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正月的一天，中尉陳嘉奉漢景帝劉啟之命，找到時任御史大夫的晁錯，召他即刻入宮覲見。晁錯以為景帝要找他商議政務，匆匆穿上朝服就跟著陳嘉走了。
行至東市時，陳嘉忽然勒住韁繩，身後的車馬也跟著停了下來。陳嘉給左右使了一個眼色，左右會意，隨即一擁而上，把晁錯從車上拽了下來，然後死死摁在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鍘刀就擺在了當街，驚惶錯愕的晁錯隨即被斬於鍘刀之下。同日，晁錯家裡的老老少少全部被抄斬，一個不留。
晁錯是天子跟前的大紅人，又身為堂堂御史大夫，被殺之前居然未經任何司法程序。而且，“滅門”屬於極重的刑罰，一般只適用於十惡不赦之罪犯，晁錯究竟犯了什麼大逆不道的罪，以至於皇帝要將他滿門抄斬呢？
要弄清晁錯到底犯了什麼錯，還要從“削藩”講起。
一
眾所周知，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後，便廢除了先秦的“分封制”，創立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可惜秦朝並未因此長治久安，反倒二世而亡。劉邦建立漢朝時，很多人認為，若無四方諸侯作為屏藩，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因此，劉邦便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在京畿地區實行郡縣制，由朝廷統一管轄；在地方上實行封建制，分封宗室子弟為王，讓他們在四方建立許多藩國，如眾星拱月一般拱衛中央。
分封諸侯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一旦國家發生叛亂，諸侯可以幫助中央平定叛亂。然而，分封制的最大弊端，就在於諸侯國都是獨立王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擁有自決權，所以那些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的大諸侯國，就有可能因勢力膨脹而日漸坐大，最終對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
比如劉邦之侄劉濞的吳國，就是四方諸侯中的老大。按史書的說法，吳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可謂富甲一方、勢可敵國。像這樣的諸侯，中央必須想辦法進行遏制和打擊，主要採取的辦法，就是逐步削除其封地，削弱其勢力。這就叫“削藩”。
晁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登上歷史舞臺的。
晁錯是潁川（今河南禹州）人，自少研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術之學，稍長通過太常寺的考試進入仕途，擔任太常掌故，此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職，頗受漢文帝賞識，也備受當時的太子劉啟倚重，被東宮上下稱為“智囊”。劉啟即位後，晁錯被擢為內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從這時起，他開始把“削藩”提上了議事日程，屢屢向景帝上疏，“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
景帝採納了晁錯的建議，隨即向諸侯開刀。諸侯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於是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一批諸侯王，便以“清君側、誅晁錯”為口號，悍然起兵，直指長安。
面對諸侯大舉叛亂的危急形勢，晁錯不但沒有顯示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冷靜與從容，反而昏招頻出、一再犯錯，以至於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身死族滅的悲劇深淵。
晁錯犯的第一個錯誤，是有遠謀而無近慮。
力主削藩的晁錯固然擁有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卻毫無腳踏實地的實際操作能力。叛亂剛起，他就亂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這樣兩條建議：一、“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二、“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沒有人知道晁錯為何會想出這樣的餿主意，即便我們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強替他找到這樣的理由：首先，晁錯讓景帝御駕親征，估計是為了提振軍隊士氣。可問題是，景帝是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太平天子，從來沒上過戰場，更沒帶過一兵一卒，豈能與戎馬一生、血染徵袍的漢高祖同日而語？再者，晁錯身為臣子，卻讓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於萬險之地，自己卻留守並統攬朝政，實在是有點居心叵測。其次，晁錯說要把徐、僮之地割讓給吳國，估計是想故意示弱以麻痺吳王。但是，晁錯一方面讓景帝御駕親征，一方面卻又故意向敵人示弱，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假如景帝真的這麼做了，能有什麼好處？那隻能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徒令天下人恥笑而已。
因此，景帝斷然否決了晁錯的提議。也許在這一刻，晁錯在景帝心目中的地位就已一落千丈了。
二
晁錯犯的第二個錯誤，是心胸狹隘，容不下異己。
誠然，晁錯是個難得的忠臣。他之所以不惜得罪天下諸侯，力排眾議銳意削藩，根本目的也是為了鞏固中央權威，希望大漢天下能夠長治久安。然而，忠臣往往都有個很大的毛病，就是容不下與他政見相悖或者性情不合的人。史書中說他“為人峭直刻深”，說好聽點叫剛正嚴明，說難聽點就是執拗刻薄。
當時，晁錯在朝中就有一個不共戴天的政敵，名叫袁盎。袁盎原任吳國丞相，與晁錯素來不睦，早在文帝時期，二人就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凡是有晁錯在的場合，袁盎立馬拍屁股走人；而只要有袁盎在場，晁錯的反應也如出一轍。景帝即位後，晁錯升任御史大夫，剛一坐上這個糾察百官的位子，便以袁盎收受吳王賄賂為由，欲治袁盎死罪。後來景帝出面，袁盎才免去了死罪，只是被貶為庶人。
晁錯沒能除掉袁盎，一直耿耿於懷。此次吳國帶頭作亂，晁錯抓住這個把柄，再度指控袁盎與吳王暗中勾結，準備將其置於死地。但是，晁錯此舉遭到了朝中同僚的反對。他們認為，袁盎任吳國丞相已是幾年前的事了，這幾年一直住在京師，應該不會與吳王通謀；此外，就算袁盎有問題，也應該在叛亂爆發之前抓他，這樣或許還能搞點有用的情報，如今七國既已反叛，抓袁盎也沒有多大意義。晁錯得不到同僚支持，手中又沒有什麼證據，只好悻悻作罷。
很快，袁盎就聽說了晁錯要整死他的消息，內心頓時生出莫大的恐懼。他意識到，再不奮起反擊，自己遲早會死在晁錯手裡。於是，袁盎馬上找到與自己私交不錯的外戚竇嬰，請他幫忙，讓自己跟皇帝見上一面。
袁盎入宮覲見景帝那天，晁錯剛好在殿上和景帝討論前線軍務。袁盎進來時，看也不看晁錯一眼，徑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禮。景帝問他對諸侯反叛有何看法，袁盎答：“不足為慮！”景帝問他有何良策，袁盎請景帝屏退左右。一眾閒雜人等退下，只有晁錯不動。袁盎又說：“臣所言，人臣不得知。”景帝遲疑了一瞬，然後朝晁錯揮了揮手。
那一刻，晁錯用一種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景帝。然而，景帝這個動作是毋庸置疑的，晁錯只好黯然離開大殿。此時的晁錯絕對想不到，這一生，他將再也不能邁進大殿一步了。
晁錯走後，袁盎說出了平叛良策。他毫不遲疑地把晁錯稱為“賊臣”，並把七國之亂的責任全部歸到晁錯頭上。他說，要不是晁錯執意削藩，不斷削奪諸侯封地，七國也不會反叛，而今之計，就是把罪魁禍首晁錯斬了，然後赦免七國，歸還削奪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這場叛亂。
袁盎說完，景帝沉默了很久。他並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話對不對，而是在最後一次說服自己—為了天下太平，對晁錯痛下殺手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事實上，早在七國叛亂的戰報傳到長安之時，景帝就已經在醞釀政治解決的方案了。所謂政治解決，說白了就是把晁錯拋出去，丟車保帥。因為在景帝看來，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錯，七國叛亂的矛頭也直指晁錯，那麼最簡便的化解危機的辦法，當然就是把晁錯拋出去了。
所以，景帝召見袁盎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借他的話，來做殺人的刀！換句話說，萬一將來有人為晁錯鳴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當擋箭牌，以免自己成為眾矢之的。正因為景帝已經動了誅殺晁錯的心思，所以最後，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不會寵愛一人而愧對天下。”晁錯的悲劇命運，就在這句話中一錘定音了。
三
晁錯身為政治家，難道就沒有預料過“削藩”的不利後果嗎？難道他就沒有想過，一旦得罪天下諸侯，很可能招來眾怒、引火燒身嗎？
其實，晁錯不是沒有想過。只可惜，他想要建立一番功業的政治激情太過高漲，以至於掩蔽了他本應具有的政治理性。
早在晁錯剛提出削藩之策時，他父親就特地從潁川老家趕到京師，對晁錯說：“你一掌握大權，第一件事就是削藩，這無異於離間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圖的是什麼？”晁錯說：“我固然明白這一點，但是，倘若不這麼做，天子就沒有尊嚴，社稷也不會安寧。”
由此可見，晁錯不是沒有預料到削藩的後果，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晁錯犯的第三個錯誤：忠於謀國而疏於謀身。
正如晁錯的父親當時對他說的：“劉氏安矣而晁氏危！”說完這句話，老人家就回了潁川，旋即服毒自盡，臨死前留下一句悲愴的遺言：“吾不忍見禍逮身！”短短几個月後，晁錯父親的這句話就應驗了。
當然，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晁錯“忠於謀國而疏於謀身”非但不是缺點，反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但是，值得強調的是，“謀國”與“謀身”並不必然是相互衝突的。一個真正成熟的政治家，理應在兩者中謀求平衡，而不必在非此即彼的兩難中抉擇。道理很簡單，要達成任何一種政治理想，前提都是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則出師未捷身先死，又何談“謀國”呢？然而，晁錯卻沒有作這樣的深層思考，即便是他父親的“死諫”，也無法澆滅他那飛蛾撲火般的政治激情。
於是，就在召見袁盎十幾天後，景帝便授意丞相、廷尉等人聯名上疏，對晁錯發出了彈劾。他們給晁錯擬定的罪名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建議將晁錯腰斬，並“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景帝看過奏疏，當即批了一個字：“可。”
很顯然，這是一個異常嚴厲，甚至是近乎殘忍的處置辦法。後世很多讀者都認為，要殺晁錯，往脖子上咔嚓一刀足矣，何必動用“腰斬”這種極刑呢？這種刑罰不僅是要讓人死，更是要讓人在極端痛苦中死。所以人們不禁要問，對晁錯施以如此殘酷的刑罰，有必要嗎？此外，要殺就殺他一個人好了，為何還要把他的一家老小通通殺光呢？這不是濫殺無辜嗎？
當時，景帝殺晁錯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丟車保帥，促使七國罷兵，但關鍵的問題是，當時的大多數老百姓並不知情。我們都知道，晁錯的官職是御史大夫，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紀委書記。要殺這樣一個高官，如果不扣上非常嚴重的罪名，老百姓肯定會七想八想的。而執政者最怕的就是老百姓七想八想，所以景帝必然也必須要給晁錯扣上“無臣子禮、大逆無道”的罪名，從而為誅殺晁錯的行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換言之，只有把事情做絕，對晁錯施以極刑，滿門抄斬，老百姓才會相信晁錯真的是死有餘辜，才不會懷疑景帝的殺人動機。至於這麼做算不算殘忍，是不是濫殺無辜，那就不在景帝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在中國歷史上，類似晁錯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漢景帝劉啟並不是第一個這麼幹的人，當然也不是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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