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1960年出生，主要作品有《兄弟》《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等。其作品已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歐美各國出版。曾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1998年），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4年)、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2005年)、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2008年)等。
二〇一〇年五月，餘華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去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紀念館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築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殺害了六百多萬猶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萬，還有一百多萬死難者沒有被確認。在一個巨大的圓錐狀建築的牆上貼滿了死難者的遺像。死難兒童紀念館也是圓形建築，裡面的牆是由死難兒童的照片交替出現組成的，裡面的光也是由這些交替出現的照片帶來的，一個沉痛的母親的聲音週而復始地呼喚一百多萬個死難兒童的名字。紀念館的希伯來文原名來自《聖經》裡的“有記念、有名號”，原文是：“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紀念館還有一處國際義人區，這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展示的國際義人有兩萬多名，他們中間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牆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話也被刻在那裡，一個波蘭人說出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餘華說，“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裡、在文學和藝術裡尋找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和親切的，還是罵人的髒話和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卻無比強大。
中國的明清笑話集《笑林廣記》裡有一個故事：一個人拿著一根很長的竹竿過城門，橫著拿過不去，豎起來拿也過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後對他說，我雖然不是聖賢，也是見多識廣，你把竹竿折斷成兩截就能拿過去了。法國有個笑話，這是現代社會里的笑話：一個司機開一輛卡車過不了橋洞，卡車高出橋洞一些，司機不知所措之時，有行人站住腳，研究了一會兒，對司機說，我有一個好主意，你把四個車輪卸下來，卡車就可以開過去了。
餘華講，這兩個笑話的時間地點相隔如此遙遠，一個是明清時期，一個是二十世紀；一個在中國，一個在法國。可是這兩個笑話如出一轍，這說明了什麼？應該說明了很多，我說不清楚，別人也說不清楚，也許有一點說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頭禪——人都是一樣的。
《許三觀賣血記》中許玉蘭感到委屈時就會坐到門檻上哭訴，把家裡的私事往外抖摟——這是基於他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當時他家的一個鄰居就是這樣。一九九九年，這部小說的意大利文版出版後，一位意大利讀者對他說，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許玉蘭這樣的女人，隔些天就會坐到門口哭訴爆料。第二個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國出版時受到很多批評，二〇〇八年出版法文版時，一位法國女記者採訪對此很好奇，問他為什麼《兄弟》在中國遭受到那麼多的批評，哪些章節冒犯了他們。他告訴她有幾個章節，首先是李光頭在廁所裡偷窺，他還沒有來得及說其他的，這位女記者就給他說起法國男人如何在廁所裡偷窺的故事。這下輪到他好奇了，他說，李光頭在廁所裡偷窺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的“文革”時期，那是一個性壓抑的年代，你們法國的男人和女人上床並不那麼困難，為什麼還要去廁所偷窺？她說，這是你們男人的本性。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麼。他在《雕刻時光》裡談到“影像思考”時，講述了曾經聽來的兩個真實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群叛軍在執刑的隊伍之前等待槍決，他們在醫院牆外的窪坑之間等待，時序正好是秋天。他們被命令脫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著滿是破洞的襪子，在泥坑之間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只為尋找一片淨土來放置他幾分鐘之後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餘華稱，外套和靴子對於這個士兵來說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將被槍決之時，外套和靴子的意義不言而喻。這個士兵在尋找一片淨土放置它們時已經沒有對死亡的恐懼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頓好，這是他無聲無字的遺囑。
塔可夫斯基講述的第二個故事是：“一個人被電車碾過，軋斷了一條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牆而坐，在眾人的注視下，他坐在那兒等待救護車到來。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從口袋裡取出一條手帕，把它蓋在被截斷的腿上。”
《狂人日記》裡的那個精神失常者上來就說：“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我怕得有理。”魯迅寫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為了讓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寫了幾千字上萬字，應該說是盡心盡力了，結果人物還是正常。再來舉個莎士比亞的例子，他的《維洛那二紳士》裡面有一出幕外戲，一個鼻青眼烏的人牽著一條狗走到舞臺中央停下，開始埋怨狗：“唉，一條狗當著眾人面前，一點不懂規矩，那可真糟糕！按道理說，要是以狗自命，做起什麼事來都應當有幾分狗聰明才對。可是它呢？倘不是我比它聰明幾分，把它的過失認在自己身上，它早給人家吊死了。你們替我評評理看，它是不是自己找死？它在公爵食桌底下和三四條紳士模樣的狗在一起，一下子就撒起尿來，滿房間都是臊氣。一位客人說：‘這是哪兒來的癩皮狗？’另外一個人說：‘趕掉它！趕掉它！’第三個人說：‘用鞭子把它抽出去！’公爵說：‘把它吊死了吧。’我聞慣了這種尿臊氣，知道是克來勃乾的事，連忙跑到打狗的人面前，說：‘朋友，您要打這狗嗎？’他說：‘是的。’我說：‘那您可冤枉了它了，這尿是我撒的。’他就乾脆把我打一頓趕了出來。天下有幾個主人肯為他的僕人受這樣的委屈？”
餘華得出結論，魯迅和莎士比亞描寫精神失常的人物時，說話都是條理清楚，他們是通過話裡表達出來的意思顯示出這個人物已經失常的精神狀態。不少作家描寫精神失常的方式都是讓人物說話語無倫次，而且中間還沒有標點符號，這已經成套路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語言黑壓壓地擺在那裡，這些作者以為用幾頁甚至十幾頁人物自己不知所云的說話就可以讓讀者感受到這個人物精神失常了，這只是作者的一廂情願，如果讀者感覺到有人精神失常的話，也不會認為是作品裡的人物，而是懷疑這個作者精神失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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