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州牡丹天下知名，名氣甚至超過了洛陽。卻不知，曹州除了繁花似錦，也有出響馬的傳統，它地處四省交界、民風彪悍，梁山好漢、黃巢起義都是從這裡發家。作為清朝末年的義和團之亂（也稱為"拳亂"），以及膠州灣的淪陷，起因也是曹州當地一起民教騷亂，史稱"曹州教案"。
鉅野“曹州教案”遺址
清朝後期，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內地開始傳教活動，當時山東曹州府鉅野縣的磨盤張莊，有一個德國人開辦的天主教堂。就在1897年11月1日夜間(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教堂的教民和當地鉅野的居民發生了惡性衝突，引發村民的騷亂。當夜，有暴民二十餘人衝入教堂，對教堂進行打砸破壞，並打死了兩位臨時"掛單"神父。
據說，當天有德國傳教士能方濟和韓理，來到鉅野教堂找神父薛田資，三人相見甚歡，天色已晚，神父薛田資就留宿他們兩位，不想當天夜裡竟發生騷亂。
當地村民闖入教堂，他們的目標其實是薛神父，卻因為兩位掛單神父睡在薛田資臥室，無形中替人受過。騷亂過後，神父薛田資查看現場，見到室內一片血跡，神父能方濟已死，神父韓理尚有餘息，但已無救，薛田資給韓理做了禱告，之後不久韓理也命歸上帝。
次日初八，鉅野知縣許廷瑞聞報大驚，當日上午即前往勘驗，現場一片狼藉，驗屍發現，神父能方濟身上負傷十餘處，頭顱破裂，胸部貫穿。神父韓理屍身九處傷，腹部捅爛，十個手指全部割斷。
時任山東巡撫李秉衡
一下子死了兩個洋人，許廷瑞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敢耽擱，迅速安排人將消息送出，由於距電報局路途遙遠，消息次日才發送至山東巡撫李秉衡處，李秉衡處理過大量的民教糾紛，僅1895年，就辦理了泰安、新泰、兗州和蘭山等處教案，他認為民教糾紛，多是因為教會欺壓民眾、積怨太深的結果，建議朝廷對這種案件，應當由己方官員秉公處置，教會不能干預和影響案件辦理，並將電文一併發送朝廷。
誰知電文到了朝廷，恰逢慈禧太后的壽誕，根據《德人佔據膠州灣紀略》的記載，"是日為太皇后壽誕花衣之期，廷臣授意各官禁勿以此兇變入告，欲俟慶典事畢而後上聞"，按照清廷慣例，軍機大臣們怕驚擾了慈禧老佛爺的好心情，就把這件重要的外交事件押後，想放到慶典過後再上報，等候太后拿出處理意見，然後才轉發總理事務衙門。
因此，總理事務衙門沒有及時接到山東巡撫電文，卻在"曹州教案"發生之後的第六天，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突然接到來自德國公使的照會電報，"始知"此事。消息的"遲延之罪"，顯然不能算到慈禧太后和軍機處身上，最後山東巡撫李秉衡背了這個黑鍋。朝廷震怒之下，責令山東半個月的期限辦理此案，並安排"派臬司毓賢和兗沂曹濟道錫良馳往鉅野督辦"。
巨大的壓力之下，鉅野知縣許廷瑞等地方官員迅速行動起來，二十一日便捉拿涉案人員五十餘人，最終查明"七人有罪"，將兩人斬立決，五人判處無期，而整個案件牽連的人員更是達到了千人以上，手段之雷霆，不可謂不迅速。
教堂神父薛田資
面對這個結果，神父薛田資卻不以為然，他向當地官員提出抗議，控告地方濫殺無辜、屈打成招，在回憶錄中，他寫道，"中國官僚將人命看得一文不值，抓了無罪的人嚴刑拷打。殺害兩個神甫的真正凶手盡人皆知，但卻一直逍遙法外。抓了7個所謂證據確鑿的人，也砍了兩個人的頭，但他們都是無罪的。"並向地方提交了一份14人名單，認為這些人才是真正凶手。
而知縣許廷瑞卻認為，這些亂民已經供認罪行，按律可以結案，無需糾結什麼事實真相。面對神父薛田資的抗議，許廷瑞並不以為然，說只有皇上可以赦免他們的罪行。
無論是薛神父的質疑，還是許知縣的抗辯，孰真孰假已不重要，這件嚴重的外交事件似乎已經可以告一段落。
但是，作為“受害方”的德國，卻沒有放棄這個機會，它對美麗的膠州灣早就垂涎三尺。就在駐華公使海靖照會清廷的同一天，即1897年11月7日，德國就悍然出兵山東，並於11月14日強行登陸，佔領了膠澳（膠州灣的青島），此時清廷還在焦頭爛額的處理此事，聞訊後，竟下令朝廷駐軍不得抵抗。面對清廷“不得擅起兵端”的嚴令，德國更加肆無忌憚。
德軍成功登陸後，駐華公使海靖便開始向清廷施壓，提出無理要求。弱國無外交，經過幾番交涉，1898年3月6日，清政府終於做出讓步，談判代表李鴻章、翁同龢與德國駐華公使海靖在北京簽訂了《膠澳租界條約》。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為曹州教案畫上句號。
膠澳租界條約
事件平息之後，山東巡撫李秉衡被追責撤職，其他被處理的官員多達四十餘人。此外德國不僅獲賠22萬兩白銀，用來建造濟寧等地三座教堂，更取得了膠州灣99年租期、鐵路修築權以及採礦權。從此膠澳落入外國人手中。
此教案之後，山東教民衝突更加嚴重，冠縣飛地梨園屯(今邢臺市威縣)村民與教堂再次發生衝突，當地梅花拳師趙三多受邀應援，後趙三多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成立地方組織，各地響應紛紛坐大。新任山東最高行政長官毓賢認為“民心可用”，基於“扶清滅洋”的思路，把各地的義和拳、大刀會等組織整編起來，統一編成“義和團”與洋人作戰，從此，義和團的存在獲得官方許可，走上了中國歷史舞臺，並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除了山東教案，在天津、揚州等地，也爆發了嚴重的教案事件。為什麼清代後期的教民衝突如此嚴重？最初，清朝歷代皇帝對傳教士保持高度警惕，國內異教傳播是嚴厲禁止的。直到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敲開了中國的大門，才取得了內地傳教的權利。
其實，一部分傳教士，是帶著真誠的信仰來到中國的，他們飽含"愛心和誠意"，這些有良心的教徒，在傳播教義的同時，也進行啟蒙教育、傳播知識、扶危濟困等慈善活動(當然信守他們的教令教義是前提條件)，他們希望藉助於"上帝的力量"，幫助中國進步和發展。比如湯若望、郎世寧之流。
另一部分傳教士，卻充滿"私慾和雜念"，他們與地方豪強劣紳、貪官汙吏相互勾結，從中牟利，許多神父豪奪聚富、娶妻養妾，排場權力甚至凌駕於當地官員之上。據《光緒朝東華錄》記載，有些教堂擅自強行收稅，如"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刻異常"；有些教堂則吸納地方豪紳地主入教，據《西巡大事本末記》載，山東"清平縣境內有左、王兩族最盛，……而又崇天主教，每借勢挾制官長，欺壓鄉里"。
當地居民維護自身的利益，與教堂教會對地方的壓榨和掠奪，逐漸成為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時間既久，積怨越深，爆發教案事件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
（來自“石頭大獅的膠澳筆記”——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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