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設性
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名著《家庭論》出版。作為經濟學歷史上引用數量最高的著作之一，貝克爾將以下問題一股腦地納入到經濟學的理性選擇框架之中：從婚配製度的歷史演變，到吸引男女組成家庭的動因；從兩性在家庭事務上的分工選擇，再到他們如何決定生育數量與撫養方式。之前，人們以神秘莫測的愛情之名歌詠家庭，借崇高璀璨的親情之名讚頌家庭；之後，人們越來越多地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家庭的變遷。
近40年過去，眾多研究者合力以貝克爾的進路研究家庭，日益將《家庭論》中的分析方式“發揚光大”。19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家庭模式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傳統的理論有的因此需要修正，有的則需要細化；同一時期，計算機的發展大大增強了我們收集和使用家庭相關的數據的能力。30年以前，我們幾乎沒有家庭的閒暇數據；30年以後，藉助社交媒體及移動通信數據，我們甚至能夠知曉家庭節日聚會時晚餐持續了多久——這一點能夠反映出家庭內部聯繫的密切程度。藉助海量的新資料，學者進一步勾勒了家庭的“細處”輪廓，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新模式。
2014年，由Brownings、Chiappori和Weiss三位學者合著的《家庭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Family）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三位作者都是這一領域的資深研究人員：Brownings現任牛津大學教授、謝菲爾德學院研究院，在生育決策、家庭內部消費差異及家庭內分工等方向發表過許多研究；Chiappori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席教授，研究堪稱遍及家庭經濟學的所有分支方向；Weiss是特拉維夫大學的講席教授，在結婚-離婚決策及生育選擇等方面耕耘頗多。總結這一領域，很難找到比這更合適的“三人組”了。
《家庭經濟學》的內容頗為豐富。首先，作者用很大篇幅總結了近年來家庭模式的變化，點出了理論需要解釋的方向。接下來，作者分兩個部分擴展貝克爾建立的理性選擇理論，細緻介紹了建模家庭的方法。第一部分的關注點是家庭內部：是什麼激勵了個體組成家庭？組成家庭之後，雙方如何劃分婚姻帶來的收益？這些問題，和近年來社會討論的許多熱點密切相關：比方說，許多男女相互指責對方結婚“沒有誠意”，在婚前拿出的財物數量不夠；結婚以後，指責對方懶惰、認為雙方責任劃分不公的相關言論也越來越多。書中介紹的各類集體決策及討價還價模型，是我們理解這些現象的“利器”。
第二部分的主旨是婚姻市場：從個體角度看，男女對心儀的配偶有哪些標準，他們又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來追求自己的“理想型”？從整體角度看，當代的婚姻市場呈現出怎樣的模式？搜尋理論和匹配理論——諾獎已經認可了這兩個領域的學者的貢獻——的發展，同樣為我們探討這一系列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工具。將以上分析方法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嘗試著回答有關家庭的方方面面問題：為什麼大家都不想結婚？為什麼他們越來越不想生小孩？為什麼離婚率和再婚的比例都越來越高？諸如生育補貼、家庭保險等公共政策，會對社會造成哪些影響？理論以外，書中還為深入這些議題提供了豐富的實證工具。
本文將大致按照以上順序概覽《家庭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在介紹過程中，儘量淡化其中技術性較強的內容，儘量突出推理的直覺以及相關的實證現象。這會導致書中的許多精華內容無法得到展現：例如，書中對建模技巧做了許多討論。討論特定現象時，如何取用適當形式的模型；如何綜合多個假設，建立綜合性較強的模型等，這些都是相當重要、卻又在有限的文字範圍內難以凸顯的內容。書中還包含不少統計學方面的介紹：比方說，給定哪些條件，我們能夠識別一個特定的經濟學模型？這或許是評述方法論導向的好書時難以避免的遺憾；不過，僅僅“管窺”，也足以揭示本書的精彩之處。
“自然狀態”的消亡 近年來婚姻模式的新動向
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社會都將男女結婚視作“自然的狀態”：在東方，最好是“你耕田來我織布，夫妻雙雙把家還”；在西方，上帝看見亞當，也會說出“那人獨居不好”。然而，自1950年代以來，這一程式已經不再是“金科玉律”。根據三位作者收集的各國數據：1980年代至21世紀初，在寡居比例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人群中的結婚率出現了顯著下降，始終不婚或離婚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加拿大為例，不婚比例在30年間從15%上升至19%；同期，離婚的比率也翻了一倍，從約4%增加到7%。英國的不婚比例在 30年間從 14%上升至約23%，離婚比例也從4%上升到約10%。也就是說，找一個時間點去看全體社會成員的婚姻狀態，處在婚姻狀態中的比例顯著減少了。相應地，同居的比例大幅增加。
另一個觀測婚姻變遷的角度是追蹤個體：在傳統、保守的社會中，個體通常較早進入婚姻，之後不會輕易更換結婚對象。經歷多段婚姻的比例相對較低，社會對這類人群的態度也比較消極。同樣是1980年代後，各國年輕人婚姻模式日益與老一輩間出現差異。首先，結婚的年齡越來越晚。同樣是來自大範圍社會調查的數據：1930-1940年代出生的男性中，接近一半會在24歲及之前結婚；女性結婚的時間更早——22歲之前，她們的一多半已經叩開了婚姻的殿堂。等到1960-1970年間出生的這一代，男女間婚齡的差異不再有如此大的差異。同時，24歲以前結婚的比例也下降到20%出頭。其次，隨著時間推移，結婚次數多於1次的人群比例也在顯著增加。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婚姻都沒有之前穩定了。
在結婚比例下降的同時，締結婚姻的男女，彼此間也變得越來越“相似”。具體而言，1970年代至2010年前後，夫妻雙方的教育背景始終保持較強的相關性：將兩邊的教育年限拿出來做迴歸分析，相關係數始終保持在0.64到0.65之間。不過，有一點變化相當明顯：雙方教育程度相當的配偶比例長期保持穩定，一直在50%；然而，嫁給教育程度低於自己的男性的女性的比例在上升，從20%增加到了30%；相應地，嫁給教育程度高於自己的男性的女性在減少，從30%減少到20%。女性整體學歷的上升可以解釋這一點。此外，夫妻雙方收入的相關係數出現了顯著上升：從1970年代的0.2，躥升至2010年前後的0.4。
家庭內部的情況如何呢？得益於新的數據源，三位作者可以做非常細緻的觀察：首先，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在發生變化，但速度十分緩慢。整體來看，相比1975年時，各國男女的工作時間都在下降、閒暇時間在延長。男女每日平均工作時間的比值在大部分國家都出現了下降——和教育一樣，在勞動參與方面，男女變得更加平等。然而，如果家庭中育有兒童，男女間的分工仍然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1975年時，如果家中有5歲以下的兒童，諸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女性通常選擇完全退出職場。此時，她們每天的全職工作時間甚至還不到1小時。至2003年，當家中有5歲以下孩子需要照顧時，女性每天的工作時間也只有2小時左右（相比之下，男性的工時大約在5-6小時之間）。一直要到孩子長到17歲以後，女性才能放手在職場工作。儘管家用電器等領域的技術進步減少了女性花在烹飪、洗衣等方面的時間，但多餘的閒暇幾乎完全被“照料孩子”這項事務佔據了。
作為家庭決策的重要一環，生育率本身也在持續發生變化。同樣是基於跨國數據，書中也總結了近年來生育率方面變化的基本模式。首先，相比1930出生的這一代，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們一輩子生育的孩子數量顯著減少。前者的生育率多在2.3到2.7之間；後者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5到1.8。進一步的分析顯示：生育3個或更多孩子的“大家庭”佔比的下降，是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動因。之前，此類家庭佔總體的比例在30%-40%之間；現在，此類家庭只佔整體的10%，超過三分之一的家庭只要兩個小孩。與此相呼應，無論男女，迎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的時間都在推遲：對1930年代出生的人群，這一數字是22-24；對1960-1970年代間出生的人群，這一數字增加到了26-28。最後，傳統的家庭紐帶也在削弱，這一點又與婚姻形態的變遷有關：以美國為例，1950年時，93%的未成年孩子與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到2005年，這一數字下降到68%。單親家庭佔據了社會的三分之一。
以上結果只是對書中總結的一個非常粗疏的概括：因篇幅所限，原文中許多分年齡、分經濟狀況、分教育程度的統計無法盡數交待；無論是家庭的時間利用，還是撫育孩子的過程，書中都提供了許多更加細緻的統計。不過，僅僅是這些現象，已經足以喚起大家的興趣：一方面，不少轉折發生在1980年代以後，舊的經典需要改進，以便解釋這些新的變化；另一方面，儘管原文基本沒有討論中國的情況，其中許多統計模式，也與2010年以後國內的人口特徵變動相合。婚姻變得愈發不穩定、同居比例上升、生育率下降、家庭紐帶削弱，等等，這些現象都可以在國內找到對應的實證結果。儘管在部分領域存在細微區別——比方說，2010年之後，中國的男女勞動參與率差異呈現增加的趨勢——眾多主要發達國家的家庭模式變化軌跡與中國當下現實的相似之處，仍增強了本書剩餘部分理論向外推廣的效力。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對家庭內部決策的建模
總結事實以後，書中直接切入婚姻決策中的基礎性問題：兩個人為什麼要結婚？作者在此處引用《傳道書》中的經典段落：“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一個人跌落，另一個人會扶起他/她……兩個人躺在一起，可以相互取暖；如果只有一個人，誰來給他/她溫暖呢？”結合近年來的研究，以下五點，都是男女締結婚姻的動因：首先，夫妻可以合力提供公共品。一個人要住一個房間，兩個人可以一起用一個房間；一個人做飯要一個鍋，而一口鍋也足以炒出兩個人吃的菜；其次，通過分工，夫妻雙方可以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即是這一點的體現；再次，夫妻間可以非常方便地為對方提供信貸、協調雙方的投資活動。比方說，男方去上大學，女方可以繼續工作賺錢；等到男方畢業，女方又可以去唸書。與這一點相關，夫妻可以幫助彼此應對風險。一方生病，另一方扶助；一方情緒低落，另一方可以給予安慰。最後，育兒也是婚姻的一項重要職能。
以上各方面因素的變動，均與第一部分描述的婚姻模式變化密切相關。書中耐心向讀者講解：如何估計婚姻中這五個方面的正面效應，以及這些效應的幅度究竟有多大。以公共品提供為例，相比各自花銷，兩人搭夥究竟能帶來多少效率改進？近年來的家庭經濟學研究，提出了一個叫“公共性”的研究——一樣商品或服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雙方分享？房子的公共性非常大：買一所房子，兩個人都可以安居；相比之下，衣物的公共性就要小很多了，男女一般沒有辦法穿對方的衣服。因此，前者的公共性指標就比較大，接近2（完全共享）；後者的這個指標就很小，只有1-1.2（幾乎無法分享）。利用家庭各項開支的“公共性”高低和佔總開支的指標，就可以計算婚姻在公共品方面為雙方帶來的實惠：整體來看，單身者要額外付出50%的開支，才能達到結婚者的生活水準。相比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因婚姻得到的福利更多。這一點或許可以解釋近年來，“高收入階層的婚姻相對更加穩定”這一現象。
風險應對也是婚姻承擔的重要職能之一：一方面，由於夫妻雙方的職業未必重合，收入出現高潮或低谷的時間節點有差異。一方遭遇失業或疾病等負面衝擊時，來自另一方的資源資源常常可以抹平這項波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選擇合適的結婚對象，就相當於為自己的人生上了一重保險。書中同樣引述了相關的研究成果：僅僅通過“保險”這一項渠道，婚姻就可以為雙方來自財產總值約20%的收益。另一方面，在家族網絡聯結相當緊密的地區，婚姻不僅可以幫助個體度過危機時段，還能有效在家族間轉移風險。以印度為例，有研究成果顯示：氣候波動越大、收成更不穩定的地區，當地家庭結親的對象距離通常會更遠；無他，遭災時間，近鄰常常也是“難兄難弟”，只能指望遠方氣候相異的親家接濟。原文還專門闢出了一整節，討論如何建模並實證風險世界中個體的婚姻決策。
版面所限，此處無法完全討論書中對五種益處的分別處理。儘管如此，在第一部分鄰近結尾的部分，作者搭建了一個較為一般的模型：在納入以上諸多因素的同時，還討論了家庭內部決策（包括離婚）及資源分配的機制。作者同時推導了模型得以識別的條件：什麼時候，給定一組現實的觀測數據，我們可以確定我們模型中的所有參數、並進行後續的模擬與預測工作？書中還提供了一個相對完備的綜述。比方說，近年來的一系列研究發現，以下17類因素可以較好地解釋家庭內部話語權和資源的分配狀況：收入差距、差距工資、年齡差距、教育程度差距、對土地的控制、當地性別比、婚姻還是同居、是否有小孩、當地的離婚法制度、當地的贍養費制度、是否有單身福利、是否有給予特定性別的福利、雙方社交網絡，等等。這些因素的變化，都會影響家庭內部“誰說了算”，進而影響家庭在儲蓄率、生育率、消費選擇、勞動參與率等諸多方面的決策。再細緻一些：夫妻雙方在各項開支——包括飲食、娛樂、交通等各方面——上的比例差異，也可以由前面提到的因素得到很好的解釋。貝克爾當年名著中的許多猜想和推論，也在這一框架下得到了實際證據的檢驗。
總之，通過閱讀這一部分，讀者可以弄明白家庭經濟學在以下兩個方面的進展：首先，大家為什麼要結婚？書中不僅列出了相關的五種機制，還為每種機制給出了對應的模型和估計方法。弄明白了影響結婚的是哪些因素，我們也就弄清楚了影響離婚的是哪些因素。許多相關的研究，也有助於理解中國的現象：比方說，當房屋開支在總預算中佔比急遽上升，而房屋又是“公共性”很高的項目，收入較低的年輕人的婚姻形態自然會因此發生變化——同居因此變得更加普遍。其次，書中還列舉了影響家庭內部平衡的因素，並綜述了每一因素對應的實證研究。其中許多因果關聯，對我們理解中國現象也很有助益：例如，當地性別比上升時，男性在婚姻中的話語權會相應削弱。女方可以在婚前要求更多的轉移支付；婚後，女性可能也會在家庭預算及家務分派方面握有主動權。藉助原文提供的實證工具，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估算在婚內話語權及資源分配方面，每一因素具體影響幅度的大小。
“門有多當，戶有多對” 婚姻匹配模式研究的新進展
第一部分僅僅討論了個體為什麼要組成家庭。然而，還有一個問題也相當重要：個體會如何選擇自己的配偶？對不同特徵的配偶的挑揀，同樣會影響之後話語權的分配及家庭的相關決策。在這一問題上，匹配和搜尋是兩套常用的工具。以匹配為例，這代表了這麼一類模型：男女兩撥人，彼此對對方有個排序——誰是自己的意中人，哪些是自己寧願單著也不想嫁/娶的對象，等等。一個均衡的匹配解要滿足如下特徵：首先，每個人最後嫁/娶的，都不是那些“寧願單身也不要”的備選者；其次，不能有兩個沒有匹配上的人，彼此都覺得對方比自己現在的配偶更好——這樣的話，家庭就不“穩定”了。書中說明：在非常松的一類假設下，上面提到的穩定匹配都存在。此外，通過拓展此類模型，研究者可以深入探究影響擇偶的項目，並模擬實際擇偶模式的變化。比方說，通過一個比較複雜的匹配模型，他們估算了男女外貌特徵與金錢間的替代關係：對男性而言，收入每上升1%，即可抵消自己BMI 1%的上升；對女性而言，BMI每上升1%，在擇偶方面的負面效果相當於少受兩年教育。結合婚介網站及速配平臺積累的大量數據，相關的研究仍在進一步深入。
在這一章中，作者同樣嘗試了“貫通”不同的理論：前面提到的匹配模型，足以解釋大多數家庭模式的變遷。比方說，將“公共品”這一點與匹配模型結合，能夠很好地解釋為什麼締結婚姻的雙方會變得越來越相似：與收入或教育低於自己的異性結婚，帶來的互補效應明顯小於與狀況相近的異性結合。如果每一個體都在如此激勵下做決定，“門當戶對”就將成為均衡中的匹配結果。男女教育和收入的差異，也可由匹配模型得到解釋：對女性而言，由於性別歧視的普遍存在，接受高等教育，自己未必能收回之前的投資。然而，考慮婚姻市場中自己因接受教育而“向上匹配”的可能性以後，深造就顯得相當划算了——“努力成為護士，就會更容易嫁給醫生”。此外，一旦部分女性開始接受教育，剩下的女性就會開始在婚姻市場中處於劣勢。這些因素結合，可以很好地解釋許多國家持續的平權進程。在這一部分最後的兩章中，作者成功地用類似的模型解釋了近年來離婚及生育決策的變遷。和前面提到的現象及家庭內部決策部分一樣，作者同樣做了詳盡的綜述，並給出了相應的統計工具。
通過這本書，讀者可以掌握目前家庭經濟學前沿的各項主要研究工具，並瞭解相關方向的重要研究。這既是一本出色的手冊，又是優秀的自學教材。儘管書中涉及的材料主要針對發達國家（偶有少量發展中國家的材料），但其間運用的分析框架相當一般化：我們正在經歷的，正是發達國家數十年前走過的進程；二者的相似之處並非偶然，背後可由相通的理論範式解釋。對那些感興趣於家庭議題及相關政策設計、而又樂意接受理性選擇範式的求知者來說，沒有比這更加合適的讀物了。這部500來頁的作品，堪稱入門這一領域的“金鑰匙”。當然，本書也有一些缺憾：除數據來源相對單一外，相比貝克爾的名著，這本書關注的議題更加集中也因此失之簡略。諸如婚姻選擇對代際流動的影響、其他物種的結偶模式、一夫一妻制以外的婚姻制度的存續與演變等非常有趣的題目，書中幾乎都沒有涉及；婚姻史部分討論的缺失，讓這本書缺失了幾分讀者可能本來期待的“厚重感”；此外，書中對部分數理細節的過分關注，可能會降低本書的閱讀趣味；另外，經濟學其實更多是解釋邊際上的變化，比如說什麼影響了結婚率“上升”。有關愛情這類因素，很多時候是塞到類似“匹配質量”這種變量裡，不去細究，有還是有的，只是很多時候不一定是分析的重點，因為太難做。
（作者為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法律博士J.D.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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