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一、古花瓶不翼而飛
1961年3月8日,對於小學教員鍾必鳴而言,這是一個多年後提起來還始終覺得煩心的日子。
鍾必鳴一家四口居住在上海市盧灣區寧海西路,這條馬路雖小,但在上海灘頗有點兒名氣,舊時屬於法租界範圍,名喚“華格鎳路”,青幫大亨杜月笙的公館(當時稱為“杜家老宅”)就在這條馬路上;而鍾必鳴家跟杜公館相隔不過數十米,算是杜月笙的鄰居。跟杜月笙做鄰居有點兒小好處:一是沒有大盜小偷敢把這一帶的住戶作為作案對象;二是逢年過節杜公館都會給每家送一份諸如時令食品之類的禮物。因此,舊時只要對人說起“我是住在華格鎳路的”,人們就不敢小覷這人。據說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寧海西路的涉財案件發案率也是整個盧灣區最低的,而以前被杜月笙作為高鄰對待的包括鍾必鳴在內的那百來家住戶,則一直沒遭受過盜賊的光顧,可見黑道也是有一套潛規則的。
不過,3月8日這天,這個潛規則卻被打破了。這天是星期三,當時上海灘的小學不知什麼原因,經常無端放假,這個很被學生歡呼的舉措同樣也受到老師的歡迎。這天下午就是這樣一個日子。鍾必鳴於一點半回家,一切無異,大門上的“司必靈”鎖完好無損,主臥室那口放著失竊古董的櫃子上的永固牌鐵掛鎖也鎖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為鍾必鳴見太陽很好想把櫃子裡的那十幾冊線裝古籍拿出來晾一晾的話,還不會察覺家裡已經被樑上君子光顧過了。
失竊的古董是一對北宋花瓶,高尺餘,最大直徑約四寸,精美絕倫,古樸高雅,即使不看瓶底明黃色的清官收藏標記,也知道不是俗物。這對老古董花瓶並非鍾家的祖傳之物,鍾必鳴也並非對古玩收藏有特別的愛好,他與花瓶結緣,純屬偶然——
鍾必鳴是上海本地人,出身平民家庭,老爸一生教書育人,先做私塾先生,後來又做了小學教師。老爸和鍾必鳴都不曾有過子承父業的念頭,所以鍾必鳴在教會辦的中學初中部畢業後考入渣打銀行,從練習生做起,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已升為中級職員。渣打銀行是英國開的,日本跟同盟國一宣戰,英美法租界隨即被日軍佔領,上海渣打銀行無法正常營業,鍾必鳴就改行到親戚開的煤球廠做了幾年會計。想當初鍾必鳴也算是一介熱血青年,對日寇侵略祖國奴役同胞深為痛恨,於是就和幾個意氣相投的青年相約悄然去了重慶。當時國民黨政府正籌措組建遠征軍開赴東南亞打擊日軍,鍾必鳴幾個就去報名。人家一看他的履歷——教會中學畢業、渣打銀行職員,不禁大喜,這姓鐘的小夥子英語肯定頂呱呱啊!一面試,果然!那就到遠征軍司令部做譯員吧。
那對花瓶跟鍾必鳴的這段經歷有關。鍾必鳴在遠征軍司令部做翻譯工作,認識了一個名叫李新貴的上海浦東人。李比他大七八歲,名義上是遠征軍的少校參謀,其實是“軍統”派往部隊的特務。鍾、李是同鄉,脾氣也相投,兩人就成了朋友。後來戰爭結束,鍾必鳴回上海成為中央銀行的高級職員,全賴李新貴相幫。李新貴也回了上海,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偵緝大隊督察官——自然也是“軍統”派去的。之後,鍾必鳴跟李新貴之間的來往就減少了。上海解放前一週的深夜,李新貴突然深夜造訪鍾家,拿來了這對花瓶,說他奉命要去南方,上峰命令下得倉促,手頭沒錢鈔,來找老朋友打個饑荒,商借大洋二百,這對祖傳的花瓶就作為抵押物。鍾必鳴仗義,當即拿出大洋,卻不肯收下抵押物。李新貴堅持留下了花瓶,臨走時說他不久就會回來還錢取花瓶的。鍾必鳴沒有想到,他跟李新貴這一別就是永訣。
再次獲得這個哥們兒的信息時,已是1949年底,那段時間上海灘的大街小巷時不時張貼市軍管會的判決書,很多姓名都被硃筆塗拭,那意味著擁有這個名字的那位已經被處決了。有一天,鍾必鳴在其供職的銀行門口的牆上看見這麼一張判決書,上面竟出現了李新貴的名字。開始還以為是同名同姓,可是待到一看籍貫、年齡以及曾任的偽職,果真是他認識的那個李新貴。再往卞看,才知道這傢伙上海解放前夕壓根兒沒去南方,而是奉命潛伏,還擔任了什麼“國防部保密局江浙滬地下特別縱隊”的副司令。這時,鍾必鳴還沒把李新貴用花瓶換大洋之事與其奉命潛伏聯繫起來想,當下看著這份佈告微微搖頭,感慨不已。
鍾必鳴沒有想到,他當初的“熱血青年”不是白做的,上海解放後,因為曾在國民黨遠征軍當過少尉譯員,按照規定他也算是“反動軍官”,被列入了內部控制人員的名單。當然,鍾必鳴在遠征軍只是做翻譯工作,政府也不難為他,公安局也好,供職的銀行組織上也好,街道居委會也好,誰都沒找過他。不過,人民銀行是金融機構要地,鍾必鳴這樣的角色是不能久待的,所以在1953年就把他調到了區財政局。幹嗎呢?去食堂當會計吧。過了三年搞公私合營,又打發他到區飲食服務公司去幹財務工作,再往後,越來越講政治身份了,於是就把他調到區教育局去了。教育局給了他兩個可供選擇的崗位,一個是在局機關看大門,一個是去小學做數學老師。鍾必鳴選擇了後者,說我老爸也是教書的,子承父業也不錯。
鍾必鳴曾經是銀行的高級職員,收入不菲,新中國成立後留在銀行工作那幾年,還是享受高級職員的工資待遇;後來,隨著不斷調動工作,工資待遇也每況愈下。 “反右”時,老師隊伍中清理出一些“右派”分子,鍾必鳴夾著尾巴做人,倖免於難。不過,他看到那些“右派”分子的遭遇,不免膽戰心驚,尋思“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瞧這勢頭,以後還不知又要搞什麼運動,被弄成什麼分子也難說啊,到那時經濟狀況勢必一降再降,還是要未雨綢繆早做準備。想想家裡也無甚值錢物件,只剩下李新貴抵押的那對花瓶(其時他還不知乃是北宋古董),何不先估估價,以便心裡有數,以後萬一出事急需錢鈔,也可以賣了應急。
鍾必鳴不笨,沒把一對花瓶都拿到文物商店去,只拿了一個;考慮到星期天人多眼雜,唯恐不測,特地選了個不排課的下午,佯稱去醫院看病,悄然去家裡取了花瓶,前往文物商店估價。
接待鍾必鳴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店員,看上去一副老成持重的樣子,估計已經出師起碼六七個年頭了。可是,鍾必鳴把包裹打開後,他只看了一眼就撐不住場面了,馬上從後面請出了一位年約六旬的“老法師”。“老法師”果然了得,竟然看出花瓶應該是一對,他開出的價格是:單個賣三千六百元,一對可賣八千元。
鍾必鳴事先知道這花瓶可能值幾個錢,卻沒想到竟然這麼值錢。八千元是什麼概念?當時上海灘一個青年藝徒的月薪只有十七元,一套老房子也不過兩三千元就能買下!
花瓶原本是放在櫃子裡的,櫃子裡還放著十幾冊線裝古籍,那是鍾必鳴他老爸留下來的,鍾必鳴把花瓶、古籍都沒特別當回事兒,連鎖也沒掛一把。現在知道花瓶竟然這麼值錢,那就不可大意了,回家後立刻去工會商店買了搭扣和鐵鎖,把櫃子鎖上。
這口櫃子就變成了鍾家的保險箱,被從客堂移到了鍾必鳴夫婦的臥室,每年也就打開幾次,‘除了主人不懂裝懂地鑑賞花瓶,就是把那些古籍拿到外面去通風透氣,以防生黴。今年以來,由於氣候原因,鍾必鳴還沒進行過這一例行工作,今天打開櫃子,才發現花瓶已經不翼而飛了。
鍾必鳴大驚之下,立馬奔龍門路派出所報案。本來,他是不想把花瓶的價值透露出去的,可是,那年頭的居民誰家都拿得出個把老式花瓶,他光說“老花瓶”民警並不重視;於是就說了1958年曾把花瓶拿到文物商店去估價之事。民警一聽那對花瓶竟然值八千元,相當於他二十幾年的工資,立馬報告所長蔣巍。蔣所長一聽就瞪眼了,須知按那時的刑事立案標準,案值超過千元的就是大案了,鍾家八千元的花瓶沒了,這還了得?於是,蔣巍當即叫上戶籍警和另外兩個民警,風風火火直奔鍾必鳴家。
一干人到了鍾家,先聽鍾必鳴現場解說了情況,得知他回家時大門鎖得好好的,主臥室的櫃子也完好無損,於是懷疑主人或者妻子把花瓶放在家裡的哪個旮旯忘記了,就讓鍾必鳴自己動手把臥室、客堂、廚房凡是放得下花瓶的傢俱都一一檢查了一遍,可是,依然沒見那對花瓶。蔣巍是個性格穩重、細緻的老民警,當下還不敢確信花瓶是失竊的,又讓戶籍警小梁陪同鍾必鳴去附近的一家裡弄工廠借用電話,打給兒子、女兒就讀的技校和初中,請對方把正在上課的那二位叫來接聽電話,向子女分別問下來,都說沒有動過花瓶。鍾必鳴的妻子胡金萍是南市區滬劇團的演員,前天(星期一)到郊區青浦去演出了,這會兒無法聯繫上,按常理她是不會動花瓶的,後來瞭解下來果然如此。至此,蔣所長方才確信自己的管段內真的發生了一起盜竊大案,於是就向盧灣分局上報。
不多久,盧灣分局派出的刑警由刑警隊隊長洪初秋率領著趕來了。刑警勘查了現場,發現鍾家大門上的司必靈鎖和放花瓶的櫃子上的掛鎖均完好無損,可以進入室內的幾個窗戶也都關得嚴嚴實實,地面和天花板無破損痕跡,而櫃子的鐵掛鎖和櫃門上,也只有主人鍾必鳴的指紋。本來,這些跡象會使刑警傾向於懷疑這可能是鍾必鳴自己在作祟,不過,細心的洪初秋在主臥室的門檻上提取到小半個鞋印,與鍾家四人所有的鞋子比對都不相符,於是,就認為不能排除有外人潛入鍾家作案的可能。臨末,洪初秋想想不放心,又讓刑警把那口沉重的實木櫃子從牆邊拖到房間正中,翻過來檢查底部,也未見撬過的痕跡。
二、排除內盜
當時,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是老紅軍出身的黃赤波,他給全市各分局的局長立了一個規矩:每天下午四點必須到市局參加由其親自主持的碰頭會,彙報當天各區的治安、民情等情況;市局如有上級文件、黨委會議指示傳達,也在會上進行。這樣,這天的碰頭會上盧灣分局局長自然要彙報這起案件。黃赤波一聽,當即作出指示,讓市局刑偵處派員參與偵查這起盜竊案。
當晚七時,以盧灣分局刑警隊隊長洪初秋為組長,由一名市局刑警、三名分局刑警組建的專案偵查組成立。專案組五人根據勘查現場時所獲情況對案情進行了分析一
鍾家現場門鎖、櫃鎖、櫃子以及所有窗戶都完好無損,這說明案犯是使用鑰匙打開大門潛入室內,再用鑰匙打開櫃鎖盜竊了那對花瓶逃離現場的。如果案犯是用這種方式作的案,那麼,其獲取鑰匙的途徑只有通過鍾必鳴。因為據鍾必鳴陳述,櫃子的鑰匙只有他掌握,連他的妻子胡金萍都沒有,至於十八歲的技校生兒子和十五歲的初二學生女兒,那更是甭想摸一摸的。鍾必鳴告訴刑警,他因是外國銀行職員出身,所以對於鑰匙的保管具有一種職業性的謹慎,不管白天黑夜,都是牢牢地拴在腰間或脖頸上的,即使使用時也從不取下來,因此,很難想象案犯怎麼能獲取鑰匙的印模。當然,刑警考慮這個問題時更客觀更現實些,他們想到了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兒女,這三人中如果有人想獲取櫃鎖鑰匙(大門鑰匙三人都有)印模的話,不管鍾必鳴防範得多麼嚴密,總還是找得到機會的。
還有一種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鍾必鳴出於某種原因,自己處置了花瓶,然後佯稱花瓶失竊。這種可能性目前不能完全排除。
據鍾必鳴陳述,上週六晚上妻子在房間裡做針線活兒時把一個線團掉落到櫃子底下去了,他讓妻子、兒子搭一把手把櫃子挪開,放下時兒子的動作重了一點兒,他擔心花瓶受損,曾打開櫃門查看,花瓶還完好無損地放在裡面。這就是說,花瓶失竊的時間應是上週六(3月4日)晚上七點到3月8日下午兩點之間。這為調查劃定了一個時間框框。
刑警在勘查現場時在主臥室的門檻上發現的那小半枚鞋印,已被刑技人員用化學方法予以顯示後拍攝了照片。此刻,專案組幾位輪流觀察了這張還算清晰的照片。鍾家所有的鞋子跟這個痕跡都不相符,有可能是案犯潛入現場作案時留下的;鍾家的地板上之所以沒有發現鞋印,估計是被案犯擦掉了。畢竟這是大白天在市中心地段作案,能夠想到並實施銷燬痕跡,這一點足以說明案犯並非新手上路。只不過案犯的心理素質似乎還欠一把火,慌亂中把門檻上那小半枚鞋印給遺漏了。這小半枚鞋印,此刻還看不出什麼有價值的信息,只能說案犯潛入現場時腳上所穿的是一雙鞋底已經磨損得很厲害的舊布鞋,勉強看清手工納鞋底的紋路。
刑警還注意到另一個問題。據鍾必鳴所說,那對花瓶每個高約尺許,直徑四寸左右,案犯得手後把這樣一對花瓶帶離現場時,不管使用什麼外包裝,拿在手裡都應該是比較引人注目的。鍾家所在的這個地段,馬路上應該日夜有人的,況且還有鄰居以及商店,不遠處就是居委會,不時有人進進出出,因此一般說來十有八九應該是有人看到過那一幕的。
根據以上分析的情況,專案組決定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本案進行調查:一、指派專人前往距市區四十公里外的青浦縣城,向鍾必鳴的妻子胡金萍調查與花瓶相關的所有情況,以判斷鍾必鳴在這個問題上的陳述內容是否屬實;二、向鍾必鳴供職的學校進行調查,內容是鍾必鳴平時的嗜好、經濟有否異常情況,等等;三、去鍾家子女就讀的技校、中學,通過校方悄然瞭解相關情況;四、走訪鍾家所在的寧海西路上的住戶、商家,調查3月4日晚上七點到3月8日下午兩點這段時間裡是否有人看到過可疑人物出現。
次日,五名刑警分頭對上述四個方向進行了調查。下午四點多,專案組在盧灣分局駐地碰頭,彙總調查結果如下——
刑警諸葛力獨赴青浦,向正在縣城演出的盧灣區滬劇團演員胡金萍作了調查。胡聽說家裡遭竊,而且失竊的是那對花瓶,震驚之下,愣怔了好一陣才回過神來,淚如雨下,喃喃道: “這是……我們家唯一值錢的東西啊!”諸葛力問大概值多少錢,她答稱三年前老鍾曾去文物商店估過價,聽說可賣八千元哩!諸葛力等她稍稍平靜後,詢問了關於鑰匙以及週六晚上到週一上午出門赴青浦的時段裡她身處何地、幹了些什麼事兒等問題,她的回答與鍾必鳴所說的相符。諸葛力又向劇團副團長瞭解了胡金萍自週一上午隨團離滬赴青浦至今的過程,以及她平時在劇團的表現,最終排除了胡涉案的可能性。
刑警張小勳分工前往鍾必鳴供職的學校瞭解相關情況,他向校長、教導主任以及幾位跟鍾必鳴接觸比較多的老師分別瞭解下來,得知鍾必鳴因自己的“歷史問題”,在學校一直很識相——不談政治,不議時事,不與其他老師建立超出同事範圍的關係,更別說玩什麼婚外戀、一夜情了,始終夾著尾巴保持低調。鍾必鳴的經濟狀況在同事當中算是中等偏上,因為他們夫妻倆都有工作,收入尚可且只有兩個孩子,沒聽說過他有超常消費、炫富擺闊之舉。至於說個人嗜好,只聽說他有時喜歡喝點兒酒。至於是否對收藏有興趣以及家裡藏有一對花瓶’的問題,校長特地逐個詢問了全校老師,都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關於3月4日到8日他在幹些什麼,學校方面只能確定週一、週二全天和週三至下午一點多的這段時間鍾必鳴是待在學校,其他時間就不清楚了。
第三路——對鍾家子女的調查,由刑警姜天明負責。鍾必鳴的兒子鍾良這年十八歲,就讀於江南造船廠技校;女兒鍾敏十五歲,在盧灣區第二初級中學讀書。姜天明分別去了這兩所學校,走訪了兩人的老師、部分同學以及鍾良、鍾敏本人,瞭解到他們知道家裡有那麼一對古代花瓶,但是,父母可能出於安全的考慮故意對子女隱瞞花瓶的價值,所以兄妹倆只知道花瓶失竊,並不清楚花瓶價值八千元人民幣。姜天明還了解到,他們的父親確實對櫃鎖鑰匙控制得很嚴,一如鍾必鳴自己所說的,連睡覺、洗澡都是不肯離身的。至於兄妹倆日常的“軋淘”(滬語,意即交友)情況,老師和同學都反映一切正常,交往的都是校內班內的同學。那麼,3月4日到8日這段時間呢?青少年記性好,兩人不但把自己這個時段裡的情況都一五一十說得清清楚楚,甚至說了父母的情況。鍾良還說到週六晚上母親喚他去主臥室幫爸爸抬那口櫃子以拾取線團的情節,他證實父親確實埋怨過他“手腳太重”,擔心震碎了花瓶,因此當時就打開櫃子拿出花瓶檢查了一番。
專案組組長洪初秋和市局刑警伍博兩人負責對鍾家鄰居以及寧海西路上的商家住戶進行走訪,旨在瞭解3月4日到8日這段時間內是否有群眾看見有人攜帶符合贓物體積的物件出現在寧海西路上。兩人整整折騰了一天,接觸的受訪人足有一百幾十個,可是,竟然沒有任何人看到過可疑跡象。
晚飯後,專案組繼續開會討論如何開展下一步的偵查工作。白天的調查雖然未能查摸到什麼線索,可是卻排除了之前對鍾家內部涉案的懷疑。現在,就可以從外部情況予以考慮了。目前的外部情況切入點有兩個:一是鞋印,二是鑰匙。大家議下來,認為鞋印雖然看得見,可是作為線索來說卻有些難度,因此還是先從鑰匙著手比較靠譜。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既然排除了鍾必鳴自己涉案的可能性,那他所說的關於櫃子鑰匙的說法也應該是沒問題的。而從鍾必鳴平時一以貫之的那份似已融入血液中的細心來看,案犯得到鑰匙的途徑可能有兩個:利用某種機會從花瓶主人鍾必鳴那裡拓取了鑰匙印模,或是根本未從鍾必鳴處下手,而是使用了類似萬能鑰匙之類的開鎖工具。
刑警認為,不論案犯的行為屬於上述兩種可能中的哪一種,他都躲不過一道坎兒——鎖匠!
拓取了印模得配鑰匙,得去找鎖匠解決。哪怕這廝自己是“外國銅匠”(滬上當時沿用舊時對鉗工的稱謂)出身,想自己躲在家裡解決,工具容易獲得,去商店買一套什錦銼就是了,可鑰匙坯卻是屬於特種行業專用材料受到控制的,只有持有特種行業經營許可證的職業鎖匠才可以憑證去購買,但也得登記。
至於用萬能鑰匙開鎖,那也只有鎖匠或者曾經做過鎖匠的人才具備實現的條件,刑警只要走訪全市各區的鎖匠,相信他們中會有人知道些許蛛絲馬跡的——比如哪個以前曾做過鎖匠的師傅改行了,其他鎖匠也肯定知曉。而且公安機關的治安部門也有登記,從事特種行業的人員在公安局都有一份類似檔案的材料,如果誰改行了,就得向公安局申請註銷,由經辦民警在材料上註明此人何時改行,改的是什麼行業,供職於哪個單位,等等。
因此,專案組決定直接把偵查觸角伸向鎖匠行業。這是一項工作量比較大的調查,因為全市十區的每個區都有至少五十個修鎖配鑰匙的小店鋪和攤頭,加起來就有五百處以上,專案組五個刑警分頭走訪,算下來,這項工作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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