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東
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蔣介石之“文膽”而聞名於世的陳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藥後於南京寓所孤獨地棄世，副官曾回憶其嶙峋的右手緊攥著呈給他一生所追隨的蔣介石之遺信，屋內則散亂地攤放著多封留給至親、黨內好友的遺書。多年飽受身心疾病困擾的他，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是：“讓我安靜些。”
陳布雷之死，正值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軍全面作戰失敗的開始，距離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不到一年時間。作為十餘年來蔣介石最為倚重的核心幕僚，被譽為“當代完人”的陳布雷，在自己所效忠的政治勢力危若累卵之際，以自殺的方式宣告其無可挽回的失敗宿命。
整整三個月之後，作為蔣介石拜把兄弟的戴季陶亦選擇同一方式離世，當天蔣在日記裡寫下：“平生對餘最忠實之兩同志皆服毒自殺，是餘不德、無能，以致黨國危殆至此，使友好悲絕自殺，其罪愆莫大”，其悲痛自責之情溢於言表。然而，慣於政治捭闔的蔣筆鋒一轉，又立即展露出其冷酷內心，對兩位故去的同志進行嚴厲責備：“然其天性皆甚弱，不能耐怨忍辱，時時厭世，於其個人，生不如死，餘亦不甚可惜也。”當然，在日記裡諉過於人自能使蔣的內心得到些許的安寧，但頗為諷刺的是，正是陳布雷在抗戰初期曾因品讀蔣早年的日記，以至在自己的日記裡不無感佩地寫下：“委員長愷悌忠厚，率循正道而行，更非常人所能幾及也。”
陳布雷與陳誠
以革命同志相稱的外表之下，蔣陳二人關係的實質是君臣主僕。從某個理想的層面而言，此種“君臣相得”的狀態本不應導致悲劇性結局，但現實政治是殘忍的，政治中的人心又是變幻莫測的。在得知陳布雷棄世後的當天，蔣在日記中做出如是評價：“傍午得報，聞之悲痛異甚。今日再無他人可以任其之代勞與調節各派之中堅主持之人矣，而其代筆撰稿盡如我意之學問則尚其次也，奈何！”由此可見，對蔣而言，身處中樞的陳布雷應以其超然於各派系的地位身份，替其居間調停，使黨內各派系山頭均服從於蔣個人的絕對權威。此一作用，甚至重於陳得以名冠天下的文筆能力，而這本不符陳對自己的期許。
1942年8月，陳布雷曾在日記中對自己進行反思，認為“數年來言行之缺失甚多，而尤以對朋友交際過於落寞，在不知者必以為倨傲，此不僅足以敗德，亦足以害事”，其原因在於“始終對政治無興趣之故。固‘不願入官’之一念，乃至一切近於怪癖之行為，均以‘我本無意周旋’之一念自恕”。
早在1941年，周恩來曾讓人向陳布雷捎過一段話：“對他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為一個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服務。”此語既對陳布雷的才華能力予以極高的讚揚，又精準地點出其一生悲劇命運之根本原因。然而，歷史的局中人總受其所處環境制約。在政治的角鬥場中，參與者往往抱定奮力一搏的決心，但又常常做出身不由己的選擇，此間百折千回的心路歷程更使後世覽史者為之慨嘆。一言概之，作為一名書生，陳布雷以孤忠自期，卻因孤忠難致而終生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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