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眼線密報，王安之發現周佛海雖然在官場上權勢極大，卻長期為一個
困繞而苦惱：周想把遠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擔心重慶方面察覺後提前動手。1943年3 月中旬，有一個人找到軍統局對外的秘密聯絡機關——位於重慶棗子嵐婭的“漱廬”，自稱是奉命潛入南京汪偽政府的特工程克，有公事向軍統負責人彙報。軍統方面特地核實了程克祥的身份，他果然是南京失守前潛伏下來的軍統情報員，一度在汪偽政府出任要職。1941年，他被76號偽特工總部發現真實身份並遭逮捕，就此和軍統失去聯繫。程突然在這個時候現身，難免讓人生疑。軍統駐在重慶的上海實驗區區長王安之跟他會見之後，終於解開了這個疑惑：原來，程克祥是受周佛海的委派前來重慶的。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後來，他先是投降國民黨，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後又叛蔣投日，出任汪偽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兼稅警總團總團長,成為汪偽政權的第三號人物。1942年2月，王安之收到策反周佛海的命令後，就在周身邊安插下眼線。根據眼線密報，王安之發現周佛海雖然在官場上權勢極大，卻長期為一個困繞而苦惱，那就是，周想把遠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擔心重慶方面察覺後提前動手。
收到王安之的彙報後，戴笠迅速派人前往湘潭和沅陵等地，先後找到周的母親和岳父，將他們送到貴州息烽的軍統看守所關押起來。隨後，戴笠命人以周母的口吻給周佛海寫下勸降信，經周母同意後，派人送到周佛海手中。這封信裡還特別交代周佛海，收到信的3天內將回信送往指定地點。但是過了許久，周佛海方面都沒有任何回應，這使得軍統方面大為失落。
其實，周佛海不是不想跟重慶聯絡，而是沒找到合適的渠道。一方面，他並不確定這封信是不是日本人設下的陷阱；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回信會被日偽方面截獲。正在左右為難之際，周佛海想起了關押在76號中的軍統人員程克祥，於是下令將程轉移到南京山西路西流灣8號的官邸，給予優厚的待遇，還派專人陪他下棋聊天，卻始終不透露真實意圖。就這樣，時間很快過去了大半年，程克祥忍不住對周佛海的手下表示，願意為周做任何事情。然而周佛海仍然沒有任何表示。
周佛海
1943年2月下旬，周佛海與程克祥密談，要求他把一封自己的親筆信送到重慶，當面交給戴笠轉呈蔣介石。得到程的允諾後，周佛海為他準備了去重慶的關卡通行證與沿途費用。
1943年3月中旬，程克祥歷經險阻抵達重慶，於是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戴笠收到周佛海的親筆書信後，認識到周佛海的懺悔之意和願意將功贖罪的決心，喜出望外。
戴笠
為了堅定周佛海反正的決心，戴笠特別安排程克祥前往貴州息烽軍統看守所，查看周母所享受的優厚待遇。周母早上飲牛奶、晚上飲銀耳湯的排場，給程克祥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之後，戴笠又安排他參加“四·一”紀念會。這個舉動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1932年4月1日是軍統前身“中華復興社”成立的日子，軍統局在每年的這一天都會舉辦紀念大會。程克祥被邀請出席紀念會，就象徵著軍統局再次接納了他，這一安排讓他萬分激動。不僅如此，戴笠還在晚宴後許給他軍統局南京站站長一職，命他立刻趕回周佛海處，完成建立電臺等幾項特殊的任務。
回到南京後，程克祥在周佛海的配合下，先是將電臺設在祈齊路的一棟三層小樓上，樓下是一間鐘錶鋪，滴滴答答的鐘聲剛好可以遮住發電報的聲音。不久，日本憲兵隊使用監察器，發覺這一帶有電臺存在。為安全起見，程週二人火速轉移，在另外一個地方架起臨時電臺。
面對無處不在的日偽特工，臨時電臺顯然不是長久之。這個時候，周佛海利用汪偽政府高層的身份，找到日本駐上海陸軍司令部“重慶工作部”部長，藉口對重慶開展誘降工作，要求架設一臺專用電臺。日軍方面考慮再三，最終還是給了他一個證明。於是周佛海在一處公館中，公然架設了一處可以與軍統互通情報的電臺，直到日軍投降都沒有出現意外。
1945年6月，周佛海從電臺中收到母親病逝的消息，哀傷之下，又打探喪事的操辦情況。他得知戴笠不僅大辦佛事，還代替自己披麻戴孝、守靈哭靈，感動得涕淚橫流，從此，在為重慶方面做事時更是死心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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