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道教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创造了独特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与道教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然而，道教成立的时间至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与分歧。至于对道教作用的评价，更是仁者不一。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道士是道教的神职人员，全国现有住观道士3万余人。宫观是道教徒活动的场所，全国现登记开放的宫观有2千余座
学术界都是以此说法为准，因为理论上来说，东汉以前是没有道教组织的
另一种说法是起源於华夏文明的开始
我国古代先民认为万物有灵，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灵魂的崇拜，祖先的崇拜，慢慢发展到祖先与天神合一，成为至上神的雏形。鬼神崇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存在。先民们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皆视为有神主宰，因而产生敬畏感，乃对之顶礼膜拜。那时先民们除认为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拜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又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道教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将中华民族的祖宗——黄帝作为其源头。
黄帝，又被称为轩辕黄帝，生活在上古时代。因为出生于轩辕之丘，所以号轩辕氏；生长于西北的姬水，因而取姓姬；因其生活的地方的土地是黄色的，故登位后称黄帝。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道“以土德王，故号黄帝。”其在位期间草创了各种文化，故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晚年时因发现自己的衰老而苦恼，后来和浮丘公的谈话中得知“世间万物皆有生死循环，唯有神仙才能长生不老。”便萌生了追寻长生不老境界的想法。他听说崆峒山住着一位活了一千二百多岁的神仙广成子，就去向他问道。广成子告诉他要保持心境平和，清静无为，坚持修炼，方能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黄帝听了广成子的话大受启发，自此跟随广成子学道。后为救百姓而要炼丹，在铸鼎鼎成时，黄龙天降，迎黄帝升天。
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天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这时期已出现专门从事沟通鬼神和人类的宗教职业者—巫祝。其中巫以歌舞降神，并有一套符咒驱鬼的巫术；祝以言辞悦神，是宗教祭祀活动中负责迎神祈祷的司仪者。他们替人治病、卜筮吉凶，画符念咒等。当时国家和社会均受巫祝支配。周代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祇三个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准祖。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后世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即源于古代之鬼神崇拜；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亦与古人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崇拜神灵就要举行祭祀活动，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礼乐文明”，礼乐文明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逐渐由上层走向民间，被后来的民间方士和巫觋所继承，道教成立后，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所以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有相当的一部分被道教保存下来。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神仙信仰亦可上溯到我国远古原始社会时期。其证据之一便是《山海经》。该经记载了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及宗教信仰，其内容相当丰富和系统。它为道教仙学的远源提供了依据。《山海经》中，提出了长生信仰；提出了神仙与羽士之存在；描述了神仙天都；记载了祭祀的祀礼及奇异的方术。
在远古原始社会时代，已有人开始学仙。到了战国时期，神仙信仰已经相当广泛。这是，出现了许多记载神仙传说的著作，书中载有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的描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风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它，如《列子》书中的《汤问篇》、《黄帝篇》、《周穆王》，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都将仙境描画的美妙而神秘，其仙人亦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 、不为物累、超脱自在，能腾云飞行的神奇人物。汉代的《淮南子》、《史记》中亦有类似描述。
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呢？
记得上次开会时，听陕西省社科院樊教授研究道教历史的时候说过“道教起源於东汉末年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
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主要宗教的一些领袖提出召开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的倡议。1970年10月，第一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由此成立了国际跨宗教和平组织――世界宗教和平会议，2009年改名为“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简称“世宗和”）
据说当时道教是没有派代表参加的，由日本学者提出“道教创建於东汉年间”，此学说一直延续到今日，包括教内外的很多人都认为是这么会事？
为什么日本对道教这么感兴趣？我们回顾一些日本对道教的研究
日本的道教研究始自19世纪后期，继明治维新以来对儒释二教的研究势头，道教开始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并逐渐成为中国学研究新的热点。日本学界历来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汉学家们意识到不研究儒释道三教之一的道教，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日本的道教研究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日本学界一般将道教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后期至1930年，称为开创期的道教研究；第二阶段是193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第三阶段是1946年至1972年，称为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第四阶段是1973年至今，称为高潮期的道教研究[1]。以下侧重介绍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及研究路向。
一、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现已成为日本汉学研究中的显学。这从日本道教研究学者的人数，道教研究取得的成就，都可以得到充分说明。日本的道教研究已相当深入，其研究的问题已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领域。目前日本的道教学已大致形成10个研究门类：(1)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2)中国道教史及道派研究；(3)道教与民俗、信仰、历法、文学关系研究；(4)道教和科学关系的研究；(5)道教与儒教、佛教关系研究；(6)道教思想和哲学研究；(7)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8)道教在海内外传播的研究；(9)道观、道士和道教协会研究；(10)道教祭祀仪礼和科仪音乐研究。日本的道教学长期以来形成实证研究的风格，各研究者大都是选定一个方向，毕生悉心收集文献资料，来阐明道教学术的某一问题，其发表的研究成果资料丰富扎实，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道教研究的特点，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一）重视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
日本的道教学研究既重视文献的解读，同时也重视对道教实况的田野调查。早在日本道教研究的开创期，小柳司气太作为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就首开实地调查中国道教的先河。小柳司气太（1870-1940）1894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学习，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宗教文化。他在北京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派第一丛林的白云观，获得了道士宗教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据此次调查所得，编写《白云观志》，记录了民国时期白云观的道教活动[2]。吉冈义丰（1916-1981）是日本道教研究第二、三阶段的代表人物，继承了福井康顺的道教研究观点和方法。他在中国留学期间，也步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北京白云观，实地考察全真派道士的生活，他撰写的白云观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学界认为是具有珍贵意义的亲身体验①。吉冈义丰后来撰写《道教》，此书第四章《道教的现状》（白云观的道教），分白云观的起源，道士的生活，白云观的祭神（道教的神），住观道士一览表等内容介绍。
日本学者道端良秀，于1943年在山东作道教宫观调查，先后考察了潍县、即墨、莱阳、栖霞、福山、烟台等地。道端良秀沿金元全真教发祥地一线踏查，当时亲见王重阳等七真的墓地、碑文及宫观等遗迹。1951年，时任大谷专修学院院长的道端良秀，根据当年考察的笔记，撰写《山东道教史迹巡礼》一文②，记述了当年考察全真道传教路线的情况。道端良秀对民国时期山东全真道实况的考察，尤其对潍县郊区玉清官的情况记载详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冈山大学教授大渊忍尔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在香港、台湾地区长期考察道教仪式，1983年著《中国人的宗教仪礼》，收集香港、台湾道教科仪文献甚为丰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考察道教与祭祀演剧的关系，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戏剧》，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新途径[3]。坂出祥伸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做田野，有《台湾道教事情近况》的报道。
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日本学者多赴中国实地考察道教现状。中村璋八、洼德忠、麦谷邦夫、游佐升等曾深入中国考察，并发表报道中国大陆道教现状的论文。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蜂屋邦夫，于1988年率道教现状考察团，赴中国各名山宫观实地考察道教，对道教宫观的内部状况、道教神像、祭祀活动、道士及道教协会等许多项目进行了详细调查。考察研究目的旨在从总体上理解中国文化，客观把握中国道教的现状。蜂屋邦夫考察团关注的问题是：道士及道教信徒是在怎样的环境里过着怎样的宗教生活，持有什么样的宗教心情等问题。“具体地说，环境方面包括道士住在山里还是住在城市里，道观及其内部的详细布局等内容；宗教生活方面包括道教协会与道观的组织问题、修行的方法、固定的宗教仪式、生产活动与饮食方式、服装等种种内容，宗教心情则包括入道的动机、经典、戒律、被信仰的诸神的内容等与精神世界相关的所有问题。”③蜂屋邦夫1990年著《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1995年著《中国的道教——其活动与道观的现状》[4]，此两书分别包括本文册、图版册，文献、图片资料甚为丰富，在搜集保存中国道教现状资料方面，无疑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日本最新的中国大陆道教的调查成果，有奈良行博1988年著《道教圣地——中国大陆踏查记录》④。奈良行博从1985年12月访问茅山道教开始至1996年止，11年间在中国大陆进行了513天实地考察，访问了除黑龙江、青海、海南、西藏自治区外的所有省区的道教。该书注重介绍道教圣地的自然风土，北方、南方不同地域文化宫观建筑的特色。还详细考察道观的宗教活动，拍摄民众烧香拜神的实况，以及一般民众的宗教信仰。麦谷邦夫1987年在中国各地考察，其中在四川深入剑阁考察道教石刻遗迹，可谓深具学术洞察力的道教研究学者。
（二）学术视角的广泛和研究方法的新颖
日本的道教学注意基础研究，道教经典历来是日本学者致力探讨的重点。日本道教学界的泰斗福井康顺（1898-1991），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及大学院学习，毕业后曾到中国留学，他于1952年著《道教的基础研究》，是战后恢复初期日本道教研究的力作。该书分原始道教研究篇，道教经典诸相篇。在原始道教研究篇的四章中，对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历史，两派的交涉及与佛教的关系，都有深入的论述。在道教经典诸相篇的三章中，通过对《道藏》经典及编纂体例的研究，驳斥了所谓《道藏》“真伪参半”的成说，肯定了《道藏》的重要研究价值。他对三皇文和三皇经的区别之分析，《太平经》和《老子化胡经》源流及版本的考证，代表了当时道教研究的最高水平。麦谷邦夫对上清派经典的研究，小林正美对灵宝派经典的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道教神仙信仰及道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日本道教学者致力于探讨的问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洼德忠于1962年著《庚申信仰研究——日中宗教文化交涉史》一书，证明日本本土和冲绳、韩国的“守庚申”习俗，来源于中国道教的庚申信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福永光司，致力于道教在海外影响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和论文，来阐述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他的著作《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在中日关系史及道教外传史研究领域，可谓是经典之作。酒井忠夫、福井文雅、山田利明著《日本·中国的宗教文化》，以14篇论文分别探讨了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道教全真派从金元以来居道教的主流，日本学者对全真派的研究用功较多。洼德忠著《中国的宗教改革——全真教的成立》[5]，被视为全真教研究的入门书。蜂屋邦夫在全真教研究上另辟蹊径，致力于全真教创教诸宗师的研究，著《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⑤、《金元时代的道教——七真研究》⑥。王重阳和马丹阳是全真教初创时期的宗师，包括王重阳、马丹阳在内的全真教北七真，是全真教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两书的资料收集最为丰富，可谓全真教研究中重要的著述。蜂屋邦夫新颖的研究视角值得注意，他以全真道士创作的诗词为线索，来解析全真道士的宗教精神世界。致力于道教思想或信仰精神的探讨，侧重从精神层面研究全真教，这显示蜂屋邦夫道教研究的学术特色。2000年10月6-10日，四川大学召开以道教神仙信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蜂屋邦夫《全真教草创期的信仰对象》的发言⑦，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对宋元时期道教的新道派净明道，日本弘前大学教授秋月观暎毕生致力于净明道研究，所著《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是国际道教学界最早研究净明道的力作⑧。秋月观暎潜心研究净明道十余年，1975年完成博士论文《净明道的基础研究》，并以此前发表的十余篇论文为基础，写出享誉学界的净明道史研究专著。此书理清了净明道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探讨净明道忠孝思想的源流及其特色，净明道与儒教及道教全真、正一诸派的关系，净明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等问题，可谓是净明道史研究中有开拓奠基之功的著述。
日本老一代道教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可谓是学到了中国传统国学治学方法的精髓。他们在研究中采用历史学的考据方法，对所探讨的问题言必有据，所得结论的可信度也很高。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全6册，从中国文献中广搜博采纬书资料，令人叹为观止。宫川尚志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从他发表的《南朝正史道教史料稿》，可见对该段史籍中的道教史料收罗无遗。新生代的日本学者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但又引入了最新的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在研究视野上更为开阔，对道教学研究的问题也更加深入。如丸山宏对道教科仪的研究，运用西方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对道教科仪的探讨就更具说服力。
二、日本道教研究组织及其学术活动
（一）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
1950年成立的日本道教学会，是日本道教研究的主要学术团体。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规约中，明确规定学会从事的主要事业是：编辑发行学会学术刊物《东方宗教》；主办道教研究主题的研究会、讲演会。日本道教学会总会分设两个事务所，一个设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洼研究室，另一个设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宗教研究室。实际上设立事务所的两个研究单位，也是日本道教研究的两个中心。《东方宗教》创刊号登载日本道教学会总部委员署名的《发刊词》，宣称日本道教学会成立的宗旨说：
众所周知，道教已与中国人的生活浑然一体，故作为东洋学者尤其是汉学家，当然应该研究道教。伴随着当前对中国进行系统研究的契机到来，以前对此领域不甚重视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我们挺身而出，以研究道教为己任，故与志同道合者组织日本道教学会。……我们的目标，是广泛深入探究道教的实况，赋予道教在汉学中应有的地位⑨。
日本汉学界原来研究道教的学者，都隶属于中国佛教史学会，日本道教学会成立以后，汇集了日本研究道教的学者。1959年日本道教学会重新修订的会则，确定学会的目的是在研究道教的同时，推进与东洋民族有关的宗教、文化的研究，促进会员间的相互联络。日本道教学会之所以扩大研究范围，在于认识到道教给予东洋文化影响甚大，日本所有宗教、民俗、习惯、年中祭祀等，都与道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1959年时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仅有200多人，此后随着日本道教研究的开展，至20世纪末会员已达600余人。与欧美各国汉学界比较，日本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最多。日本道教学会机关刊物《东方宗教》于1951年12月创刊发行，至2002年11月已发行至第100号。该刊发表道教研究论文，发布道教学术动态，组织道教论著的评介，登录世界各国道教研究著作、论文的索引。《东方宗教》还刊载日本学者的争论文章，双方对道教学术的不同意见，都可以在刊物上畅所欲言，由此营造出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东方宗教》唯学术是重的办刊宗旨，成为国际汉学界最有影响的道教学术刊物。
（二）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
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6]，当时世界著名的道教学者汇集蓼科讨论道教学，作为在日本第一次召开的道教学国际会议，给予新时期日本道教研究以深刻影响。蓼科会议有14名代表作了学术发言，除专门的道教学国际会议外，具有120余年历史的“国际亚洲、北美研究会议”，也是日本汉学家讨论道教的讲坛。1997年7月7日至12日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亚洲、北美研究会议”，中国部会讨论的主题是“日本人所见的中国宗教”，其中日本学者的论文多讨论道教问题。
随着日本道教研究的深入，日本和美国的中青年道教学者商议，决定召开两国间道教学者的学术会议，参加者为年龄在30-40岁左右的学者，两国与会学者的人数对等。1995年5月25日至29日，第一次日美道教研究会议在日本东京东洋大学召开。日美两国各有7名学者发言讨论，日本方面的田中文雄、菊地章太、马渊昌也、森田利亚、馆野正美、二阶堂善弘、增尾伸一郎等人，都是日本道教研究领域年轻的学者。日本道教研究新生代学者丸山宏、山田俊、山田利明、浅野春二、游佐升等参与司会和讨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道教，对时代及题目未作限制，提交的论文涉及汉代至宋明时期，从哲学、思想、文学、宗教学等角度探讨道教。一般的国际学术会议都是学界泰斗参加，日美两国青年学者的道教学交流，开创了道教学国际会议的一个先例，反映出道教研究将继续发展的国际前景[7]。
三年后的第二次日美道教研究会议，于1998年5月29日至6月1日在美国缅因州波士顿大学召开，参加者美国有13人，日本有9人。会议的主题是“道教修法的特征”，双方各7名发言者。日本学者的论文涉及道教斋醮科仪、斋醮的道坛、道教的手诀、道教的内丹修炼经典、道教仙传的自述等同题，大致都属于道教法术修炼的内容。
日本学者还注意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他们应邀参加在中国召开的道教学研讨会，中日道教学者通过学术研讨，共同推进了国际道教学的进展。1996年8月11日至16日，由香港道教学院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在北京召开“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有蜂屋邦夫、麦谷邦夫等11人参加，会后小林正美在《东方宗教》第89号发表《〈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记》。2000年10月6日至10日，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在成都和洪雅瓦屋山举办“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的蜂屋邦夫、山田俊等6人与会，就道教神仙信仰的主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探讨。会后山田俊在《东方宗教》第97号发表《〈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召开的道教学术会议，日本学者都予以关注并报道会议情况。
三、最新研究动态及其展望
高潮期的日本道教研究注重学术传承，日本汉学界的道教研究愈趋兴盛。京都大学福永光司教授1974年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席，这是日本大学首次开设的“道教学”课程。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北大学，都是道教研究及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心。日本道教学会作为道教研究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为推进日本道教研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此外，日本还有几个研究小组活跃在各地，如1976年大正大学成立的道教谈话会，1984年关西地区成立的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都有力地促进了日本道教研究的发展。近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六朝道教研究”的研究班，对《真诰》等六朝道经进行译注，通过这种扎实的基础研究，来培养新一代的道教研究者。为奖掖日本的青年道教学研究者，日本道教学会名誉会长福井文雅捐资设立“日本道教学会奖基金”，每两年奖励在《东方宗教》发表优秀论文者。日本新生代的丸山宏、山田俊的论文都曾获奖。现获得2000年至2001年度的第六届日本道教学会奖已经评出，石合香发表于《东方宗教》第94号《汉武帝制定太初历的真正意图——寻求不死》的论文获奖。
综观日本汉学界近年来的道教研究，呈现老中青几代学者共同研究的局面。现在仍然活跃在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最老的有洼德忠、秋月观暎、中村璋八、福井文雅等，都是跨越日本道教研究三、四阶段的学者，虽已年届70至80高龄，至今仍不断有著述问世。第二代是年龄在60左右的学者，有蜂屋邦夫、中嵨隆藏、小林正美、麦谷邦夫等，是著述宏富的道教学专家。第三代是40左右的学者，在大学一般是年富力强的副教授，如丸山宏、浅野春二、山田俊、游佐升、砂山稔等。道教学新秀是年龄在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这批人都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的道教学术研究递代传承，道教学研究人才辈出。除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术传承外，有的甚至形成道教研究的家学渊源，如日本和歌山高商教授大渊惠真，致力于敦煌文书中的道经研究，其子大渊忍尔继承父亲遗志，在敦煌道经研究中取得成果，于1979年著《敦煌道经目录篇、图录篇》，被誉为敦煌道经研究中最具影响的文献资料。日本学者金冈照光、游佐升、砂山稔等在敦煌道经研究方面也有成绩。
随着日本汉学界道教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阔，探讨的问题愈益深入详细。《东方宗教》第90号刊载1996年日本学者的道教研究论文目录，将该年的论文分类为：总说、先秦、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道家、纬书、老庄、玄学、神仙、经典、善书、占卜、仪礼、养生、民间信仰、三教、道教与文学、道教和日本、书评等23个项目，这也大致反映出日本道教研究愈益细密的发展趋势。日本学者在道教学难治的内丹养生、道教音乐、道教科仪、道教法术等方面，都有人锲而不舍地努力探讨。几乎在道教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日本学者进行专攻，由此在国际道教学界具有话语权。在道教学的《道藏》、敦煌道经、道教思想、道派史、道教与民间信仰等领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都令国际学界瞩目。
近年来日本学者道教研究的成果可谓丰硕，显示日本的道教研究确乎更加兴盛。《东方宗教》公布的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论著显示：1996年有著作30种，论文240篇；1997年有著作31种，论文147篇；1998年有著作35种，论文174篇；1999年有著作33种，论文102篇；2000年有著作70种，论文264篇。日本学者的著作多是单篇论文的结集，而论文集的论文又列入单篇论文的统计。福井文雅《道教的历史与构造》，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研究》，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中国的道教》，山田利明《六朝道教仪礼研究》，大渊忍尔《道教及其经典——道教史研究之二》，吉川忠夫《六朝道教的研究》，山田俊《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等，都是近年日本道教研究的力作。1999年以来，日本学者以《讲座道教》的形式，推出了道教研究的专题论文集。现在已出版的有野口铁郎、砂山稔、尾崎正治、菊地章太编集《讲座道教》第1卷《道教的神仙和经典》，野口铁郎、田中文雄、丸山宏、浅野春二编集《讲座道教》第2卷《道教的教团和仪礼》，三浦国雄、崛池信夫、大形徹编集《讲座道教》第3卷《道教的生命观和身体论》，福井文雅、山田利明、前田繁树编集《讲座道教》第4卷《道教和中国思想》，野口铁郎、奈良行博、松本浩一编集《讲座道教》第5卷《道教和中国社会》，游佐升、野崎充彦、增尾伸一郎编集《讲座道教》第6卷《亚洲诸地域和道教》。讲座道教以论文集的形式发表专题研究论文，各研究者探讨的问题都相当深入，反映当代日本学者研究道教学的水平。
1997年在日本冈山召开的林原会议，主持者中村璋八邀请日本和中国、欧洲的道教学者，会议讨论“中国人和道教”[8]，此会议主题的确立，反映出日本汉学界一贯的观点：通过对道教的研究，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人，从而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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