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证券报》报道，9月4日，由人民银行牵手全国工商联共同主办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参会人员不仅有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潘功胜、朱鹤新，还有四大行的董事长、光大集团董事长、中信银行董事长及邮储、交行、浦发、华夏、民生等银行的行长。
在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座谈中，人民银行、工商联、商业银行、交易商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家展开了一场热烈讨论，就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交流看法和意见。
今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就此问题发文《金融监管政策不尊重市场规律，导致效果南辕北辙》。徐忠指出，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既要加大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又要不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还要防控风险，不良资产不得上升。三大要求明显违反了风险—收益正相关的市场规律，无法同时满足。金融机构在这样的约束下，提供小微企业信贷的动力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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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难
座谈会上，多位民营企业代表表达了“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其中，深圳得润电子董事长邱建民表示，今年银行对企业的授信总额度与去年相比大幅缩减，并且贷款利率普遍上浮50%以上，现阶段企业资金不足，很多订单无法继续承接。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表示，目前该企业的合作银行基本已经停止对企业的新增贷款，到期贷款不予续贷或展期。此外，91科技集团董事长许泽玮也表示，其公司市场估值近百亿，所能获得的银行授信也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其他中小企业的境况可想而知。
融资难，难在何处？座谈会上，与会民营企业家主要反映了融资过程中的四个难点：抵押方式受限、PPP“一刀切”、信用担保不到位、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高。
► 难点一：抵押方式受限
会上，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琴表示，企业在牧场土地、建筑物及生产物资上的总价值为3.5亿元，但农业设施用地无产权，难以通过牧场资产来抵押获得融资。
对此，张琴提出，政府部门应加快农业用地、流转土地的确权工作，金融企业也应将流转土地及对应建筑物的纳入抵押方式、拓宽抵押渠道。此外，对于现金流非常好的企业，可设计根据企业现金流入按一定比例提供信用贷款融资的产品，并增加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方式。
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对此问题回应道，接下来的工作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围绕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特点，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服务，深入开展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行动；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增强信用信息融资功能，鼓励发放信用贷款等。
► 难点二：PPP“一刀切”
会上，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笠钧表示，某银行2017年对公司PPP项目贷整体授信6.1亿元，2018年减到3亿元，项目贷授信缩水50%；某银行不做PPP项目贷款，即使给PPP项目开具投标保函、履约保函的业务都不行，搞一刀切。
事实上，此前PPP业务模式门槛过低，且规则边界不清晰，市场上出现了PPP业务发展势头过热的问题，政府隐形债务风险加大。为规范管控制风险，2017年11月财政部、国资委先后发布办法，各银行随之加大了对从事PPP投资业务企业的风险审查力度，从各方面限制了对从事PPP投资业务企业的授信支持。
对此问题，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作出回应：希望通过这次PPP规范，使得符合条件的PPP项目能够真正地满足相关要求，各级政府要守信用，做的PPP项目一定要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 难点三：信用担保不到位
张琴表示，省政府推出的“扶贫基金”“贵工贷”“筑保（信）贷”等可由政策性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但是各自均存在问题。
“民营企业不可能像国企、央企那样拥有大量流动资产及房地产，融资担保中的硬性担保措施就会直接导致融资受阻。”会上，仟亿达集团董事长郑两斌提出，要创造条件重点扶持一批经营业绩好、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的担保机构，加快组建由政府背书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加大担保力度及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力度。
赵笠钧表示，应根据实际情况，引导担保机构经过合理科学的评估论证，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切实改进担保中介机构的服务，简化手续，降低收费标准，适当扩大有效财产的抵押范围；研究针对工业企业废水第三方治理信用担保体系。
而对于PPP投资类的项目贷款，赵笠钧建议简化担保手续，以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或收费权质押作为贷款条件，剔除母公司的担保条件，避免母公司资产负债率等影响项目贷的落地。
此前，有专业人士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指出政府或者相关机构也可以成为出售保险的机构。一方面，债权投资人如果为一千亿的信用债购买保险，只需要购买5%的保险，花销不大。因为一般而言，能发信用债的企业都是较为优质企业，假设这些企业的真实违约率按中国银行业公布的翻一倍，即4%，投资人也只需要购买5%的保险来保底。另一方面，政府集中卖出保险，花销也不大。一旦产生了信用债违约，政府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与投资人进行实物或现金交换，把出现问题的债券集中到一个在债务的清偿、法律诉讼和执行上都更有保障的单位，进而对债券市场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 难点四：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高
何巧女提出，尽管2A＋与2A评级的信用债纳入了MLF担保品范围，但表外资金回归表内之后，银行更倾向于贷款、国债、金融债；即使是配置信用债，也更倾向于央企信用债和城投债，对3A评级以下民营企业的信用债仍然非常审慎，公司重启发债的难度较大。
赵笠钧对此问题表示，对于那些拥有技术实力与管理能力、能够做到稳健经营的企业，金融机构需要区别对待，合理控制风险，不能搞风险一刀切。
由此可见，在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看来，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高、风险控制太过审慎，已经出现了“风险一刀切”的趋势。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金融机构放贷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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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放贷难
“现在你们融资难，我们难贷款，贷款贷不出去。”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会上表示，目前不仅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银行放贷也面临难题。导致矛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企业端资质问题、小微的需求与银行的供给模式不相统一的问题等。此外，企业融资光靠银行渠道融资远远不够。
由此看来，企业端的资质问题与银行的供给模式问题值得关注。
► 难点一：企业端资质参差不齐
目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的担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想要解决融资难题，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此，潘功胜提出以下建议：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应规范经营、依法经营，建立比较规范的财务管理和财务报告制度，提高专业化能力和水平。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审慎开展经营。
高杠杆过度的膨胀性企业集团，应尽快补充资本、坐实资本、纠正虚假出资、降低过度借贷，以实质性改善债务-股本比例关系。
在不能及时补充资本的情况下，应选择转让一部分资产、业务，通过瘦身来改善自身财务状况。
► 难点二：银行的供给模式问题
今年4月至今，政策针对中小民企的融资困境进行了不断加码推进。但经历4月定向降准及6月的扩大MLF担保品范围后，民企融资环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一位银行业管理层人士也曾指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银行的意愿问题，而非各种监管指标和资本约束问题。“当央行第一次发放MLF时，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按照央行的期待投入AA+以下的债券，也基本没有流入民企，大部分钱仍然淤积在银行系统内部。”
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局面呢？该银行人士认为，大的环境因素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去杠杆，导致货币政策从2016年底开始一路收紧。但如果从资管的特定角度来看，这涉及到理财和债务在货币和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
在某机构近期召开的一场圆桌讨论会上，一位证券部门专业人士指出，虽然当前货币投放量很大，但都淤积于短端，集中于流动性较好的资产。具体而言，资管新规要求银行理财向净值型产品转型，而净值型产品的特点决定了机构要求持有具有更高流动性的资产。机构流动性偏好上升，就会体现在偏爱超短融、企业债持仓量下降等方面。
“政府最近提到支持中小企业发私募债，但我认为可能并不会有太多机构购买中小企业私募债，因为资管新规背景下没有了资金池，机构也没有了债务资金。银行都在推行货币、类货币，理财是类货币、公募基金扩张最快的也是货币，而货币的投资结构与理财大不相同。”该专业人士说道。
此外，从表内甚至整体信用投放来看，资本“嫌贫爱富”的情况愈加明显。数据显示，上半年的信用投放大省为东部沿海省份及北京，越偏远的地方信用收缩越严重，扎堆授信现象十分突出。此外，近段时间信用利差被快速拉高，表明现在金融机构的配置风格趋向保守。
由此看来，资管新规落地后，银行配置风格趋向保守，流动性偏好明显上升，导致货币淤积于短端，成为民企融资环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如果表外理财被完全切断，则可能会妨碍货币向信用的转换，进而使得央行投放的资金无法流向实体经济。
此外，有观点指出，充分利用资管新规过渡期扫清障碍，可推动货币向信用的平稳转换。新规将过渡期划定为2020年底，规定在此之前银行可以投资非标资产，那么就应该明确放开对非标资产投资各种通道的限制，比如银行的非标资产余额不能大于上年度总资产的4%或所有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的限制。
也有观点认为，传导机制不畅，还要从制度方面寻找原因。过去若干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出现了许多的金融创新业务，包括表外理财、非标业务等等。这些创新业务说明，在制度上我们的金融供给其实不能够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这些金融创新业务是“去杠杆”所要去掉的部分，从金融供给的角度来看，监管部门认为这些创新是存在问题的，但监管部门并没有更好的替代工具。简而言之，监管部门只是“堵偏门”，但没有“开正门”。
今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就此问题发文《金融监管政策不尊重市场规律，导致效果南辕北辙》。徐忠指出，近年来，我国部分监管政策不尊重市场规律，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导致市场主体激励混乱，政策效果南辕北辙。比如，以加强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为目标，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既要加大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又要不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还要防控风险，不良资产不得上升。三大要求明显违反了风险—收益正相关的市场规律，无法同时满足。金融机构在这样的约束下，提供小微企业信贷的动力极低。相当一部分号称“低息”的小微企业信贷，只是借助政策支持的名义，以小微信贷为通道，资金实际流向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
徐忠强调，要真正加强金融对小微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要正确认识政府的边界。政府的目标与政府实现目标的手段要分开，不能依靠行政指令、手段直接干预市场资源的配置，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建立金融机构服务小微的激励机制。比如，监管政策要尊重市场规律，允许风险溢价，提高对小微信贷风险的容忍度；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东应完善相关考核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从事小微金融服务；财税政策要加大支持，对金融机构小微信贷风险加以补偿，实现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金融风险防控的有效平衡。
此前，有专业人士提出，在当前情况下，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开设一个“白名单”：当某个非标理财到期时，如果其项目本身是国计民生所需要的，那么就应该让这部分资金接续上。实际上，如果项目不搞完变成烂尾，国家面临的损失可能更大。对于白名单企业，金融机构要对去对接，要保证实体经济对民生、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有关键性作用的部分顺利完成，不能让资金链断裂。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要跟企业讲明白，使其在今后上新项目的时候绝对不再以非标形式募集资金。
以上建议能否成行还不得而知，但央行行长易纲在会上的明确表态或许能够给民营、小微企业吃下一颗定心丸。易纲强调，金融部门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贷款政策、发债政策等金融政策上都一视同仁；要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等“几家抬”的办法，激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畅通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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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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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每年召开双周圆桌会议、金融四十人年会、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等百余场闭门研讨会，开展课题研究近30项，出版周报、月报、要报、《新金融评论》以及经济、金融类专著共计100余册，受到决策层领导重视和经济金融界人士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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