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州牡丹天下知名，名气甚至超过了洛阳。却不知，曹州除了繁花似锦，也有出响马的传统，它地处四省交界、民风彪悍，梁山好汉、黄巢起义都是从这里发家。作为清朝末年的义和团之乱（也称为"拳乱"），以及胶州湾的沦陷，起因也是曹州当地一起民教骚乱，史称"曹州教案"。
巨野“曹州教案”遗址
清朝后期，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内地开始传教活动，当时山东曹州府巨野县的磨盘张庄，有一个德国人开办的天主教堂。就在1897年11月1日夜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教堂的教民和当地巨野的居民发生了恶性冲突，引发村民的骚乱。当夜，有暴民二十余人冲入教堂，对教堂进行打砸破坏，并打死了两位临时"挂单"神父。
据说，当天有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来到巨野教堂找神父薛田资，三人相见甚欢，天色已晚，神父薛田资就留宿他们两位，不想当天夜里竟发生骚乱。
当地村民闯入教堂，他们的目标其实是薛神父，却因为两位挂单神父睡在薛田资卧室，无形中替人受过。骚乱过后，神父薛田资查看现场，见到室内一片血迹，神父能方济已死，神父韩理尚有余息，但已无救，薛田资给韩理做了祷告，之后不久韩理也命归上帝。
次日初八，巨野知县许廷瑞闻报大惊，当日上午即前往勘验，现场一片狼藉，验尸发现，神父能方济身上负伤十余处，头颅破裂，胸部贯穿。神父韩理尸身九处伤，腹部捅烂，十个手指全部割断。
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
一下子死了两个洋人，许廷瑞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敢耽搁，迅速安排人将消息送出，由于距电报局路途遥远，消息次日才发送至山东巡抚李秉衡处，李秉衡处理过大量的民教纠纷，仅1895年，就办理了泰安、新泰、兖州和兰山等处教案，他认为民教纠纷，多是因为教会欺压民众、积怨太深的结果，建议朝廷对这种案件，应当由己方官员秉公处置，教会不能干预和影响案件办理，并将电文一并发送朝廷。
谁知电文到了朝廷，恰逢慈禧太后的寿诞，根据《德人占据胶州湾纪略》的记载，"是日为太皇后寿诞花衣之期，廷臣授意各官禁勿以此凶变入告，欲俟庆典事毕而后上闻"，按照清廷惯例，军机大臣们怕惊扰了慈禧老佛爷的好心情，就把这件重要的外交事件押后，想放到庆典过后再上报，等候太后拿出处理意见，然后才转发总理事务衙门。
因此，总理事务衙门没有及时接到山东巡抚电文，却在"曹州教案"发生之后的第六天，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突然接到来自德国公使的照会电报，"始知"此事。消息的"迟延之罪"，显然不能算到慈禧太后和军机处身上，最后山东巡抚李秉衡背了这个黑锅。朝廷震怒之下，责令山东半个月的期限办理此案，并安排"派臬司毓贤和兖沂曹济道锡良驰往巨野督办"。
巨大的压力之下，巨野知县许廷瑞等地方官员迅速行动起来，二十一日便捉拿涉案人员五十余人，最终查明"七人有罪"，将两人斩立决，五人判处无期，而整个案件牵连的人员更是达到了千人以上，手段之雷霆，不可谓不迅速。
教堂神父薛田资
面对这个结果，神父薛田资却不以为然，他向当地官员提出抗议，控告地方滥杀无辜、屈打成招，在回忆录中，他写道，"中国官僚将人命看得一文不值，抓了无罪的人严刑拷打。杀害两个神甫的真正凶手尽人皆知，但却一直逍遥法外。抓了7个所谓证据确凿的人，也砍了两个人的头，但他们都是无罪的。"并向地方提交了一份14人名单，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凶手。
而知县许廷瑞却认为，这些乱民已经供认罪行，按律可以结案，无需纠结什么事实真相。面对神父薛田资的抗议，许廷瑞并不以为然，说只有皇上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行。
无论是薛神父的质疑，还是许知县的抗辩，孰真孰假已不重要，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似乎已经可以告一段落。
但是，作为“受害方”的德国，却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它对美丽的胶州湾早就垂涎三尺。就在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清廷的同一天，即1897年11月7日，德国就悍然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强行登陆，占领了胶澳（胶州湾的青岛），此时清廷还在焦头烂额的处理此事，闻讯后，竟下令朝廷驻军不得抵抗。面对清廷“不得擅起兵端”的严令，德国更加肆无忌惮。
德军成功登陆后，驻华公使海靖便开始向清廷施压，提出无理要求。弱国无外交，经过几番交涉，1898年3月6日，清政府终于做出让步，谈判代表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为曹州教案画上句号。
胶澳租界条约
事件平息之后，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追责撤职，其他被处理的官员多达四十余人。此外德国不仅获赔22万两白银，用来建造济宁等地三座教堂，更取得了胶州湾99年租期、铁路修筑权以及采矿权。从此胶澳落入外国人手中。
此教案之后，山东教民冲突更加严重，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再次发生冲突，当地梅花拳师赵三多受邀应援，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成立地方组织，各地响应纷纷坐大。新任山东最高行政长官毓贤认为“民心可用”，基于“扶清灭洋”的思路，把各地的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整编起来，统一编成“义和团”与洋人作战，从此，义和团的存在获得官方许可，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并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除了山东教案，在天津、扬州等地，也爆发了严重的教案事件。为什么清代后期的教民冲突如此严重？最初，清朝历代皇帝对传教士保持高度警惕，国内异教传播是严厉禁止的。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才取得了内地传教的权利。
其实，一部分传教士，是带着真诚的信仰来到中国的，他们饱含"爱心和诚意"，这些有良心的教徒，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进行启蒙教育、传播知识、扶危济困等慈善活动(当然信守他们的教令教义是前提条件)，他们希望借助于"上帝的力量"，帮助中国进步和发展。比如汤若望、郎世宁之流。
另一部分传教士，却充满"私欲和杂念"，他们与地方豪强劣绅、贪官污吏相互勾结，从中牟利，许多神父豪夺聚富、娶妻养妾，排场权力甚至凌驾于当地官员之上。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有些教堂擅自强行收税，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刻异常"；有些教堂则吸纳地方豪绅地主入教，据《西巡大事本末记》载，山东"清平县境内有左、王两族最盛，……而又崇天主教，每借势挟制官长，欺压乡里"。
当地居民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教堂教会对地方的压榨和掠夺，逐渐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时间既久，积怨越深，爆发教案事件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来自“石头大狮的胶澳笔记”——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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