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引进德国克虏伯火炮的过程中还引进了以《克虏伯炮说》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批译作对晚清兵器工业，特别是制炮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兵器工业造弹、造炮技术的提升。但学者孙烈专著《德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却指出，晚清的造炮能力实际上长期停滞不前。
对火药成分的认识，最能反映晚清兵工企业对火炮制造的科学认知水平。《江南制造局记》对栗色火药特性的描述直接照搬了明代《火攻挈要》等兵书关于黑火药的一般说法，丝毫没有抓住栗色火药区别于黑火药的根本点，几乎看不出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的任何影响。
书中引用英国上将贝里斯福德在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的见闻很有说服力。他认为中国的兵工企业尽管机器先进，但管理落后、浪费严重、效率低下，不可能像晚清政府宣称的那样具备仿造克虏伯炮的能力。
正是由于无法从原理上彻底搞清楚火炮制造的内在机理，缺少必要的人才保证，更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所以晚清兵工业对克虏伯火炮的仿制长期停留在简单模仿上，喊了很多年的“自行造炮”，直到1905年前后才出现具备一定实战能力的仿品，而质量仍然低劣。
更要命的是，这种模式的生产效率极低，根本无法满足装备保障需求。与克虏伯交往了几十年，技术转让了几十年，清朝始终也没把外来技术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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