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懈努力43年,終成國內農民編寫村志的第一人

他不懈努力43年,終成國內農民編寫村志的第一人

陽原縣揣骨疃村的農民梁玉成今年66歲了。

66歲,正是兒孫繞膝、頤養天年的時候。但是梁玉成不是這樣。他的心中早就有個“兩步走”計劃,他在為這個計劃忙碌。

第一步,就是編寫村志,以記錄不同歷史時期出生在村裡的名人和發生的要事,用來“存世、資政、教化”。

他還要把揣骨疃鎮56個村的村名來歷以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都調查清楚,然後寫下來。這是第二步。

目前,第一個目標基本實現了。《揣骨疃村志》第一版已經在2013年8月付梓,並由國家圖書館收藏。2017年3月,經他手修訂後又進行了再版。用《中國綠色時報》副總編李樹明的話說,《揣骨疃村志》的出版,“恐怕是史無前例的一大創舉”。用歷史學家李泰棻先生的兒子、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天錫的話說,“梁公此作為實在可敬可佩!”

梁玉成為村志的編寫忙碌了三年多,但沒有拿過村集體的一分錢補助。

現在,他正奔波在實現第二個計劃的路途上。揣骨疃鎮的56個行政村和自然村,他已經走了20多個。他的想法是在明年秋天,完成全部圖片的拍攝,然後在明年年底交稿。

與此同時,他還寫出了一本當年知識青年在揣骨疃村上山下鄉的生活實錄《生活的昨天》,現正在蒐集整理圖片。

這一切,梁玉成做得很辛苦、很艱難。確實,完成一本村志已屬不易,何況是從上千年的歷史演變中理出56個村的歷史風雲變幻?

但梁玉成樂此不疲。他說這是他的責任,“我們這一輩人再不收攬,就丟完了。”他還說,人活著需要精神,上歲數的人也一樣。

梁玉成出生於1952年2月。他做過生產小隊長、大隊會計、大隊長,後來又在村支部書記的崗位上做了25年,一直到2014年 4月。

當村幹部這些年,他為村裡做了不少事。可以說,村裡的每一點滴變化,都浸透著他的心血。正因如此,他個人幾次被評為市級勞模,揣骨疃村也於2009年1月獲得第二屆“全國文明村鎮”稱號。

但不管當什麼,他心中始終有一個想法揮之不去,那就是:他要為村裡編一本村志。因為揣骨疃村“文化底蘊深,民間禮數多,是戲窩子。”

為了這個想法,他從1975年擔任大隊會計那天起,就把各種資料保存了下來。直到現在,村裡依然完整地保留著自1956年至今的所有會計賬簿,以致讓某次前來檢查財務工作的市財政局領導都大吃一驚。為了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市財政局還把替換下來的文件櫃送給了他們,專門讓他們存放這些“文物”。

但編寫村志畢竟是誰都沒有做過的事,一切都得從頭學起。

2010年6月,聽說山西大寨出了本村志,梁玉成前去學習取經。可他們忙乎了半天,卻一本也沒有找到。

梁玉成不甘心大老遠白跑一趟。他想起了當年農業學大寨時在報紙上看到的副書記宋立英。熱心的宋立英老人給他推薦了陳永貴的兒媳賈成棠。賈成棠雖說手頭也沒有,但答應給他們找一本。

幾天後,書寄來了。但是梁玉成卻感到有些失望。

梁玉成決定另闢蹊徑,他要走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他自己墊上錢,從縣裡請來了縣誌辦公室的行家,專門負責文字把關,又在村裡找了兩個退下來的教師,負責資料的收集和整理,跌跌撞撞地摸索著搞起了村志。

李姓家族是揣骨疃村的名門望族。要寫好揣骨疃村志,必須理清李家幾百年的歷史,重點是搞清楚以李泰棻為代表的家族發展世。

2011年8月,梁玉成來到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這趟他是專門來找李泰棻的兒子“李天賜”,瞭解李泰棻的情況的。但他在檔案室幾乎找遍了所有的相關資料,也沒有找到“李天賜”這個人。

後來一個“李天錫”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賜”和“錫”很相近,莫非是村裡人記錯了?

等他找到已經退休在家的李天錫教授時,才知道村裡人確實弄錯了,李天錫才是李泰棻的兒子。但遺憾的是老教授身體不好,而且與人交流只能用一些簡單的字眼。

在李天錫夫人凌玉璞和李泰棻的孫子李宇口中,梁玉成了解到李泰棻先生的許多真實情況。特別是首次弄清楚了李泰棻的去世時間和地點,證明老先生是病故於1968年而不是1972年,地點是北京而不是長春,糾正了以前許多史料的錯誤提法。

2015年4月,為了探訪父親的足跡,平時靠輪椅出入的李天錫教授讓孫子開車,生平第一次回到揣骨疃村。

梁玉成清楚地知道,寫村志得真實記錄,不能靠道聽途說,更不能創造。

蔚縣人魏象樞做過清朝的兵部尚書,他的女兒曾經嫁於李家為妻。這在村裡的老人中,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但梁玉成費了很多周折,也沒有找到本門的史料,關於此事的記錄也就無從談起了。

怎麼辦?上還是不上?梁玉成陷入了矛盾中。上?沒有依據;不上,也許就是貽誤,以後也就再不會有這個記錄了。

許多人勸梁玉成寫上去,畢竟這是種事實。

但梁玉成最後還是拒絕了,只是在文章裡提了一句。

在編寫村志的過程中,梁玉成從來沒有想當然。一次搞不清楚,就兩次搞,暫時弄不清楚的就先放下,什麼時候弄清楚了再說。

他說這是對待村志必須有的態度,只有嚴謹、求實,搞村志才有意義,不然勞民傷財搞出來個“疑似”,沒一點用不說,對村子的歷史也造成了傷害,而且從此就再也沒有真相了。

他說,那樣的話,那些已經成為歷史的老人也不會瞑目的。

這幾年,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梁玉成跑了許多地方,走訪了上百個本村和家住外地的知情人,查閱了大量的檔案和文史資料。

讓梁玉成感到欣慰的是,隨著大量真相不斷浮出水面,一些散失多年的珍貴史料也被找到了。 2016年,梁玉成幫助李宇找到了李泰棻當年總撰的《綏遠通志》,實現了李家人多年的願望。

2017年10月31日,我在縣政協一位領導的辦公室,聽說了梁玉成老人的事蹟,當時就被感動了。

11月2日上午,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如約見到了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

聽他如數家珍般侃侃而談,我被老人的精神打動了。我問他中間經歷什麼困難和曲折沒有,他連連說沒有,沒有。

其實如此浩繁的工作量,又怎會沒有困難?

僅就我知道的,他不會打字,每次都是先用筆寫好,再讓孩子們在電腦上打出來。

而且畢竟他只有初中一年級的學歷,要處理好有些文字,很難做到得心應手。

而且揣骨疃鎮的56個村相隔很遠,有幾個村的還在山上。甭說別的,光是打車錢,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更別說旅途的顛簸和勞頓了。

但是這些困難在老人眼裡都不算啥。他說,這不算啥,咱只當玩兒。

有時候就是這樣,你用“玩兒”的心態去面對困難,困難也就成了樂趣,也就迎刃而解了。

相比之下,我們一些年輕要輕的人卻被困難嚇住了,他們在困難面前唯唯諾諾。有時候即使沒有困難,他們也會製造些矯情出來,唯恐被人忽略了,唯恐別人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臨走的時候,梁玉成再一次叮囑我,千萬別寫他。但是我卻堅持自己的初衷:必須寫,而且得寫好,儘管我水平有限。

因為他其實是在體現一種精神,一種境界。這種精神,不是誰都有的。這種境界,其實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感、使命感。

而且有了這種精神,人可以活得更好。有了這種境界,我們對這世界也就有意義了。

遺憾的是,很多人還不知道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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