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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有一句話著名的話，叫做“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此話意思很簡單，就是天塌下來了，也不足畏懼‘祖宗所立下來的規章制度，不應該盲目去遵循；改革過程中的人言與汙衊等，都不足以動搖其決心。王安石變法之時，若無強大的阻力，他需要說出這樣的豪言壯語麼？

無論中外古今，但凡涉及到變法，都會產生反覆與鬥爭。如商鞅變法，結果很快使秦國強大。可在變法過程之中，商鞅又損害了舊有貴族、統治階級的利益，於是在後期自己也落得個五馬分屍的後果。

所以，政治的本質，其實是在既定的規則裡，分配利益。改革者註定要改變舊的規則，因此會傷害到既得利益者。

由此觀之，王安石與司馬光、蘇軾分屬不同的陣營，有各自的施政主張。司馬光屬於保守派，蘇軾屬於溫和的改革派。

王安石變法的措施，如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等，即使在今天看來，都具有進步意義。可是在推行這些政策的時候，一些酷吏難免會為了完成政績，做出傷害百姓的舉動來。

如青苗法，本來是好的政策，最後卻成為了一些貪官汙吏魚肉百姓的政策。上有政策，下有政策，千古皆是也。

蘇軾正是看到變法在執行層面的危險，才會反對王安石激進的變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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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為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狀況而推行的一場規模宏大的社會改革運動，變法以理財為核心，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科考等多個方面，是對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雖然其結果以失敗告終，但王安石變法的影響是深遠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鑑意義。客觀地說，王安石變法對於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進後繼續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這樣一場在我們看來利大於弊的改革，卻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對，這其中，大部分是不滿於自己利益受到損害的大地主階級，但也有部分是像蘇軾、司馬光這樣出於其他考慮反對變法的人。在此，筆者就來談談蘇軾和司馬光反對這場變法的原因。

蘇軾和司馬光在當時的宋朝都屬於保守一派，他們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推行，主要是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損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變法是以理財二字為核心的，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內容就是所謂的青苗法，主張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給農民貸款，幫助農民度過這段青黃不接、莊稼還未成熟的時日，到了夏秋之際，農民再向政府歸還所借的銀兩或糧食，包括利息，這一方法的確有利於幫助農民拜託大地主階級的盤剝，改由官府為農民提供貸款，打擊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損害，並且同時也能增加北宋的賦稅。但是，一方面，這種與民爭利的改革方式與儒家傳統思想是相對立的，蘇軾、司馬光這樣的士大夫自然很難接受並認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實施的過程中都出現了一些差錯，王安石用人不當且急於求成，出現了諸如強迫農民貸款這樣的不當行為，也成為蘇軾、司馬光這樣的保守派反對變法的原因。實際上，在整個北宋一朝，變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來自於利益集團，更來自於一部分也是出於為國家大局考慮的士大夫，宋代的傳統是祖宗之法不可違，反對改革的聲音一直都比較強，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在這樣的聲音之下失敗了。

國家人文歷史

王安石變法是古代中國社會治理體系一次石破天驚的變革，儘管它沒有成功，但它為後市的改革指明瞭方向，也留下了足夠的教訓。基本上以後朝代的治理體系，尤其是財稅體系和鄉村治理，都是承續了王安石變法的路數。

先說一下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一、宋朝通過經濟、軍事、用人權力回收成功解決了節度使割據地方的狀況，中華大地又一次實現統一。同時，宋朝強化科舉制度，使人才的來源較前代更加多元，更加廣泛，基本上使科舉制度定型，成為防止權貴治天下利器。但這種權力和人才都收歸中央使宋朝中央政府成為遠遠超越於前世的大政府，加上地方治理也不能無故減弱，所以整個國家的行政負擔很重。這其實是大一統王朝都面臨的問題，只不過宋朝中央更不信任地方，導致其中央承擔更重要的任務，所以史書上評論是機構臃腫。

二、與各種管理任務收歸中央不匹配的是，國家的財稅體系並沒有相應調整。首先，歷史長期的重農抑商使朝廷嚴重缺乏對商業的管理和徵稅體系建設，使商業利厚而稅輕，農業利薄而稅重（後來明朝也如此，到清朝才真正改變這一狀態），所以宋朝商業非常發達，但國家無法從中獲得資財補充。其次，即使是針對農業，也是沿襲了以前的精英治理模式，對基層很少直接干涉，收稅更是地方怎麼報就怎麼收，所以地方地主有錢有財，但國家財力一直提不上去。第三，在國家財力不足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各種運轉，就只能讓百姓直接承擔非稅負擔，這使老百姓的實際負擔大大增加。

三、宋朝的北方邊患是歷史上大一統王朝裡最重的，並非是宋朝軍力弱，而是地理劣勢所致。地理劣勢下，國家財力又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這樣會使攤到每個士兵的費用降低。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士兵有戰鬥力，就必須將士兵變成職業，就是雖然收入不高，但職業穩定。這對軍費開支來說其實是寅吃卯糧的搞法，所以越往後軍事人員越多，軍費壓力越大。

基於此，王安石提出要富國強兵，記住，是富國，而不是富民。其實說白了就是大政府要有大政府應有的財力和管制能力，不能說養一群人卻都沒飯吃沒事做。這是在解決自藩鎮之後中國社會治理最大最持久的課題，就是朝廷和地方職權和財權劃分，甚至到現在都還在不斷調整。

王安石變法的厲害之處在於，既有目標還有大把措施，比如越過地主直接支持農民經農，越過大商人直接利用國家財政經營商業，將國家戰備所需物資交由民間培養，政府實行採購制度。這基本上都是比較成熟的大政府才能幹得像樣的事情（就是到現在，也只能說幹得像樣，而不是幹得好）。所以我們看到後世明清就將其中行之有效的比如保甲制、水利法等沿襲了下來，而且朝廷不斷調整稅收使財稅體系更簡單直接地下到基層。

但王安石變法存在巨大的問題，就是太複雜了。比如青苗法，在實際執行中如何把握種子與收成的質量？比如丈量全國土地並分級，這也是比較難界定的，尤其是古代中國天災基本不斷的情況下更難明確（王安石給分了五級，現在我們的地力分類也沒到這個程度）。比如設置物價平抑機制，如果不能實現全國市場信息快速交換下的高度統一，就會形成地區間套利空間以增加民間負擔。這些事情不是不應該去做，而是當時政府並沒有掌握到那麼多工具去為每個政策定標準和邊界，所以就出現了地方官員和執行者在針眼中牽出駱駝的大量舞弊擾民行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後世張居正和雍正對徵稅體系的調整，非常清楚，簡單可操作，地方官員基本無攪和空間。所以，王安石用人好不好並不決定變法成功與否，而是其過於複雜和理想的施政措施並非當時治理水平可以承擔的（歷史評論中說的超前指的是其大政府的努力，但其理想狀態與現實能力的不匹配也是很重要的）。

至於說保守派反對導致變法失敗，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變法簡單可操作，自然效果會非常好，反對派的反對理由也就不那麼站得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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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所以王安石對各級官員的考核就一切以經濟數據為標準，這在儒家思想佔據核心價值觀的社會，阻力不是一般的大。更何況人治社會，官員和民眾一直缺乏規則意識，缺乏法律敬畏，在各地實行變法推行新政的過程中，除了一個經濟指標是剛性的，其他依舊是傳統社會的彈性人治，這其中的貓膩空間，不說也罷。很多時候，變法反而恰恰提供了腐敗的溫床，反而恰恰成為各級腐敗官員尋租的機會，恰恰成為腐敗官員盤剝普羅大眾的冠冕堂皇的合理合法藉口。畢竟，儒家思想土壤裡成長起來的人，並非個個都是王安石，個個都是司馬光，個個都是蘇東坡。說白了，這就是人治社會最致命的悲哀。

司馬光的觀念與近代法國人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觀念如出一轍。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換句話說，變法改革既要大刀闊斧的大膽又要非一般的審慎，這在一個人治社會中，幾乎是“難於上青天”的事。

如果一定要將反對變法者——蘇東坡司馬光——作進一步細分的話，司馬光的反對更多的帶有一種個人情緒和黨同伐異的趨向。蘇東坡則純粹是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以第三隻眼睛來觀察調查王安石施政行政在民間的反應和結果，然後該支持支持（支持青苗法，但需要跟進完善管理制度），該反對反對（反對保甲法，自由無價，全民皆兵，軍隊何用）。這些也因此造成蘇東坡中立客觀的反對立場以及一生不斷被貶的悲劇命運。

最後提醒一句，北宋末年公認的權臣奸相蔡京是王安石的門徒，中國歷史常常是那麼的滑稽可笑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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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原因是經濟思想和治理理念的不同，王安石變法中最為核心的就是經濟改革，因此，兩方的爭論也主要圍繞經濟和財政展開。

如果將王安石變法放到整個中國的大歷史中，你會發現王安石的變法與商鞅、漢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劉晏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主張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加大政府對經濟的管控力度的方式來增加財政收入。

而蘇軾和司馬光等保守派則不同，他們更認同儒家傳統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經濟治理理念，主張藏富於民。他們認為桑弘羊式的經濟集權改革只會與民爭利，最後傷的還是老百姓。

這種治國理念和迥異，註定了兩派會水火不容。

一、王安石變法的背景：應對國庫空虛，充盈國家財政

與他的前輩桑弘羊一樣，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目標，就是充盈國家財政。王安石時期的北宋，和桑弘羊時的漢朝一樣，國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卻沒有足夠的錢。

當時漢武帝為了對抗匈奴，急需用錢，桑弘羊於是就採取了這種加強管控、與民爭利，搜刮民間財富的做法。

王安石時期的北宋，也是如此，冗官冗兵嚴重，耗費錢糧巨大，北方遼國的威脅又刻不容緩，相比之下，則是朝廷財政的緊張，年年虧損。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重振大宋，王安石宣佈了很多新政。其中最核心的有以下幾條。

一是實行均輸法。即讓國家把控關鍵商品的流通權，比如鹽、鐵、糧食，由國家統一分配經濟資源。

二是實行市易法。即將市場定價權收歸國家，由國家收購商戶商品，並規定出售價格，所有到開封的商戶都要將商品運到市易司進行統一出售，通過低買高賣的方式謀求壟斷利潤。

三是實行青苗法，王安石規定，凡是遭遇災年青黃不接的農民，可以向國家貸款，年景好時償還20%的利息，從而增國庫收入。

王安石的三條舉措，看起來非常完美，但是實際上缺陷很大，蘇軾和司馬光在一次朝廷辯論上將變法的弊端講的十分透徹。

二、蘇軾、司馬光反對變法的原因：與民爭利，搜刮民間財富

面對王安石的舉措，司馬光在朝堂上提出了很多質疑。

當時王安石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理財最為急務。”王安石認為目前朝廷最大的困境就是缺錢，因此應該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標。

司馬光隨即就反諷：“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

司馬光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財富，不在民間就在國家，國家取走多少財富，就意味著民間少了多少財富，沒人能生生變出財富。之後，司馬光又說了，桑弘羊這種加大政府管控的方法最後導致了與民爭利，百姓苦不堪言，進而盜賊四起，生靈塗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