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礦職工總體動員，各堵卡點上情況不斷。11號屍主年齡初步確定。摟草打免子社會面也被清理。
南山礦機關大院出了如此大的事，機關全體人員都必須上班了。一來再沒心思過節、二來也有義務為破案提供些什麼。北樓已被封閉，北樓的工作人員都分散到其它樓去，每間辦公室裡都人聲鼎沸，議論紛紛。
11號屍體的頭像翻印了彩色照片，在各間辦公室傳閱，不少少女同志被嚇得掉過頭去，卻沒有人能認出這個人或回憶起可能有誰到院裡來找過自己。
礦務局公安處的陳處長在全體人員大會上扼要介紹了案情，會場上鴉雀無聲，每個人都聚精會神地聽清了每一個字。最後陳處長說：“我想現在大家都很清楚，這夥犯罪分子對保衛科大樓的情況是非常熟悉的，不能排除其中就有這個院裡的人的可能，至少，他們進過這個院裡和認識這個院裡的人。我不是懷疑在座的同志當中有什麼問題，但事情出在我們礦，有人搶我們礦的工資，這筆錢來得容易嗎？難道我們沒有責任積極尋找線索，幫助公安局的同志迅速破案嗎？所以，我們一定要本著對企業負責、對同志負責、也對自己負責的態度，開動腦筋，認真回想可能與案子有關的人和事、要大膽懷疑、勇敢揭發。不怕得罪人。被別人點到什麼怎麼辦？我看也沒什麼，弄清楚了就可以嘛。我們這麼多好同志都犧牲了，想起他們，我們還有什麼情面拉不開，還有什麼疑慮放不下呢？我們不搞人人過關，但是，要主動協助組織上把28號這天前後機關大院裡的情況搞明白，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發工資的時候，院子裡來往的人很多，誰能擔保其中就沒有壞人混進來？……”
大會動員過後便是小會發動，也採取個別談話的方式，摸上來的情況很複雜。包括那天下午某某人四點左右向外打過電話，提到工資沒發完；某某人在外面交際廣泛，認識“刀槍炮”成員；某某人的朋友到大院裡找個他，串辦公室；以及28日前兩天機關附近常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逛遊，說話聲音很低。等等。但經過工作，大部分疑點都被一一查否。
28日晚上值班的保衛科人員沈連軍因脫崗躲過了匪徒的襲擊，調查的結果證明他確實回家吃藥，吃過藥又去接了妻子，沒有跡象表明他與作案者有過聯繫。經過嚴厲的批評，他被釋放了。沈連軍主動要求給予他處分，情緒十分低沉。他練了一條命，但全礦人都知道了他這條命是怎麼揀到的。
自28日夜由巡警、交警、武警組成的設卡堵截部隊日夜堅守在崗位上。在新華、201國道、南風井收費站、四號檢查站、梧桐河大橋、火車站五處地點，出境車輛受到嚴格盤查。車輛停下後，手提短槍的武裝人員上前招呼車內人下車，遇可疑者便首先搜身，然後仔細檢查車裡物件。轎車的後備箱要打開，中大型汽車則上人翻看。實際上目前還不十分清楚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徵，這樣做起碼可以防止他們攜槍外逃。
在南風井收費站，29日上午8時20分公安人員攔住了一輛“黃河”載重，從駕駛室座位下搜出一支火藥槍。司機姓秦，長臉，四環素牙。他解釋這支槍用於防身，之後便扣押審查。
29日上午10時5分，一輛紅色“夏利”在梧桐河大橋被扣，車上三名乘客一律是25、26歲的小夥子，都穿軍用大衣，其中一個留鬍子的稱肚子疼，不肯下車、下車後神態略有緊張，一名巡警從相貌上認出他與前不久市內通緝的恆源百貨店搶劫案案犯相似。幾個人都被帶到大橋管理處，後從車上搜出一隻黃色挎包、裡面裝有整整23萬元人民幣。他們被送往市局，經過一天的突審，承認了3起持刀搶劫案。作案工具中沒有槍支。
30日下午17時35分，在火車站行李檢查處有一名穿西服戴鑽戒的中年男子企圖扔下皮箱逃跑，當場被武警抓獲。檢查人員撕去他箱裡一聽鱒魚罐頭的商標。發現鐵皮上有焊接的痕跡，用刀割開鐵皮，倒出兩隻浸泡在溶液裡的透明塑料袋，內盛白色粉末，經檢驗確認為可卡因。
28日晚20時15分，一輛黑色“考斯特”減速停在201國道設卡處，開車的是一位臉色紅潤、彬彬有禮的總經理，40歲左右，腰板筆挺、頭髮烏亮。他主動跳下車遞出名片、名片是一隻極薄的白色打火機，上面印有隆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燙金字樣。民警的懷疑是從車上走下的兩名女子開始。兩個姑娘一個胖些、不失豐滿;一個稱得上清秀，雖穿棉衣依然顯出腰身。都留披肩發，都只18、19歲樣子。問到身份，總經理稱她們是公司的職員，但民警的眼睛很厲害，從他們描眉、搽口紅的方式以及眼角皮膚的質感看出某些特徵來，就直接問：“她們兩個叫什麼？”總經理臉色一沉，強忍不滿地答道：“這個叫楊金麗，那個叫李倩倩。”姓楊的姑娘扭了一下身子，像被人挑逗似地一副不情願樣子。另一個紋絲未動。
“姓什麼？”
“姓徐……”
“是姓徐嗎？”
“是……”
巡警轉向清秀的那個：“你說叫？”
清秀的攏了攏頭髮：“姓許。”
“到底姓徐還是姓許？”問話開始嚴厲了。
總經理馬上插進來：“姓許還有錯嗎？名片上不都寫著呢嗎？許志強！”
“沒問你！”巡警打斷他的話，繼續逼問兩個女子：“公司是什麼公司？”
“電……電子……”
“地址？”兩個人都沒話了，又問了一遍，還是沒話。都呆呆地往前看，眼光冷冰冰地。
“現在上哪兒去？”
“……”情勢已經對被盤問者很不利，總經理不無懊惱地嘆了口氣，摘下手套，從兜裡掏出一件鍍金煙盒，抽出一支菸來點燃，吸了一口，說：“這兩位小姐是我新招的職工，剛剛認識……”
“問你們到哪兒去！”
“到我一個朋友家，給她們找個住處。”
“你們現在住哪兒？”
“沒地方住。”略胖些的說。
“不說實話！”民警不耐煩了，搜過車以後，命令三個人擠進後排，派上兩個人押送，把車調回頭來開往分局。
在分局，三個人被分頭審問，過程非常簡單，兩個姑娘畢竟太年輕，涉入此道不深，有些害怕，沒問幾句就都哭了，承認一個從富錦來，一個從北安來，都在“大都市”夜總會做伴舞女郎。今天夜總會歇業，老闆娘把她們介紹一位老主顧，就是姓許的總經理，讓她們跟他去，到他在郊區臨時租用的房子。總經理講好兩人陪一夜給一千五。姓許的總經理起初一口咬定兩個姑娘的確是他準備僱用的營業員，以後女方的證詞傳過來，他無話可說，只有自認倒黴——大概沒聽說南山礦出事，路上添了堵卡。
“哎，就是這麼回事吧，”總經理再次掏出煙盒，遞上一根，見對方不理，把手縮回去，自己叼在嘴裡，又去摸打火機。“我可是初犯。”作為私營企業的高級職員，犯這類事心理壓力不會很大。
公安人員本來很敏感地注意到兩個姑娘的披肩發，但很快從她們的氣質上打消了這種考慮。據供認，兩人都高中畢業，在家閒了一年就跑出來做事、陪舞每晚掙一二百元，“只陪舞，不上臺。”民警自然不會全相信，但看著這樣年輕就走上這條路仍然感到痛心。他們瞭解，幹這行即使陪舞也很受屈辱，有時要忍受客人的猥褻，碰上脾氣不好的一個耳光掄過來再加拳打腳踢也常見。或許僅僅兩年前她們還坐著教室裡準備高考，如今已是墜入風塵，這一步是怎麼跨出來的？僅僅是受到金錢的誘惑還是為生活所迫？大概她們自己也說不清。半年前，有個妓女在客人的浴缸裡割破動脈自殺了，從她的住處卻搜出20多萬元錢。實在說，公安局的人在這種時候沒功夫和這種人糾纏，錄下筆供後就開車送他們去收審站，許總經理又和他相中的兩個女子擠坐一起，互相誰也不望誰一眼。
此外，民警還在兩處卡點截獲了3把匕首。沒有查到誰攜帶槍支。假若犯罪團伙不是在28日晚8點以前逃離鶴崗，再想把槍帶出去是不大現實了。
全市所有的醫療單位，包括各類醫院、衛生院、急救站、機關事業和企業部門的醫務室等都無一例外地接受了檢查，目的在於發現是否有人在近幾天裡治療槍傷。平時，出於打架鬥毆或被人誤傷而到醫院裡就診的事情時有發生，但一般只是被火藥槍、獵槍、鋼珠槍或口徑槍擊中。如果這幾天從誰身上取出“五四式”手槍子彈，那麼他（她）必是“1.28”案犯之一。 凡是中了槍傷的人，都會受到醫生的盤問，但近年來流行送紅包，不願讓警方或工作單位瞭解受傷真相的就診者，常常肯出大價錢封住醫生的嘴；有的還出更高的價錢請醫生出診。所以，各醫療單位都接到市衛生局和上級主管部門的通知，要求給每個醫務人員打招呼，一旦發現可疑的傷員立即報警，並陳明利害，重申紀律，講清包庇罪犯的嚴重後果。按理說罪犯是不敢輕易在公共醫療場所露面的，不過傷勢如果危及生命，情況就難說了。
1月29日上午，南山區公安局接到一家區級醫院的報告，說有兩個男人抬著一個20多歲的青年看急診，患者肩部受傷，大量出血，正接受手術。刑警隊副隊長劉仲義放下電話就帶了偵察員小余直奔醫院，當然是騎自行車。趕到時手術已做了一半，醫生身旁的盤子裡血淋淋地放有七八粒鐵砂，大小不一，醫生還在用鑷子往受傷者左臂一片血糊糊的皮肉裡挑動，受傷者臉色蒼白，閉著眼，疼得滿臉汗。 劉仲義把兩個陪同的男人帶到院長辦公室，簡單詢問了事情經過，經過和劉隊長預想的差不多：傷害方和被傷害方過去有過沖突，傷害者曾揚言不讓被傷害者過年，於是就發生了今早的情節，兩個男人都表示說他們與事件無關，也沒有看見當時場面。所以細節還要待手術做完後調查。劉仲義記下了兩個男人的名字和住址、單位。在大廳裡等候時，劉隊長已十分不耐煩，他對這種干擾破案的鬥毆事件毫無興趣。
但看見化驗科門前排有七八人的隊伍，感到奇怪。這些人大多戴著舊式布面棉，套舊式棉褲，屬於煤礦上70年代發的那種。都脫去半邊棉襖，一條胳膊在裡面。排隊的還有個女人，圍藍花頭巾，四十多歲的樣子。劉仲義揚揚下頦，叫小余過去問問。小余轉回來時說：“賣血的。”
“過節還賣血？”劉隊長不大理解。
“就因為過節才賣血吧。”小余說。
劉仲義問身邊走過的護士：“你們怎麼這個時候還收血？”
護士不認識他，疑惑地望了一眼，邊走邊說：“誰願意收？他們排不上，找了院長，這是現加的號。”
劉隊長不吭聲了。賣血的有兩種，一種是職業性的，隔一段時間非賣一次不可，不賣身體受不了。另一種是臨時性的，急等錢花。看來這些人屬於後一種。那個女人，他似乎有點臉熟，像是礦山的家屬。他感到一陣心酸。他也是礦工家庭出身，瞭解礦工的日子，警察這職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畢竟月月開得出工資，還有點特殊威信，能維持男子漢的面子，他覺得自己這個警察是保護礦工利益的。他知道有戶人家，三口人，男的下崗，靠女的每月200多塊錢工資生活，夫妻平時難免有點口角。男的不喝酒，把煙也戒了，只是每月向女的討2塊錢理髮，時間一長，女的煩了，頂了一句說：“你還像個男子漢嗎？”男的當時無話，過後越想越想不開，到小樹林裡掛了根繩子上吊了。女的哭成個淚人，後悔已晚。
這只是工人中最窮的一部分，包括眼前賣血的人們。劉仲義痛恨的是，還有人來搶他們僅有的一點工資。他賴得等手術做完，交代小余留下處理一下，自己匆匆趕回分局，那邊的摸排工作還很繁重。這也是幾天裡指揮部統計上來的唯一一起槍傷事件。指揮部懷疑犯罪分子是否真的中了一槍。對11號無名屍年齡推斷有了初步結果。
年齡的推斷一般有三種方法，最直觀的自然觀察皮膚的皺紋。青年人皮膚細嫩，看不到明顯的紋路，到了20歲左右，人的前額部出現橫紋；到了25歲左右，眼角開始有了魚尾紋；到了30歲左右，鼻唇溝就顯出來了。如果看到什麼人脖子上起了一條條橫紋，耳朵前面有一道一道的豎紋，就能估計出對方年逾不惑，到了人臉上的皺紋把一塊臉分割成無數碎片，此人已經是75以上。至於平時人們說：“你不象有多少歲”之類，只不過是沒有注意觀察細部特徵而已，在法醫看來，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11號屍體全身的皮膚都被燒焦，不能指望確認什麼了。
目前推斷年齡最可靠的方法是骨骼的檢查。人在25歲以前，可以用X光照射推斷近似年齡，因為人體骨是由骨化中心發育成的，骨化中心逐漸骨化直到發育為成骨，這中間的不同階段顯示有年齡的特徵。比如2歲的兒童前囟門閉鎖，4歲的兒童有4個腕骨，等等。從顱骨骨縫的癒合情況也可推斷年齡，但根據恥骨聯合面形態上的變化來辨認也許是誤差最小的做法。11號屍體暫時不適於做骨骼檢查。倘若他是一名無辜的受害者，那麼最好再耐心等待幾天，等親友來認屍，不要急於解剖屍身。如果他是罪犯之一，此類檢查也最好送到省廳四處去做、四處有國內知名的法醫專家車則仁，設備條件也是國內一流的，做起來更有把握。
那麼剩下的就是從牙齒來推斷無名屍年齡了。省廳工作組的法醫吳印達和市局的法醫倫江等仔細地清洗了屍體的牙齒，然後輪流觀察，得出印象。死者已經長出智齒，也就是第三磨牙，這隻能說明死者在18上。有的人30歲或40歲才露出智齒。他們更注意死者牙齒的磨損程度。牙齒的牙釉質和牙本質在咀嚼中會有所破損，破損後不會再生，只能用人工方法加以修補，所以，牙齒咬合面的磨損程度隨著年齡的增加會不斷有所增加。死者的第一磨牙和第二磨牙在牙尖頂和邊緣部分都稍微有些磨損，有個別牙牙尖磨平了。反覆看過幾遍以後，幾位法醫分別在紙片上寫下自己的推斷，又放到一起，打開來看。一張紙片上寫著26歲。一張紙片上寫著24歲。一張紙片上寫著23歲。一張紙片上寫著27歲。這樣，平均下來，估計死者為25歲左右。數字不見得準確，但事後證明已經相當接近了，重要的是，法醫們的鑑定使指揮部成員對無名屍的概念一下子清晰了許多。可以基本斷定，死者是個青年人。而犯罪分子看來基本上也都是青年人。他是否可能屬於他們中的一員呢？
北京“212”吉普車方向盤正中留下的一枚指紋被謹慎地取下，指紋大體上完整，而且清晰，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出簸箕形。這樣的指紋在室內現場一個也沒有發現，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取下指紋是刑技的事，查找是誰留下指紋則是刑偵的事。
一般來說，查找指紋只有兩條捷徑，一是有具體的嫌疑人，只要設法去驗證就是；二是事主犯有前科，指紋檔案上存有紀錄，去核實就是。如果這兩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那麼為了一個指紋可能把偵察員的腿跑斷。曾經有件舊案，為了玻璃上的一個指紋，動員了十幾名偵察員，跑了四個省，花了上萬塊錢才得以落實。
吉普車上的指紋檔案裡查不到，偵察員們的視線就分散到與司機房義貴關係密切的人們身上，同時調查其它與房有關的線索。
28日下午與房義貴一起修車的劉姓司機說，他沒有上過房的車，房義貴平素與別的司機來往不多，他只能列出少數幾個司機的名字。偵察員當場對了劉的指紋，又一一走訪了其他幾個司機，證明了他們都與那輛車無關。
走訪一位姓王的司機時，司機的老父親正犯心口疼，疼得在炕上打滾，滿臉豆大的汗珠。兩個偵察員二話不說，先幫王司機把父親抬上車，送到醫院，又把病人抬進急診室。值班的急診大夫正在煤氣爐前炒菜、聽見招呼、很不耐煩，說：“等著！”等了有5分鐘，還不見他開門出來，偵察員忍不住闖進去、看他又在往鍋裡倒油。偵察員氣了，亮出牌子，教訓了幾句，大夫才關了火往外去。等病人的病情穩定下來，偵察員向王司機說明了來意。王司機很感動，盡其所知提供情況，一連說出幾個最近與房義貴有來往的人，還提到，住在房義貴家附近的一夥人經常搭乘房的車，有時給錢，有時不給錢，房曾當王的面抱怨過。那夥人常打架鬥毆，房不敢得罪，只好忍氣吞聲。
這個情況自然引起偵察員的重視，很快向指揮部彙報。指揮部馬上派專人到房家所在的居委會調查，證實確有一個叫“大山子”的青年常糾集幾個無業人員滋事，還攔截、強姦婦女。
“是強姦嗎？”偵察員抓住問。
“是……可能算調戲吧……”矮矮的居委會主任馬上改口。“我們也不太清楚……”
“報過案嗎？”
“沒有。”
“受害人找過你們？”
“沒有……我們只是聽說。”
“怎麼不報案？”
“……沒弄清楚……再說，他們的事沒人敢管……”
“什麼意思？”
“大山子他爹，他爹區裡有人，上次抓進去兩個，頭黑進去的，二天上午就放了。這是你們來，又出了這麼大事，要不然誰敢瞎說？我們也沒真憑實據。”
“上次抓進去什麼時候？”
“……去年夏天吧……”
“幾月份？”
“大概是八……是九月份，記得我們孫子剛上學嘛……”
何局長把幾個偵察員叫來，直接聽取彙報，聽完就怒了：“有這種事？再派幾個人去，今晚就把事情搞清楚！不許驚動這些人！”
事情當晚就查清楚了，大山子和一個叫鐵林的是去年九月十日被拘留的，由於刺傷一個小店鋪老闆，但沒有留下詢問筆錄。劫持強姦鄰里一名女青年的事發生在去年十二月份，當事人沒有報案。實際是輪姦，大山子和一個叫二喜的把當事人騙到家裡，先逼她看黃色錄相，她不從，起身時又被按住。兩個人用毛巾堵住她的嘴，把褲子脫下來強行發生關係。事情很快在附近傳開，大山子的父親，市機關的一個老處長到受害人家裡送了一千塊錢把事了結。
凌晨四點鐘，老處長家被敲開，處長睡眼惺鬆地看到兒子被便衣警察帶走，態度仍很鎮靜。同時被逮的還有大山子的的兩個同夥。街坊四鄰都被驚動，約有20多人穿好衣服出來看，都冷冰冰地瞧著，沒一個人說話。 如果這夥人就是“1.28”大案的重犯，事情就簡單了。可是沒有那麼簡單，經過辨認，目擊者沒有人對他們有印象，幾個人都不會開車，而且有多人證明28日19時前後的一段時間裡看到過他們在一家酒吧聚會。
公安方面還是有收穫，又借全市總動員之機破了一起案子。過去也是這樣，每發動一次大的行動，順帶的就是對社會面的一次大清理，往往能保證社會治安狀況一個時期的穩定。這一點指揮部的人心中有數。又經過多次走訪，指紋的問題有了結論。
30日夜間偵察員找到了家住鄉下的房義明——房義貴的弟弟，他的指紋恰好與吉普車上的指紋吻合。房義明也承認，27日下午他在城裡學過車，撳過喇叭。
30日下午，遠在哈爾濱省廳指揮中心的張昕楓副廳長再次打來電話，明確做出四點指示，肯定了鶴崗指揮部對案情的分析和工作佈置，並強調要下最大的決心，抓住戰機，迅速破案。雖然只握著話筒，何局長彷彿也能看到張廳長嚴肅的面容、下垂的眼瞼，這各神情標誌著張廳長進入使下屬望而生畏的狀態。如果不是省廳正召開全省系列殺人案件研討會，脫不開身，張不廳長可能會親自動身來鶴崗。現在，他坐鎮指揮中心，每四小時瞭解一次情況，也夠何局長感到壓力異常了。每四個小時，他就要向廳長說出點什麼，還要向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領導同志彙報、聽取指示。也只是在這種時候，才沒有人羨慕公安局長這個位置。 何文軒幹了一輩子公安，搞了一身的病，現在還在發著低燒，他只希望身體能堅持到破案那天。
就在31日上午，案情忽然露出新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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