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You Kant Be Serious"，由Lab翻譯。
文|Michael She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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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鋸下你的腿是唯一能拯救他人的辦法，你會鋸嗎？如果你的拷問能獲得某些信息，而這些信息能避免因爆炸而導致的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你會拷問嗎？如果對某人進行一定時間的政治壓迫能換取一個城市的長久福利，你會去壓迫嗎？如果你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你可以是一個“功利主義者”——這個被Jeremy Bentham (1748–1832)所發現的道德系統，簡單地說，其所指就是“一定範圍內的利益最大化”。
持不殺戒的菩薩為了救船上500人的性命，殺死了惡霸。
現代功利主義思潮發源於一個“叉車實驗”：你站在叉車軌道旁邊，這裡有一個開關，一邊的軌道將導致5名工人死亡，而開關的另一邊則只會殺死1名工人。大多數人表示他們將會轉動開關去殺死那一個人而救活另外5個。關於功利主義的證據也在另一個實驗中得到顯明：你是一名醫生，你的手上有5名垂死的病人，而候診室裡現在有一個健康人。你會掏出這個健康人的器官去救活那5個人嗎？如果你回答“是”，那你很有可能是一個變態殺人狂。
電影《七磅》，香港翻譯為《救人七命》。
在2017年12月線上出版的雜誌《心理學討論》的一篇名為“超越犧牲之傷”的文章中，牛津大學的學者Guy Kahane, Jim A. C. Everett以及他的同事們為了矯正功利主義者內心的黑暗面而將他們分成兩組：（1）“工具性傷害”，它們允許為了多數的利益而犧牲少部分利益；（2）“公正型利益”，那些同意“如果一個人持有很多財富，捐助出去能實質性利益到大眾，但是他不這麼做，這就是道德上的錯誤”。你能夠通過回答牛津大學的功利主義維度的9個問題而得到答案。我得到了17分，被描述為“你一點也不功利。你不會被‘快樂最大化就是所有的意義’說服。”
這段無恥的引文對於 Immanuel Kant來說則以德國哲學家的“絕對必要”的形式建立起了一套反對功利主義的說辭，那是我們在一般化一件事情之後僅憑發文就能判斷對錯的。比如，說謊在特定情況下是錯的，我們都不想將那種破壞人際關係和社會契約的行為推而廣之。
在醫生的文章中提到，我們都不想生活在一個隨時可能會被拖到街上或者犧牲於某人的意識形態的社會中。
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功利主義的一項史實就是人們會像對待獵物一樣燒死他們認為會帶來疾病、瘟疫、災荒或者意外事件的女人，燒掉她們要是保護村莊的最好辦法。更近些年，這種1:5功利主義的“殺掉100萬來拯救另外500萬”的行為成為了為種族大屠殺合理化的重要理論基礎（德國人屬於高貴的雅利安人種，而圖西、胡圖人則不然）。
《人類簡史》中提到，遠古人類為了族群的生存，
會殺死“拖後腿”的老弱病殘者。
如果你現在居住在敘利亞，一夥ISIS組織的暴徒敲打你家的大門，他們想知道你有沒有藏匿“誤入歧途”、“背棄安拉”的同性戀者可供他們殺害。事實是你家確實有同性戀者，應該不會有道德學者反對你說謊而去救他一命。
這樣的話，功利主義者和康德學派道德學家創造出自然權利理論，宣稱人生來就有肉體的生存權和精神自由權，這種權利不可侵犯，不服務於任何權力，遍佈宇宙。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在特定時期我們要被保護免於受大多數人暴政的欺壓。這也是為什麼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的認知會發展到將個人的感受和意志視為高於道德宣稱的群體、部落、種族、國家和宗教，並以此作為道德進程的終點。
人權超越族群、國家和宗教被視為一種正確
然而，如果我們能將功利主義的犧牲面從它更廣泛的仁慈教化的一面中解離出來，道德進程就會獲取更大的動力。將此作為內部的道德教化意義考量比將其作為道德計算要好，這是一個絕佳的原由。
本期互動
殺一救百的行為是否對那一個被殺的人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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