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直捣清王朝的老巢北京，遂于1853年四月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两万余誓师北伐。
北伐军遵行“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略地而磨时日”的旨令，一路血战，经河南转入山西，再攻入直隶（今河北），进逼天津，迫近北京。但是孤军深入，粮饷弹药不济，清廷又调集重兵合围进剿，北伐军受挫，只好屯兵静海、独流镇固守，后又退至阜城（今河北省阜城县）待援，其间不断向天京求援。
天京得信后立刻选将北援。时曾立昌本为林凤祥、李开芳旧部，又驻守江北扬州，另外通过考评发现他“坚忍不拔，有大将才”，于是杨秀清决定以他为北援军主将，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为副将，抽调七千五百人组成北援军团，在安庆集合后北上支援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时为1854年年初。
曾立昌率北援军蟠龙集渡黄河，在丰县刘家庄决议兵分三路向山东挺进。当时苏、鲁地区由于黄河连年决口，水灾泛滥，难民“流离转徒，饿殍遍野”，清廷却不顾民生疾苦，以修河道为名强派劳役，征敛赋税，民众怨声载道。太平军援军经过时，当地大批捻党、盐贩、白莲教徒、天理教徒、灾民、饥民、水手等成群结队加入太平军，北援军顷刻间增加了六七万人。有记载说：“红巾帕头，旗帜五色，马步夹杂横广十余里，自朝至暮始行过完”。
但是问题出现了，临时聚集的人群只能壮大声势，但实际会大大降低北援军团的战斗力。那些加入进来的人跟乌合之众差不多，既消耗大批军粮又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而且一打仗就溃散拖主力部队的后腿。
所以此时需要一位善于且严于治军的主将方可以掌控局面。但是曾立昌有勇有谋，却不擅长治军，这一缺点是致命的。他也没有统领过五万或十万以上的大兵团的作战经验，又不懂治军从严，于是任凭这些新加入的人在队伍里混，他只能指挥旧部那几千人。其实如果他舍弃那几万新兵，只率领旧部精锐北上救援，那么效率和结果肯定是另一番模样。但历史没有假设。
1854年三月，曾立昌率领大队人马总算到达了临清，距阜城北伐军仅二百余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于是急命钦差大臣胜保带七千兵来攻打太平军。曾立昌身先士卒血战胜保，终于拿下了临清城，已派遣密使前去接洽林凤祥、李开芳。
曾立昌带着六万多人占据临清城后，军内的矛盾立刻凸显出来了，那些新加入的捻军、五颜六色的义军、清朝投降军等争抢粮食、财物等，开始哗变火拼，曾立昌旧部只有七千余人，控制不了局面。清军乘机来攻，北援军大败，纷纷溃散。曾立昌只好撤出临清，打算取道故城县进入直隶，前往阜城增援林凤祥军。但是新加入的那些杂军首领都反对，曾立昌还没下命令，他们就各自南撤。曾立昌只好跟着他们一起撤到李官庄。
曾立昌这种乱哄哄的撤退让清军胜保逮住了机会，于是一路猛追，曾立昌此时无法有效指挥混乱的北援军应战，于是一败再败。这时候粮食也耗尽了，曾立昌旧部太平军将士都被这种窝囊气压得咬牙切齿，本来胜保才是乌合之众，一直是太平军手下败将，现在竟然被他打得这么狼狈，于是纷纷恳求曾立昌血战胜保清军。
曾立昌总算冷静下来发挥他的将略了。他分析清军连日追赶，已经疲劳，而且一路大胜，已成骄兵。于是曾立昌挑选旧部精兵千人，于半夜亲自带队偷袭清军大营，果然“一鼓而大破之，烟焰蔽天，声如地裂，胜保出不意，走馆陶，麾下四散”。
曾立昌大胜，立刻主张再行北进，复取临清、高唐，与北伐军会合。但是那些新入的杂军将领又不同意了，一起胁迫曾立昌南撤，加之此时北援军副将陈仕保、许宗杨也不愿意北进了，曾立昌只好答应南撤，而且要他们既然撤退，就要趁势火速南撤，多滞留一刻就多一份危险。但是这命令又被杂军将领否决了，理由是胜保新败，可以多休息几天再南撤。这一耽误就彻底把曾立昌的北援军团送上绝境。
胜保率领北方骑兵两天就追上了太平军，太平军混乱不堪，还要遭受地主乡勇的偷袭，于是一败再败，退到丰县北黄河漫口支河，没想到河水突然暴涨，人马陷入泥滩，损失惨重。只好又转往黄河岸边，指挥残部过河，“麾众先退，自引数骑为殿”，曾立昌亲自断后，最终“援枪奋战，力竭不屈，跃马入黄河而死”。至此，曾立昌率领的北援军团彻底覆灭。
曾立昌虽然有勇有谋，但难称良将。他给为将者留下了一些教训。为将者先要治好军，这是打仗的基础，然后才是用勇用谋，否则再有勇有谋也无法带领一群乌合之众打胜仗。如果统帅的人马加多，还要快速成长为帅，既要治军又要治将。当然曾立昌良将尚且难当，更何况为帅？
不过北伐决策失误是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责任，孤军深入，曾立昌也无法改变大局，其人英勇战死，倒也颇有英雄气概，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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