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不斷髮展壯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各類紅軍學校所培養的一大批能治兵會打仗的幹部。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學府，是培養紅軍高級軍政人才的基地。
從1931年到1936年，劉伯承曾任紅一、四、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為紅軍培養了大批優秀軍政人才，成為我軍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一九三七年，紅軍大學部分學員在延安的合影。“行教合一”，親自講課1932年1月，從蘇聯回國一年多的劉伯承接替何長工擔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劉伯承按照毛澤東“我們要把紅校辦成‘紅埔’”，“把紅校辦成培養幹部的基地”的指示，推動了紅軍學校的發展。
劉伯承在紅校工作期間，不論在學校教育上，還是在軍事建設上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劉伯承提出“行教合一”，身先士卒，親自給學員講課。他還把“軍官”改稱指揮員，“士兵”稱為戰鬥員，“傳令兵”改為通信員，“伙伕”改為炊事員，“馬伕”改為飼養員，“挑夫”改為運輸員，許多軍語現今仍在使用。
1933年10月17日，中革軍委以紅軍學校為基礎組建了紅軍大學，成為我軍第一所大學，劉伯承任代校長，開創了我軍辦大學的先河。到長征開始時，共有3期學員畢業，為紅軍培養了許多優秀軍政人才。“理論聯繫實際，全面培養幹部”1935年10月上旬，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在卓木碉成立，由劉伯承任校長。
針對學校邊打仗、邊行軍，在遊動中辦學的特點，劉伯承提出“理論聯繫實際，全面培養幹部”的教育方針。結合當時的鬥爭環境，部隊需要什麼學什麼，學員缺什麼補什麼。紅大主要開設軍事和政治兩大門課程。政治課教授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理論和軍隊政治工作等，著重講紅軍的宗旨、性質和任務。
在軍事教育方面，針對當時革命鬥爭的實際情況，劉伯承提出學員應學會六種戰術，即打騎兵、平地戰、河川戰、隘路戰、山地戰、麻雀戰。有一次，測繪教員賴光勳上課剛講一小時，軍長學員余天雲就嚷嚷要休息。賴光勳說：“課程表定的4小時，不按規定辦不行！”余天雲說，教員不能負責，由他負責。接到賴光勳的報告，劉伯承說：“恐怕他們看你小啊。
下次上課，我同你一塊去，你把教課內容準備好。”第二次上課，劉伯承坐在後面聽課、記錄，結束時又總結，先肯定了賴光勳講課的水平，又表揚了大家遵守紀律、虛心學習的精神。劉伯承主持的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邁出了一條邊打仗邊辦學的路子。康克清在工農紅軍學校參加學習後，由劉伯承校長簽署的畢業證書。“沒有儀器，就用土辦法代替嘛！
”1936年9月，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成立，劉伯承擔任校長。為了紅二方面軍在北上途中遇上敵人的騎兵部隊堵截時能減少損失，劉伯承給紅二方面軍指戰員作打敵人騎兵的戰術報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敵處置、利用地形、武器運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則，講解了打騎兵的隊形、追擊、有組織的後移以及平時加強演練等問題。此後，紅二方面軍在遭到騎兵的幾次襲擊中都沒有吃虧。
紅大訓練課目分為政治、軍事和文化三大類。政治課除原有基礎理論外，還增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課目。軍事課方面，增加了《兵團戰術》，由劉伯承主講。文化課主要有語文、算術、自然常識等等。有一次上文化課，一個教員講自然常識晝夜、四季和日蝕、月蝕等問題，有的學員聽不懂。劉伯承說：“沒有儀器，就用土辦法代替嘛！
”他隨即告訴教員：“用一支點燃的蠟或油燈當作太陽，就是恆星；用鐵絲做一個橢圓形的圈子，把它穿在一個大土豆上，當作圍繞恆星運行的行星地球；再用一隻土豆作月亮，以它圍繞地球運轉，叫做衛星。”劉伯承指導文化教員進行形象化教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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