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戰略發展部總經理，經濟學博士；韓軍偉，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戰略發展部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貿易結構是產業結構的體現。中美在貿易摩擦中關注的進出口領域的不同反映了雙方產業競爭力的差異。美德日英的情況能為我國主要行業的發展方向提供一些參考思路。
各國由於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國際分工地位不同，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變遷。貿易狀況對外匯儲備、匯率、經濟增長都有很大的影響，持續的貿易逆差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重的問題，各國政府都高度關注貿易狀況，貿易摩擦也始終不斷。
2017年，全球前五大經濟體的貨物貿易情況，中、德、日為世界排名前三的順差國，美、英則是世界最大的兩個逆差國。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曾在1816年至1930年的一百多年裡（僅9年為逆差）、美國則在1874-1970年的近百年間基本保持貨物貿易順差（僅2年為逆差）（熊芳，2013），但伴隨著製造業佔比下降，成為逆差國。據貿發會議（UNCTAD）數據，從貨物貿易看，德國從1951年、中國從1994年到2017年曆年均為順差，日本從1981年到2017年，除2011-2015年之外，歷年均為順差，而美國從1971年後除1975年外歷年均為逆差，英國從1948年到2017年曆年均為逆差；服務貿易則相反，1992年以來，中、德、日均為逆差，美、英均為順差。
美國發起和多國的貿易摩擦事件，雖有多重目的，減緩貿易失衡還是主要原因之一。貿易結構是產業結構和比較優勢的體現。比較五國主要行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以下簡稱佔比）及歷史變化，能觀察到共性的規律和不同的特點，對中國的未來發展路徑也可以提供啟示。
中國主要行業佔比的變化
1952-2017年，我國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第一產業（農業，含農林牧漁業一個門類）佔比從50.9%降至7.9%，第二產業（工業，含採礦業，製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以及建築業四個門類）佔比從17.6%上升到40.5%，其中製造業佔比自2004年開始穩定在30%左右，目前為佔比最高的門類，2017年為29.3%。第三產業（服務業，含十五個門類）佔比從28.7%上升至51.6%。
2017年，批發和零售業佔比為9.4%，是僅次於製造業的第二大門類。批零業佔比最高的是50年代，曾達12.4%，後來波動下降，1982年佔比最低點為3.2%，近十年來波動中略有上升。金融業（含保險）佔比從1980年的1.9%升到1989年的6.3%，然後下降，直到2012年才超過了1989年，2005年之後從4%攀升至2015年的最高點8.4%，主要原因在於“四萬億”計劃後非金融部門一直加槓桿，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也形成了基礎貨幣向廣義貨幣的傳導，而且2015年還有牛市使得證券業增加值擴張的因素。2016和2017年，金融業佔比連續兩年下降，2017年為7.95%。房地產業佔比由1998年的4%提升到2017年的6.5%。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佔比，2017年佔比3.3%，比開始有此行業統計數據的2004年僅提高了0.7個百分點。
美國主要行業佔比的變化
第一產業佔比從1948年的8.6%下降，近十餘年穩定在1%左右。製造業的佔比從1953年的28.3%下降到2016年的11.7%。1895-2009年美國製造業總產值世界第一，2010年被我國超過。雖然早在2009年奧巴馬就提出了“製造業再回歸”的口號（2009年製造業佔比為12.0%），但從製造業佔比來看政策效果沒有顯現。
房地產業佔比從1975年的5.3%上升到2008年11.9%，2009年下降到11.5%，此後又逐年攀升，2016年達到12.1%的歷史新高。金融保險業在20世紀40年代佔比僅為2%多，80、90年代的利率市場化、金融自由化，伴隨金融保險業佔比的上升，2001年達到最高點7.7%，2008年因金融危機降到6.2%，2016年恢復到7.5%。專業和商業服務，教育服務、衛生保健和社會救助業兩大行業2016年佔比均為8.4%。信息業佔比6.1%，從過去十年看提升不算顯著（2006年為5.8%），從過去二十年看比較顯著（1996年為3.9%）。
日本主要行業佔比的變化
第一產業佔比從1955年的19.9%降至2016年的1.15%，近十餘年穩定在1.1%左右。製造業佔比整體處於降勢，但仍為各行業之首，近20年保持在20%左右。製造業增加值從1995年1.279萬億美元降到2015年的8924億美元。但競爭力仍然很強，在2015湯森路透全球企業創新排名TOP100中，以40家位居第一，超過有35家的美國。
1955-2016年，房地產業佔比整體呈升勢，2016年佔比為11.36%，比1955年提高了5.81個百分點。20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使建築業佔比和房地產業佔比均在1993年達到最高點(10.75%和12.25%），建築業佔比此後波動下降，2016年為5.52%，但房地產業佔比基本保持穩定。金融保險業佔比波動，最低點是1960年的3.53%，最高點是1989年的6.36%，2016年為4.17%。分階段來看，1955-1976年，日本尚未開始利率市場化，金融保險業佔比在20年間僅提高了1個百分點；從1977年利率市場化開始，佔比從1977年的4.88%上升到1989年的6.36%；1989年日本央行開始加息，房價大跌，銀行不良貸款大幅增長，佔比此後波動下降。2016年，專業、科技活動，教育、人類健康和社會工作活動佔比分別為7.35%和10.7%，信息和通信業佔比4.98%，過去十年保持在5%左右，過去二十年有明顯提高（1996年為3.61%）。
德國主要行業佔比的變化
第一產業佔比從1991年的1.2%下降到2016年的0.6%。德國頂住了“去工業化”浪潮，堅持高端與專業化發展，保持了製造強國地位，製造業佔比近20年保持在22%左右，處於各行業之首，2016年為22.6%。
房地產業佔比保持在10%左右，2016年佔比為10.9%，比1993年僅提高了0.8個百分點。2016年，金融保險業佔比為3.9%，較1991年還下降了0.6個百分點，為1991年以來僅次於2008年（為3.8%）的低點。金融保險業佔比這26年在3.8-5.5%間波動，2012-2016年間還逐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德國政府執著於財政自律和價格穩定，德國企業專注於做精做優，並不傾向於通過舉債迅速做大。2016年，專業、科學、技術及行政管理服務業，公共管理、國防、教育、衛生及社會工作佔比分別為11.2%和18.3%，信息和通信業佔比4.90%，過去十年有一定提高（1991年為3.6%）。
英國主要行業佔比的變化
第一產業佔比2016年僅為0.6%，較1990年下降了0.83個百分點。自工業革命開始，製造業給英國帶來了長期的經濟繁榮。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受國際價值鏈轉移和自身的經濟轉型，製造業開始失去優勢。製造業佔比從1990年的19.02%下降到2010年的9.99%。近年來，英國開始提振製造業，在2013年推出《英國工業2050戰略》，製造業佔比略有提高，2016年為10.13%。
2016年服務業佔比高達79.23%，較1990年提高12.07個百分點。其中，金融保險業佔比為6.6%，比最高點2009年的9.35%下降了2.42個百分點，為金融危機後的最低點。房地產業佔比自1990年以來整體不斷提高，到2016年為13.89%，較1990年提高了7.43個百分點，成為佔比最高的門類。郵政、交通、住宿和餐飲業，研究和支持活動，政府、健康和教育等行業，2016年GDP佔比分別為18.4%、7.69%和17.73%。
規律和建議
經濟學家克拉克1940年就發現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呈現第一、二產業佔比下降，第三產業佔比上升的規律，五國均符合這一規律。但五國各行業門類佔比的趨勢和現狀還是頗有差異，反映了所處階段和發展特點的不同。中美關注的進出口領域的不同也反映了雙方產業競爭力的差異。美德日英的情況能夠為我國主要行業的發展方向提供一些參考思路。
一是加大農業扶持力度，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我國是農業大國，2016年農業佔比為8.86%，遠高於美國（1%）、日本（1.15%）、德國（0.6%）和英國（0.6%），但還不是農業強國，與農業發達國家相比，在資源稟賦、農業生產方式、勞動力素質與職業化程度、農業科技和機械水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農業生產率低。2016年，我國農業就業人員佔全部就業人員的28%，美國僅為1.4%，而農業品出口金額，我國為730億美元，美國達1350億美元。發達國家對農業一直都採取了有力的扶持政策。未來的農業將從勞動密集走向更加資本、智力密集的現代農業。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引導更多資金、技術、人才流入農村和農業，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我國還將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中轉移，需做好農地、戶籍等相關制度改革安排。
二是堅持質量為先，強化製造業的支柱地位。2016年，中、德、日、美、英第二產業佔比分別為39.8%、30.5%、29.5%、18.9%、20.2%，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大國，製造業在推動經濟增長、增加外匯儲備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近20年我國製造業佔比穩定在30%，分別較德國和日本的穩定水平高8和10個百分點，而美國製造業佔比2016年僅為11.7%。20世紀80年代，製造業被美國認定為“夕陽產業”，發展重點轉向第三產業，佔據金融、生產服務業等產業鏈上游，製造業成本不具優勢也使得生產轉向海外，但由此帶來對就業、經濟穩定性的不利影響，使得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都以“製造業再回歸”為目標，英國情況類似。德、日則始終重視穩定製造業的支柱地位，其經驗值得我國借鑑。我國製造業的主要問題是中低端製造業的產能過剩和比較優勢下降、尚不掌握一些重要核心技術。新一輪產業變革為製造業質量升級提供了機遇，未來我國需要化解過剩產能，堅持質量為先和創新發展，建立有利於製造業發展的長效機制，加強技術人才培養，提高產品質量，在重點領域創新發展。
三是完善制度建設，實現房地產業服務性轉型。我國房地產業增加值佔比由1952年的2.1%提高至2016年的6.5%，目前低於英（13.89%）、美（11.7%）、日（11.36%）、德（10.9%）。我國建築業佔比（6.7%）高於這四國（英、日、德、美為6.19%、5.52%、4.8%、4.3%）。我國房地產業佔比和人們的直觀感受不符。盛松成、宋紅衛（2018）認為由於統計內容和方法的不同，中國房地產業對GDP的貢獻率被低估，測算為12%左右。由於房地產居住和投資的雙重屬性，房價受到居住、投資需求和貨幣信貸等眾多因素影響，容易形成資產價格泡沫，甚至帶來經濟危機。我國房價上升過快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但由於房地產業對各行業的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經常成為經濟波動的“熨平機”，為了服從穩增長、擴內需的需要，控房價的政策難以堅持。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房價上漲較快，泡沫破裂後經歷了20多年的下降，美、英在次貸危機前房價持續上升，此後下降，2012年前後恢復性上升。德國房價指數從1980年到2008年的近30年間基本是波動下行，2008年達到最低點，是控制房價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此後由於低利率環境以及成為價格窪地，房價開始上升，但四國房地產業佔比均總體在波動中呈上升趨勢，在房價高漲時佔比有所上升、房價下跌時佔比有所下降，波動幅度遠小於房價。德國房地產市場運行穩定，主要得益於穩定的貨幣環境、福利性服務行業的定位、多元化的住房供給體系和政府控制房價的有效措施，包括對交易和持有房產均徵收較高稅率、較高的按揭首付率要求、對租金的嚴格限制等。我國房地產業可借鑑德國經驗，堅守“住”的定位，從供給方面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在貨幣信貸方面要予以控制，並通過房地產稅調節存量市場。
四是深化金融改革，以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中國金融業佔比2016年達8.35%，分別比美、英、德、日高0.85、1.75、4.45和4.18個百分點。美國金融和保險業佔比緩慢提升，因危機下降而後恢復上升，德、日近20年基本保持穩定，德國佔比最低。中國此指標快速提高的原因，一是宏觀槓桿率快速上升，實體經濟嚴重依賴信貸擴張，二是金融體系結構以銀行為主。行業增加值主要反映銀證保等金融機構的稅利情況，非金融機構投資者的利得並不反映在其中，因此英美這種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此指標會相對較低。2008年到2016年，中國非金融部門槓桿率（非金融企業、居民和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從141.3%上升到255.3%，是五國中上升最多的，同期德國從184.5%下降到181.3%，是五國中唯一下降的。中國非金融企業槓桿率2016年末高達166.3%，德國僅為53.1%（美國72.3%，英國83.3%，日本101.2%）。德國非金融部門槓桿率近年的下降和低利率環境使得其金融業佔比下滑。而資本市場發達的美國，金融危機後，在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金融和保險業佔比依然有所提高。日本近十多年在低利率的環境下，槓桿率雖還在提高，金融業佔比反而下降。我國股市規模為全球第二，股票市值佔GDP比重低於美、英、日，僅高於德國，債市規模為全球第三，債市規模佔GDP比重則為五國中最低，雖有一定發展空間，但也不能快速擴張。需要按照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堅持去槓桿，才能防範化解前一階段快速加槓桿和金融市場亂象中積累的金融風險，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
五是深化融合創新發展，發揮信息通信業支撐引領作用。從信息通信業佔比來看，英、美佔比最高（6.11%、6.10%），其次為日本（4.98%）和德國（4.9%），近年來我國信息通信業雖高速發展，但佔比僅為2.9%。由於網絡三定律，信息通信業效率不斷提升、成本不斷降低，本身對GDP的直接拉動作用有限，而是通過與實體經濟融合，提升實體經濟、生活消費的質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融合創新發展，是信息通信業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
六是加快服務業發展，推動經濟走向更高形態。2016年，美、英、日、德、中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分別約為80%、79%、70%、69%和52%。剔除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後，美、英、德、日其他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分別約為60%、59%、54%和54%，我國僅為37%。我國需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補上短板，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和就業的吸納作用。
從英美的發展歷史看，作為全球的領導者，都從最初的製造業大國變為服務業大國、全球金融中心，從貨物貿易順差國變成逆差國，服務貿易則保持順差，這既有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也有政策選擇的影響。 一個重要原因是其貨幣是最主要的國際貨幣，其他國家需要通過對其貿易順差才能積累對其貨幣的儲備（即“特里芬難題”）。德、日在20世紀5、60年代，中國在90年代後，成為新的製造業大國、出口大國，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於美國龐大的市場。美國一是由於掌握技術創新、金融市場的主導權，向價值鏈高端遷移，二是曾經提倡自由貿易，希望各國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所以在開始對此有一定的容忍，但從70年代後貿易逆差嚴重，也和主要的順差國日本、德國有曠日持久的摩擦鬥爭。和中國的貿易摩擦也可能將持續較長時期。
開放國內市場、帶動其他國家的共同繁榮也是大國的一種義務和擔當。英美的進口給全球帶來的好處是創造了市場需求，對本國帶來的好處是居民享受了更廉價的商品、降低了通脹壓力，問題是加快了本國製造業的外流和失業率的上升。英國前央行行長默文·金認為“發達經濟體犧牲了本國製造業的就業崗位，換來了價格低廉的消費品。”德國採取了從職業教育到稅收等一系列有利於製造業發展的措施，並有意識地抑制德國馬克的國際化和升值，歐洲的一體化也使得德國的出口更佔優勢。目前我國GDP總量已達美國的65%，很難再大規模依賴出口拉動經濟。近期我國用對外開放、擴大進口的重大行動化解貿易摩擦、彰顯大國責任擔當。我國要堅持強化製造業的支柱地位，但也面臨產能如何消化的問題。未來我國還需要繼續降低對出口的依賴、更多依靠內需，通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特別是以開放促改革，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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