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之屠也称辽东屠杀，指的是明末时期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一带的屠杀汉人事件。
努尔哈赤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不论贫富，均皆诛戮"的政策。在入关前，一面吹嘘他优待"尼勘"，一面却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100多万辽东汉人。同时还让大量的当地汉族及其他民族百姓充当奴隶。
1.女真人压迫汉人
辽沈为汉族聚居区。女真族进入辽沈地区后，后金社会有了空前的扩展，由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化成多种社会经济结构的交错，特别是与汉族地区先进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交错。
努尔哈赤一方面要维护满洲八旗作为战胜者、占领者、统治者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既不愿又不可能把辽东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在八旗内部消化”；一方面又作出将辽沈汉民从明朝黑暗统治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姿态，于后金天命六年七月，在辽阳颁布“圈地与计丁受田令”。
“圈地与计丁受田令”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圈地。 《满文老档》记载如下：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一行将前往分田，故先期告谕各村曰：在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在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取田三十万日，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下令在辽东地区和海州等卫，圈占原汉民土地共三十万日 ，以安置从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迁至辽东的满族八旗贵族、勋臣、兵丁及家属。这一做法，成为顺治年间清军入关后，在京畿等地区实行圈地、拨补换地等政策的先声。
“圈地与计丁受田令” 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对辽东新占领区的汉民实行“计丁受田”。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下令革除明朝辽东地区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弊病。首先将辽东地区全部土地收归后金国家所有，然后圈占三十万日土地给予八旗，再后将其他土地以每一男丁给六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一丁当兵、一丁应役的方法，在辽东汉民中平均分配。
“圈地与计丁受田令”的重点，在于圈地。为了保持满族八旗的政治经济优势，为了保持满族八旗的战斗力，作为战胜者、占领者、统治者的努尔哈赤，理所当然地要剥夺被占领地区的土地为八旗所有，实行原有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所余之地，才尝试着对原居汉民重新分配，以改变明朝统治下的社会弊病。
只是第一，由于重点是圈地、是保证满族八旗对土地的占有，而土地却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原居汉民没有能够分到足额的土地。第二，努尔哈赤改变明朝统治下社会弊病的做法，虽在他本人几乎是从奴隶制统治思想到封建制统治思想的飞跃，但充其量只能算是尚未脱尽农奴色彩的封建制的初级阶段，如每三丁种官田一日的劳役地租，每二十丁一丁当兵、一丁应役的耕战合一的做法等，对于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仍是不能容忍的倒退，于是受到了汉族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激烈反抗。
2.汉人的反抗
叛逃：1623年（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夹山河十二家人家，扶老携幼逃离后金辖区；刘济屯五村汉人乘高粱秆编成的筏子渡辽河投明；复州一万一千多男丁叛逃，投向明朝；鞍山、海州及周围之人纷纷叛逃，村村堡堡没有了鸡鸣狗吠、生息炊烟，只有刺耳呼啸的寒风在空旷的残垣断壁中随意穿行。
暴动：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金州两秀才为首，十人“合谋作乱”；镇江（丹东附近）陈良策率众起事，将后金守将佟养正执送明朝；汤站险山农民群起回应，成群结队南行投明，后金军眼睁睁看着，不敢近前。
1623年（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岫岩千名汉人乘木船八艘、独木船十四艘逆岫岩河而上，猛烈炮击后金五处哨探，后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地都树起了反抗后金的义旗。
偷袭，暗杀，投毒。后金天命八年，催征公粮的后金官吏有被汉人绑架，放到车上带走杀死；有因单独行动，被汉人杀死；有被汉人以交朋友为名，骗到家中杀死。与此同时，屡屡出现汉人在水、酒、猪肉中下毒，毒死后金军民的事件。
努尔哈赤虽然说“恩养尼堪”，但是却大杀辽民，也极端反汉。
1623（明天启三年），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 畜。
1624年（明天启四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1625年（明天启五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 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努尔哈赤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
努尔哈赤对汉人抗暴作出的反应，是进一步种族歧视、种族清洗。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
窃据沈阳后，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
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伪金，复州兵民起，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
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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