续发展党员，组织工人运动。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在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挑中了在武汉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包惠僧当助手，因包惠僧任务完成出色，得邓演达器重，被提升为国民革命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一下就相当于师级干部了。
没过多久，一个更重要的职务降临在包惠僧身上。
国共合作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由于周恩来经常到前线去，黄埔军校的工作常常顾不上，就设立了一个前线政治部主任，一个后方主任，后方主任就由包惠僧担任。
这个岗位可谓非常重要，蒋介石就是因为出任了黄埔校长一职，从而奠定了军界大佬的地位。
黄埔军校可以说是近代军事家的摇篮，叶剑英、林彪、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民党一方的张灵甫、戴笠、毛人凤等人都出身于黄埔，他们都可以说是包惠僧的学生跟部下。
这时，包惠僧可谓达到了人生的顶点，接下来，考验的时候到了。
1927春是一个肃杀的季节，风云变幻，国民党屠刀成为很多人的分水岭。
脱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之内，国民党反动派共杀害汪寿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赵世炎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拘捕“共党分子”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变成残酷的刽子手。随后粤、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生反共“清党”和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在武汉的包惠僧得到这些消息后，完全不知所措。 大量的革命流血事件不断地传入给包惠僧，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动摇了。
“四一二”后，白区干部潜伏于危险的“地下”，与监狱、刑场相邻。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党内流传两句话：“二万五千里，三千六百日。”二万五千里指长征，概括武装斗争；三千六百日，指白区地下活动十年，包括监狱刑场。
南昌起义后，一大代表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周恩来嘱其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为包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表亲家住月余，化装逃出南昌，从九江搭船回湖北老家黄冈，因白色恐怖，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没找到组织，携妻再逃至江苏高邮岳家避难。两个多月后，风声不好，走避上海，见了李达、施存统、马哲民等人，包惠僧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紧张的气氛。
包惠僧害怕、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宣布退出。这在当时并不奇怪，朱德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到井冈山，数千人的部队，最后只有八百人留了下来。
此后，包惠僧靠着邓演达的关系，又跟蒋介石认识，在国民党内部找了一个工作，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支中将薪。这个职位也是相当高的。
后邓演达因搞第三党运动，被蒋介石杀害，而包惠僧因为跟邓演达的关系密切，尽管多方切割，但终究没有获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都出任闲职。
蒋介石给他安排工作，暗地里打招呼：“此人不宜用在部内”。
从此，包惠僧就领点工资，干点闲事。
1931年起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1936年至1948年，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
借得一提的是，此时，他的导师、好友陈独秀陷入了生活困境。包惠僧常常去看望他，并给予接济。陈独秀别人的钱一概不要，但包惠僧的钱他就收下。两位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在破屋中谈起往事，感叹不已。陈独秀临终前一天，还在叹：“要是今天惠僧来了该多好。”
1948年底，三大战役相继打响，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一片混乱，国民党高官纷纷逃往台湾和海外。包惠僧知道蒋介石心狠手辣，便带着家眷不辞而别，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时局变化。
关于包惠僧脱党，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包惠僧是由陈独秀领进革命道路的，对陈独秀比较信服。宁汉合流后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批判对包惠僧的信念造成很大打击。
其次，包惠僧脱离组织与张国焘有很大关系。包惠僧与张国焘都是参加了一大，但是两个人的性格上格格不入。包惠僧虽然做事也干练老成，但是性格上颇为“感情用事”，“对人处事全凭热情”，他读黛玉《葬花吟》会落泪，而遇到看不惯的事，又会跳起来，大发雷霆；而张国焘行事较为独断，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包惠僧与张国焘两人一开始就相互不对盘。
最后，1927年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使包惠僧终于走上了消极脱离组织的道路。
再入党
包惠僧在澳门期间，不但生活窘迫，还提心吊胆，生怕国民党特务找上门来。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特别是中央政府里面的很多重要人物曾与他关系较好。台北不能去，北京又不敢去，带来的钱已所剩不多，总有一天要走投无路流落街头，他左思右想，想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与他比较熟悉。他一夜辗转反侧，无奈之际，决定打个电报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新中国成立，又可借此投石问路。他字斟句酌，于1949年10月上旬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知道他想回来，便拿电报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拿着电报沉思半晌，表示：回来可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很快给包惠僧复电，欢迎他回来，并对香港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给予指示，让他们协助。
1949年11月，包惠僧举全家来到北京。他返回的消息，立即在共产党高层传开。第二天，曾经与包惠僧一起在上海开会的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请他吃饭。二人过往私交笃厚，当年与董必武初识之时，彼此有书信往来，董必武称他作“包惠僧”，后来就改用“包惠僧”之名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何等尊敬。包惠僧见到董必武，满面惭愧，真诚地问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情况，还问了其他一些熟人的近况。饭中，董必武免不了揶揄他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也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12月25日，周恩来请包惠僧到中南海的家中作客，并进行了长谈，周恩来提出：“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这实际上是让他对自己的变节行为向党组织交代清楚，有一个检查。包惠僧回去后，写了一篇长文，郑重检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错误，认为自己“罪不可赦”。他的“交代”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认为符合实际，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1963年,纪念二七大罢工40周年
周恩来与包惠僧交谈
包惠僧晚年生活怡然自得，全部投身到回忆、查访、座谈及写作之中，出版的书、刊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董必武在党的“一大”》等，仅独立成册的回忆录就涉及李大钊、邓中夏、陈延年、张太雷、项英以及马林等数十人和数个共产产党所领导的早期活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9年7月2日，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5岁。
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他的回忆录手稿，全书真实地记录了他革命、变节，后又迷途知返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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