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得了人头的明军骑士 对明朝士兵而言，敌人的首级象征着地位和财富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朝大将杜松率部1万人渡过浑河，向驻守在吉林崖的后金军发起猛攻。不仅杜松自己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的部下也是从边塞选出的精锐。因此在一开始，后金守军几乎无法抵挡明军的推进。可是，每当有后金士兵被击倒时，周围就会聚集起十几个明军争割首级（《建州见闻录》）。这一争不要紧，严重拖慢了攻势的进度。而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率领的大股援军也在飞速赶来。由于杜松所部未能及时拿下吉林崖，他们和留在浑河对岸的2万明军，最终被努尔哈赤以优势兵力全歼。
杜松部的覆灭仅仅是整个萨尔浒战役的冰山一角，军士争抢首级也不是明军战败的全部原因。但争抢首级的现象确实说明，斩首记功对军队的作战效率存在负面影响。一代名将戚继光就曾对斩首记功有过如下评述：“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每斩获首级，常是数十百人丛来报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来报功，使众兵相望误认是败走，大家都走了。况一人贼首，数十人报功，若斩数十贼首，就该数百人来报，不知这阵上能有几个数百人，反是自误了性命（《纪效新书》）。”
明代是何时兴起的斩首记功
提起斩首记功，中国人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大秦帝国开创的军功爵制。商鞅变法规定：秦人只要在战场上斩获首级，就能取得财富和爵位作为奖赏。而在秦代以后，按砍脑瓜来计算军功，几乎成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通则。今人往往盛赞斩首记功的好处，认为这种制度不仅能鼓舞斗志，还能开通阶级流动的管道，实属我华夏民族英勇善战的象征。
然而，假如我们考察一下史料极大丰富的明代，就会不禁对这个制度产生巨大的疑问。在军事鼎盛的明太祖、明成祖两朝，军功认定上反而不重视斩获首级。明太祖时对士兵的赏赐并无常规制度可依，后来虽针对抗倭设立过以“擒斩”数封赏的制度，但也没有要求按首级查验（《太祖实录》）。永乐时只针对哨探部队制订了斩首记功标准，其余部队则根据监军的临场督察，按战场表现分“奇功、头功、次功”三等（《大明会典》）。
明代真正开始重视斩首记功，反而始自战略上全面收缩的宣宗朝。宣德九年（1434年），专门就“
南方杀蛮”制订了斩首记功标准（《武备志》）。到土木堡败没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廷又将斩首记功推广到北方，规定斩首一颗即等同于“头功”，并对之日益重视（《英宗实录》）。以至于正德三年（1508年）时，干脆废止了“冲锋”“破敌”“鏖战”等军功（《续文献统考》）。虽然明代以战斗表现记功并没有完全消亡，到明世宗在位时甚至被重新设立。但斩首记功的地位却从未受过动摇，并一直被当作中晚明考察军功的第一标准。与中国人的一般常识不同，明王朝斩首记功地位的上升，伴随着的恰恰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衰弱。
图：平番得胜图 斩首记功盛行导致战斗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割取敌人首级
斩首记功何以越来越受重视
既然斩首记功会影响到军队的作战效率，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表现记功的衰微呢？明宪宗时担任兵部尚书的王复一语道破天机：“论功行赏，以当先、破敌这样的作战表现为奇功，以生擒斩首为次功，恐怕难以施行。因为生擒斩首，有实物可验，而当先破敌没有证据可凭。用战斗表现作为军功认定的标准，不免产生滥报的弊端。近日如凉州奏报军功次序，生擒斩首仅仅三十个，奋勇当先的却达到千余人，根本不足为凭（《宪宗实录》）。”
前文提到，永乐时规定战斗表现的审核由监军负责。如果以表现论军功不能做到真实有效，则很明显问题出在监军的官员身上。有趣的是，监军系统在世界军事史上普遍存在，将斩首记功摆在监军系统之上的却只有中国一家？究其原因，国家太大而又集权过度，是中国大一统王朝难以绕开的障碍。
根据邓巴数，每个人的社交上限都在15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是法兰西的国王，还是大明朝的皇帝，你的亲信数量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于一个小国的君主而言，只需派出自己的亲信就满足监军的需要。而对于中国皇帝而言，身边的亲信根本不足以监督全国军队，他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僚系统。
可是，自上而下逐级授权的官僚系统，很容易形成欺上瞒下的包庇链条。古代又没有摄影机留下实体证据，按战斗表现记功，几乎得全靠监军自身的道德操守。假如君主本人的能力又比较平庸，以表现记功的弊端就会愈发凸显。成化年间，御史吕洪曾指出：“
镇守总兵等官，一遇调遣，就奏请增加在京军官以及自己家人随行，一面支给他们行粮，一面让他们安坐在军营里。遇到战事，功劳反而算这些闲人头上，夺了作战士兵的升赏。请求对这种行为予以禁止（《宪宗实录》）。”假如督察战斗表现的监军真能秉公执法，冒功现象又岂会如此严重？
图：平番得胜图 虽然战斗尚未结束，士兵却已急于割人头报军功了
真的没有解决方案吗
对明朝军队而言，依战斗表现记功，合理但缺乏可操作性；按斩首数目记功，便于执行却又影响作战效率。两种记功方式都存在严重弊端，似乎是个走不通的死胡同。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分封制国家的管理制度，甚至了解一下明朝自己的土司制度，就能很容易找到医治的良药——只要中央缩小直辖范围，给予地方更多自治权，则士兵的战功认定问题自然能得到解决。
比如在土司制度下，守土官长不仅是领地的所有者，同时也是领内军队的主人。他们有充分的利己理由，做好辖内的军功认定。而且因为管理范围较小，管理效率也自然提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廷集结了湖广、四川、贵州等地的20余万大军，兵分八路围剿播州叛臣杨应龙。这20余万军队中，土司兵占了七成之多（《明史纪事本末》）。作为明朝的自治封臣，土司的部队均无斩首记功的习惯。许多战斗虽然歼敌数百，首级却无人割取（《平播全书》）。而且土司兵在平播战争中表现英勇，远好过明朝官军。其不以斩首记功，却能保障战力不衰，充分反映了放权自治的好处。
当然，中国皇帝们也并非不清楚集中管理带来的弊端。只不过增强地方自治，势必会削弱中央权威。和提高管理效率相比，皇权政府宁可将民众的血汗消耗于官僚系统的腐败，也要把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中。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会对集权君主发出这样的感叹：“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皇帝），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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