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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15日，在德國巴登維勒的一家療養院裡，病重的契訶夫對醫生說：“我快要死了”。醫生施沃勒趕緊派人去取氧氣瓶，但遭到契訶夫的反對，他對醫生說：“現在一切都無用了，甚至不等把它拿來，我就成了死屍。”
於是施沃勒醫生吩咐旁邊的人把一瓶香檳酒送上樓。契訶夫接過酒杯，對他的妻子奧爾加說：“我已經很久沒有喝香檳了。”他慢慢地喝光杯子裡的酒，然後將身子側向左邊躺下。沒過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契訶夫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俄國內務大臣В.К.普列維被社會革命黨殺害。俄國國內的恐怖攻擊、工人罷工、農民抗爭、社會暴動越演越烈，不過，這次革命並沒有成功，而僅僅是一個開始。
這彷彿是某種隱喻：契訶夫出生的1860年，俄國沙皇開始農奴制改革；契訶夫去世的1905年，俄國的革命拉開了序幕，並最終於1917年成功。一箇舊的時代徹底結束，另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
契訶夫生活在一個新舊之交的時代，而想去理解這個時代，閱讀契訶夫的作品也許會比閱讀歷史材料更有用。整整十卷的《契訶夫小說全集》，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天才作家在逐漸成熟，也看到了一個時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崩潰。
契訶夫和高爾基
高爾基曾經說過：“契訶夫是一個獨特而巨大的天才，是那些在文學史上和在社會情緒中構成時代的作家中的一個。”是的，契訶夫用他的作品精確地記錄了俄國那個特殊的時代以及籠罩在它之上的社會情緒。
契訶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發表於1880年，那一年，契訶夫年僅20歲。在這部短篇小說裡，年輕的作者嘲笑了一個不學無術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小說雖然稚嫩，但也呈現出了契訶夫早期小說的特色——以強烈的諷刺為特色，引人發笑。
之後的六年時間裡，契訶夫發表了《一個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兇犯》、《普利希別耶夫軍士》等一系列著名作品，這些作品都以諷刺和幽默見長。
這是契訶夫小說創作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小說整體呈現出一種不太成熟的氣質，小說所涉及的對象，大多是一種可笑而被諷刺的對象——地主、貴族、官員、軍人等。
之所以呈現出這種狀態，一方面是由於年輕的契訶夫初出茅廬，對社會的觀察和認識並不深刻，他看到的還只是整個逐漸崩潰的社會中最黑暗的一角。
另一方面，也和當時整個俄國社會的氛圍有關。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社會氣氛令人窒息，進步思想備受禁錮，不少小報都在發表幽默滑稽的故事以供人們消遣，契訶夫的創作也受到影響。
1886年，契訶夫發表了小說《萬卡》，這是契訶夫創作進入一個相對成熟階段的開始，他在逐漸放棄諷刺，這種轉變的徹底完成是在1889年。
這一年，契訶夫發表了中篇小說《草原》。在這部小說裡，契訶夫描繪草原美麗的景色，思考農民的命運。整部作品充滿濃郁的抒情意味，也顯示出契訶夫描繪自然景色的絕技。
此後，在契訶夫的小說裡，諷刺意味不再如以前那麼強烈，而多了一份抒情、一份憂鬱，一份“無望的希望”——只存在著希望的感覺，但是看不到現實的出口。
在這一階段，契訶夫的小說越來越貼近現實，他對待自己筆下的人物，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同情。這是契訶夫對現實認識的加深，也是契訶夫文學觀念上的一次成熟。
1888年，契訶夫獲得了俄國非常著名的 “普希金獎”。他在文學上的聲譽與日俱增，這讓他感到不安，也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文學家不是做糖果點心的，不是化妝美容的，也不是給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身負責任的人”。
契訶夫在意識到自己責任的同時，也意識到了自己的缺點——缺乏一個“明確的世界觀”，他為此而感到苦惱，在他看來：如果沒有“明確的世界觀”，那麼“自覺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是一種可怕的事情”。
契訶夫和列夫·托爾斯泰
1890年4月，為了更深刻地瞭解俄國的現實，契訶夫去了薩哈林島。在這裡他看到許多殘忍不堪的事情。從薩哈林島歸來之後，契訶夫寫出了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說《第六病室》。
之後契訶夫越來越積極地投身於社會活動：1892年，他去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參與了賑濟災荒；1892年到1893年，他到謝爾普霍夫縣去消除霍亂；1897年，他參與了俄國全國人口普查的工作；1902年，他抗議科學院因屈服於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預而撤銷高爾基的名譽院士資格，並與柯羅連科一起毅然放棄他們自己在兩年前獲得的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熱心資助為爭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學生……
這個階段的契訶夫已經有了明確的“世界觀”，小說創作也進入了全盛階段。契訶夫小說的人物擴展到各個階層：農民、工人、貴族、知識分子、官員……他在描寫這些人物的時候，不再注重情節，而是通過行為和語言去體現心理狀態，並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去刻畫當時的社會現象。
契訶夫在讀劇本《海鷗》
而和這種藝術上的興盛相反的，是契訶夫小說中籠罩著的情緒越來越絕望——一種徹底無望的情緒，一種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絕望的情緒。
這種絕望的情緒不僅僅充斥在農民的生活裡，也充斥在出身貴族和知識分子身上，這些我們在《恐懼：我朋友的故事》《匿名的故事》《文學教師》等小說裡都可以感受到。俄國文學裡“多餘的人”這種典型到契訶夫筆下，已經發展成一種更加病入膏肓的典型——“絕望的人”——這也是現實的一種變化。
在契訶夫人生中的最後幾年，他堅信：“俄國正處於革命的前夜”，他把自己的這種預感告訴了身邊不少朋友，但是沒有人相信，他們都覺得契訶太過悲觀了。
而在契訶夫這個時期創作的小說裡，讀者可以感受到：每個階層的俄國人，從農民到貴族，似乎都在心底裡渴望著一場革命，以擺脫眼前這讓人絕望的境地。小說的氛圍也是一種暴風雨來臨前讓人窒息的平靜和壓抑。
而這些都可以讓讀者感同身受地體會到，一場革命在俄國降臨是不可避免的。
《契訶夫小說全集》
出版社: 安東·人民文學出版社
譯者: 汝龍
出版年: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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