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繫全書的靈魂。羅貫中滿懷摯愛之情，傾注全部心血，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將他塑造為一個高雅、睿智、充滿理想色彩和藝術魅力的藝術形象，一個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範，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慧的化身。
我歷來十分敬重歷史人物諸葛亮，也深深地喜愛藝術形象諸葛亮。二十餘年來，我曾多次撰文，談及諸葛亮的方方面面。2001年，又鄭重撰寫《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一文，比較深入地論述了諸葛亮形象的成功之處。此後幾年來，有關諸葛亮的評議仍層出不窮。其中，嚴謹的探討、具有啟發意義的見解固然不少，而無根之談、輕率之議、輕薄之言卻也頗多。要區別這兩類看法，得出有根有據、有說服力的見解，關鍵在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事實出發，從真實可信的材料出發，以公允的態度，作出有分寸的評析；還要堅持“同情之理解”的精神，尊重歷史背景和特定語境，設身處地地理解前人，“既要體現當代意識，又要注意尊重歷史；既不盲目地對古人頂禮膜拜，又不以‘後來居上’的優越感而藐視前賢”。為此，特再撰本文，就人們議論較多的三個問題，略加辨析，以就教於學界師友。
一、“隆中對”究竟對不對？
漢末建安十二年（207），當時依附荊州牧劉表、屯兵新野的劉備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虛歲）的諸葛亮請教。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闢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擬定了“兩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先奪荊州，再取益州（“跨有荊、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外結孫權，內修政治，等時機成熟，從荊、益兩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搗政治腹心地區宛、洛一帶，奪取東漢首都洛陽；一路奪取西京長安和整個關中地區；兩路夾攻，以圖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慨然同意出山輔佐。從此，這條“臥龍”沖天而起，在歷史的舞臺上夭矯騰飛，大展宏圖，而《隆中對》也成為劉備集團發展的戰略藍圖。羅貫中充分發揮藝術家的天才想象，用了三回半的篇幅（第35回——38回前半），將“三顧茅廬”的由來和過程寫得曲折有致，搖曳多姿，情韻深長，令人悠然神往。特別是第38回前半，集中寫劉備見到諸葛亮後的精彩對話，更使《隆中對》深入人心。
千百年來，人們對《隆中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正確地預見了政局的基本走向，堪稱劉備集團的最佳發展戰略。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能提出如此英明的戰略規劃，實在令人驚歎。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便情不自禁地讚頌道：“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第38回末句作“真萬古之人不及也！”）
不過，歷代也有人對《隆中對》不以為然，有人批評諸葛亮“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北魏崔浩語）然而，這其實是對《隆中對》的歪曲。諸葛亮說得很清楚：當時曹操已經統一北方，且有“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政治優勢；孫權據有江東（揚州大部），根基已經穩固。在此形勢下，要寄人籬下、勢單力薄的劉備盲目地“與曹氏爭天下”，實屬迂腐之見；劉備首先需要擁有自己的地盤，才能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進而聯合孫權，討伐曹操。而綜觀天下版圖，全國十三州，當時尚未被曹、孫兩家控制者，僅剩荊、益、交三州（張魯割據的漢中本是益州的一個郡）。其中交州遠在荊州、揚州之南，劉備無法奪取（建安十五年，孫權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荊州和益州了。所以諸葛亮向劉備明確提出“兩步走”的戰略：先跨有荊、益，再伺機兩路北伐。應該說，這是對當時形勢最正確、最可行的判斷。至於何時奪荊州，怎樣奪取，這當然要看機會。三顧茅廬的次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曹操南征，劉表病死，其子劉琮向曹操請降，諸葛亮就勸劉備攻打劉琮，一舉奪取荊州；可惜劉備未能採納，錯過了大好時機；直到赤壁大戰後，劉備才奪得荊州江南四郡。當然，在諸葛亮看來，由於地理環境不同，益州比荊州更適於立國建都。這是總結了漢高祖劉邦以巴、蜀、漢中為根據地，打敗項羽，終成大業的歷史經驗，而且是許多傑出人物的共識。例如龐統後來也曾對劉備提出：“荊州……東有吳孫（指孫權），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藉以定大事。”劉備入蜀時，以龐統隨行輔佐，諸葛亮留鎮荊州；只是當龐統在雒城（今四川廣漢）中流箭而死後，諸葛亮才率兵入蜀增援，而留頭號大將關羽鎮守荊州，可見他對荊州始終是重視的。而作為劉備的股肱之臣，劉備後來稱王稱帝，諸葛亮也必須在其身邊輔佐，只能讓其他得力人員鎮守荊州，這哪裡是要“委棄荊州”呢？
現代有的學者因為《隆中對》提出的兩路北伐的目標未能實現，便懷疑諸葛亮的整個戰略規劃行不通；有的學者認為“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這兩大原則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孫權奪得荊州，劉蜀方面承認既成事實，才能與孫權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對》的基本國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些看法是片面的。劉備在“三顧茅廬”之前，奮鬥半生而屢遭挫折，此後忠實執行《隆中對》，僅僅用了七年時間，即到建安十九年（214），便完成了由沒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荊、益”的巨大轉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實現了第一步戰略目標；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又奪取漢中，其勢力達到鼎盛。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證明《隆中對》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至於第二步戰略目標未能實現，那是由於後來荊州失守，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能因此認為當初的規劃不對。古今中外，重大的戰略規劃，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需要隨時調整，甚至發生重大改變，這是稍微熟悉歷史的人都應該懂得的，如果因後來情況的變化而否定當初的設想或規劃，其實是“馬後炮”式的看法。誠然，奪取荊州，全據長江，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乃是孫吳集團的建國方略，這與劉蜀集團的利益確有衝突。但是，這種衝突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的。建安二十年（215），孫、劉兩家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已經形成了戰略平衡。這種平衡，既可以維持相當長的時期，也隨時可能被打破，就看三分鼎立的大局如何演變，孫劉雙方如何處置了。如果關羽忠實執行“東和孫權，北拒曹操”的方針，使曹操難以拉攏孫權而偷襲關羽之後；如果關羽善於安撫和激勵部下，使鎮守江陵的麋芳、鎮守公安的士仁（《三國演義》誤作“傅士仁”）忠於職守，不懷二心；如果劉備諸葛亮在關羽北伐襄陽時能夠及時配合和支援，那麼，荊州未必失守。而在劉蜀集團牢牢控制自己那部分荊州的情況下，承認既成事實的就該是孫權了；面對曹操這個強敵，雙方既需要、也完全可能繼續聯手。由此可見，荊州之失系由多種因素導致，絕非命中註定，它恰恰從反面證明了《隆中對》戰略構想之正確。因此，我贊同羅貫中的評價：“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
二、諸葛亮是“愚忠”嗎？
在諸葛亮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二是忠貞。
多年來，一些人談到諸葛亮的“忠”時，每每貶之為“愚忠”。我認為，這是一種片面之見。
什麼是“愚忠”？就是對國君個人盲目的、毫無原則、毫無主見、逆來順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國君善惡如何，行事是非怎樣，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懷疑，更不敢有任何違忤；即使國君荒淫殘暴，濫殺無辜，也不敢諫阻指斥；哪怕毫無道理地殺到自己頭上，也只知低頭受戮，還要說什麼“天子聖明，罪臣當誅”的昏話；甚至國君腐朽亡國，仍一味追隨，以死效忠。在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里，最高統治者為了一己私利，總是不斷地集中權力，不願受到任何制約；同時又總是要求臣民對自己無條件地效忠，鼓勵愚忠。特別是專制主義惡性膨脹的明清兩代，統治者更是以各種手段灌輸愚忠意識，以至愚忠成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條，嚴重地閹割了民族精神，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現代人反對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任何問題都必須具體分析。儘管封建時代國君通常是國家的象徵和代表，儘管封建統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來，總有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對國君個人的盲從加以區分，在不同程度上擺脫愚忠的桎梏：或對國君的惡德劣行予以批評抵制，直言極諫；或勇於為民請命，不顧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權最霸道的明清兩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於貶斥和蔑視君權；甚至像黃宗羲那樣，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權。
那麼，《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怎樣處理與其君主劉備、劉禪父子的關係呢？認真閱讀作品就可以看到：諸葛亮確實忠於劉蜀集團；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於自己的理想和事業，自有其積極意義。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通過劉備“三顧”之誠和“先生不出，如蒼生何”的含淚懇請，才同意出山的。羅貫中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竭力突出他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劉備的主要輔佐，又是劉備的精神導師：“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將夏侯惇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將指揮權完全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燒博望後，諸葛亮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49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於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於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50回～51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在劉備面前，諸葛亮總是直抒己見；如劉備言行不當，或正色批評，或直言勸戒，劉備則總是虛心聽從，甚至道歉認錯（惟拒諫伐吳是一例外，但隨後便“吃虧在眼前”，劉備自己也承認：“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就連在過江招親這類大事上，他也乾脆代劉備作主，劉備儘管心存疑慮，仍然一一照辦。如此舉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師”心態，哪有一點畏畏縮縮的猥瑣？哪有一點“愚忠”者的卑微？
劉備臨終，慨然託孤於諸葛亮，並遺詔訓誡太子劉禪：“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即位後，謹遵父親遺命，對諸葛亮極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第85回）此後的十二年間，儘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張，卻一直把軍政大權都交給諸葛亮，十分放心。諸葛亮治理蜀中，發展經濟，與吳國恢復同盟關係，他總是樂觀其成，從不干預；諸葛亮親自南征，幾度北伐，他總是予以支持，從不掣肘（《三國演義》第100回寫諸葛亮氣死曹真，打敗司馬懿，後主卻聽信宦官傳奏的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純屬虛構）。如此放手讓輔政大臣行使職權，不疑心，不搗亂，不橫加干涉，在整個封建時代實不多見。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時，他派尚書僕射李福前去探望，並諮詢國家大計；諸葛亮推薦蔣琬、費禕為接班人，他又虛心採納，先後任命蔣琬、費禕為執政大臣。當諸葛亮逝世的噩耗傳來，“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床之上。”（第105回）諸葛亮的靈柩回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同上）不僅如此，劉禪對諸葛亮始終追思不已。諸葛亮逝世九年之後，他又招其子諸葛瞻為駙馬，後來還下詔為諸葛亮立廟於沔陽（今陝西勉縣定軍山前）。這證明他確實是真心誠意地崇敬諸葛亮。比之許多薄情寡義，功臣一死（甚至還沒死）便翻臉不認人的最高統治者，這也是非常難得的。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諾言，既是支撐蜀漢政局的擎天棟樑，又是擁有“相父”之尊的劉禪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師表》，諄諄叮囑劉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第91回）而在《演義》虛構的那個劉禪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的情節裡，諸葛亮面見劉禪後，先是戳穿“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的託詞，指出：“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接著不無憤慨地質問：“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對此，劉禪始則“默然無語”，繼而趕快認錯：“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最後，“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拜辭後主，復到漢中……再議出師。”劉禪則恭恭敬敬地完全聽其處置（第101回）。在這裡，劉禪沒有君主的威風和霸道，諸葛亮則有輔臣的自尊和“恨鐵不成鋼”的遺憾，這哪裡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憐呢？
誠然，諸葛亮最終為蜀漢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裡當然有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心願，但決非不問是非的片面忠於劉備父子，其中更有興復漢室，拯救黎庶，重新統一全國的宏圖大志。正因為這樣，千百年來，諸葛亮的忠貞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綜觀他與劉備的關係，既有“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史實依據，又經過羅貫中的浪漫主義改造，寄託了歷代志向遠大的士大夫對“君臣遇合，誼兼師友”的理想關係和“帝王師”的人格定位的嚮往和追求。這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對“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關係的否定和批判，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由此可見，“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諸葛亮頭上的。（待續）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參見拙著《三國演義評點本》前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拙著《三國演義新探》節錄其第四部分。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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