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歌》这首诗以感叹古代和氏璧与"燕石十袭"等真假不分、不识良材的历史典故为引子，表达作者对明代中期奸官当权，不同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现象的不满。有明一代，自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吏治腐败，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击不止，致使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嘉靖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是以藩王继承帝位的，其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但他实际上是以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继承人的身份登上皇位的，所以朱厚熜即位后就面临着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他是要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呢？ 还是称孝宗为皇考呢？世宗下旨令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各抒己见，产生了分歧。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派，主张应遵循封建礼法， 称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皇叔考。而以张璁为首的一派则积极迎合世宗的态度，主张继统不继嗣，应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两派争了三年，最终以世宗作为后台的张璁派取胜，反对派一百三十四人被廷杖下狱，十六人被杖死，还有一些被罢官或谪戍。而张璁却因迎合世宗的旨意得宠， 取得了内阁首辅的地位。
封建史家把统治阶级内部这场大辩论称之为"大礼议之争"，其实质是官僚集团为争夺内阁首辅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但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而到了万历朝，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各派官僚集团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发展到了高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了。
明世宗朱厚熜
明朝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明神宗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七年（1579）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生下朱常洵。而王恭妃不得庞，郑贵妃却最得神宗的喜爱，因而郑贵妃就恃宠企图为其子朱常洵谋取皇位的继承权。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所谓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意在立朱常洵为太子，所以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有的怀疑郑贵妃从中作梗，有的则攻击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没有依法办事。申时行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辞官。但是，另两位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辅臣许国和王家屏，也因违反了神宗的意愿，被逐出阁。这个问题争了十五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神宗才最终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洛，影视剧照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为"天下之本"，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之为"争国本"。在"争国本"时，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主张册立朱常洛，引起了神宗的强烈不满。万历二十二年在推举内阁大臣时，顾宪成又推举了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罢官的王家屏，再次违逆了神宗的意旨，因此不久就被罢职回老家无锡。无锡城东有座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和其弟顾允成等人提倡把它修复。修复后，顾宪成和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在里面讲学， 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一些对世道看不惯， 和执政当局合不来的的士大夫，纷纷闻风响应。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在讲学之余，还在东林书院议论时政，和当权派相对抗。他们的言论得到社会上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东林书院无形中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就把他们称为"东林党"。
顾宪成，雕像
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善于迎合神宗旨意，于万历二十二年入阁，三十年始任首辅。他纠集浙江籍京官，专与东林党人作对，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他们都是以地缘关系串通为帮派体系，其中以浙党势力最大，齐、楚诸党都依附于它，联合攻击东林党。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打击对立派的手段。所谓"京察"，是明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 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免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得起用。所以京察也成为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明朝万历年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林党人目睹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抨击贪婪奸诈的太监，甚至直言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罢官闲居的时候，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时政得失。东林党人的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了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但不能为腐朽昏聩的皇帝所采纳， 也引起了反对派官僚集团的仇视。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梦想破灭了， 而且还招来了日后反对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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