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正月的一天，中尉陈嘉奉汉景帝刘启之命，找到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召他即刻入宫觐见。晁错以为景帝要找他商议政务，匆匆穿上朝服就跟着陈嘉走了。
行至东市时，陈嘉忽然勒住缰绳，身后的车马也跟着停了下来。陈嘉给左右使了一个眼色，左右会意，随即一拥而上，把晁错从车上拽了下来，然后死死摁在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铡刀就摆在了当街，惊惶错愕的晁错随即被斩于铡刀之下。同日，晁错家里的老老少少全部被抄斩，一个不留。
晁错是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又身为堂堂御史大夫，被杀之前居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而且，“灭门”属于极重的刑罚，一般只适用于十恶不赦之罪犯，晁错究竟犯了什么大逆不道的罪，以至于皇帝要将他满门抄斩呢？
要弄清晁错到底犯了什么错，还要从“削藩”讲起。
一
众所周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便废除了先秦的“分封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惜秦朝并未因此长治久安，反倒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时，很多人认为，若无四方诸侯作为屏藩，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因此，刘邦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朝廷统一管辖；在地方上实行封建制，分封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在四方建立许多藩国，如众星拱月一般拱卫中央。
分封诸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旦国家发生叛乱，诸侯可以帮助中央平定叛乱。然而，分封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诸侯国都是独立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拥有自决权，所以那些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的大诸侯国，就有可能因势力膨胀而日渐坐大，最终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比如刘邦之侄刘濞的吴国，就是四方诸侯中的老大。按史书的说法，吴国“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可谓富甲一方、势可敌国。像这样的诸侯，中央必须想办法进行遏制和打击，主要采取的办法，就是逐步削除其封地，削弱其势力。这就叫“削藩”。
晁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自少研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术之学，稍长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此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职，颇受汉文帝赏识，也备受当时的太子刘启倚重，被东宫上下称为“智囊”。刘启即位后，晁错被擢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把“削藩”提上了议事日程，屡屡向景帝上疏，“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诸侯开刀。诸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批诸侯王，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悍然起兵，直指长安。
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危急形势，晁错不但没有显示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与从容，反而昏招频出、一再犯错，以至于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身死族灭的悲剧深渊。
晁错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有远谋而无近虑。
力主削藩的晁错固然拥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却毫无脚踏实地的实际操作能力。叛乱刚起，他就乱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这样两条建议：一、“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二、“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
没有人知道晁错为何会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即便我们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强替他找到这样的理由：首先，晁错让景帝御驾亲征，估计是为了提振军队士气。可问题是，景帝是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平天子，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带过一兵一卒，岂能与戎马一生、血染征袍的汉高祖同日而语？再者，晁错身为臣子，却让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却留守并统揽朝政，实在是有点居心叵测。其次，晁错说要把徐、僮之地割让给吴国，估计是想故意示弱以麻痹吴王。但是，晁错一方面让景帝御驾亲征，一方面却又故意向敌人示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假如景帝真的这么做了，能有什么好处？那只能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徒令天下人耻笑而已。
因此，景帝断然否决了晁错的提议。也许在这一刻，晁错在景帝心目中的地位就已一落千丈了。
二
晁错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心胸狭隘，容不下异己。
诚然，晁错是个难得的忠臣。他之所以不惜得罪天下诸侯，力排众议锐意削藩，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巩固中央权威，希望大汉天下能够长治久安。然而，忠臣往往都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容不下与他政见相悖或者性情不合的人。史书中说他“为人峭直刻深”，说好听点叫刚正严明，说难听点就是执拗刻薄。
当时，晁错在朝中就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敌，名叫袁盎。袁盎原任吴国丞相，与晁错素来不睦，早在文帝时期，二人就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凡是有晁错在的场合，袁盎立马拍屁股走人；而只要有袁盎在场，晁错的反应也如出一辙。景帝即位后，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刚一坐上这个纠察百官的位子，便以袁盎收受吴王贿赂为由，欲治袁盎死罪。后来景帝出面，袁盎才免去了死罪，只是被贬为庶人。
晁错没能除掉袁盎，一直耿耿于怀。此次吴国带头作乱，晁错抓住这个把柄，再度指控袁盎与吴王暗中勾结，准备将其置于死地。但是，晁错此举遭到了朝中同僚的反对。他们认为，袁盎任吴国丞相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这几年一直住在京师，应该不会与吴王通谋；此外，就算袁盎有问题，也应该在叛乱爆发之前抓他，这样或许还能搞点有用的情报，如今七国既已反叛，抓袁盎也没有多大意义。晁错得不到同僚支持，手中又没有什么证据，只好悻悻作罢。
很快，袁盎就听说了晁错要整死他的消息，内心顿时生出莫大的恐惧。他意识到，再不奋起反击，自己迟早会死在晁错手里。于是，袁盎马上找到与自己私交不错的外戚窦婴，请他帮忙，让自己跟皇帝见上一面。
袁盎入宫觐见景帝那天，晁错刚好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时，看也不看晁错一眼，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景帝问他对诸侯反叛有何看法，袁盎答：“不足为虑！”景帝问他有何良策，袁盎请景帝屏退左右。一众闲杂人等退下，只有晁错不动。袁盎又说：“臣所言，人臣不得知。”景帝迟疑了一瞬，然后朝晁错挥了挥手。
那一刻，晁错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景帝。然而，景帝这个动作是毋庸置疑的，晁错只好黯然离开大殿。此时的晁错绝对想不到，这一生，他将再也不能迈进大殿一步了。
晁错走后，袁盎说出了平叛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贼臣”，并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部归到晁错头上。他说，要不是晁错执意削藩，不断削夺诸侯封地，七国也不会反叛，而今之计，就是把罪魁祸首晁错斩了，然后赦免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这场叛乱。
袁盎说完，景帝沉默了很久。他并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话对不对，而是在最后一次说服自己—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事实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之时，景帝就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的方案了。所谓政治解决，说白了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丢车保帅。因为在景帝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错，七国叛乱的矛头也直指晁错，那么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办法，当然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了。
所以，景帝召见袁盎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借他的话，来做杀人的刀！换句话说，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当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正因为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不会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了。
三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就没有预料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就没有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很可能招来众怒、引火烧身吗？
其实，晁错不是没有想过。只可惜，他想要建立一番功业的政治激情太过高涨，以至于掩蔽了他本应具有的政治理性。
早在晁错刚提出削藩之策时，他父亲就特地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你一掌握大权，第一件事就是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图的是什么？”晁错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
由此可见，晁错不是没有预料到削藩的后果，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晁错犯的第三个错误：忠于谋国而疏于谋身。
正如晁错的父亲当时对他说的：“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这句话，老人家就回了颍川，旋即服毒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句悲怆的遗言：“吾不忍见祸逮身！”短短几个月后，晁错父亲的这句话就应验了。
当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晁错“忠于谋国而疏于谋身”非但不是缺点，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谋国”与“谋身”并不必然是相互冲突的。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理应在两者中谋求平衡，而不必在非此即彼的两难中抉择。道理很简单，要达成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前提都是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则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何谈“谋国”呢？然而，晁错却没有作这样的深层思考，即便是他父亲的“死谏”，也无法浇灭他那飞蛾扑火般的政治激情。
于是，就在召见袁盎十几天后，景帝便授意丞相、廷尉等人联名上疏，对晁错发出了弹劾。他们给晁错拟定的罪名是：“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建议将晁错腰斩，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景帝看过奏疏，当即批了一个字：“可。”
很显然，这是一个异常严厉，甚至是近乎残忍的处置办法。后世很多读者都认为，要杀晁错，往脖子上咔嚓一刀足矣，何必动用“腰斩”这种极刑呢？这种刑罚不仅是要让人死，更是要让人在极端痛苦中死。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对晁错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有必要吗？此外，要杀就杀他一个人好了，为何还要把他的一家老小通通杀光呢？这不是滥杀无辜吗？
当时，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丢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但关键的问题是，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情。我们都知道，晁错的官职是御史大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纪委书记。要杀这样一个高官，如果不扣上非常严重的罪名，老百姓肯定会七想八想的。而执政者最怕的就是老百姓七想八想，所以景帝必然也必须要给晁错扣上“无臣子礼、大逆无道”的罪名，从而为诛杀晁错的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换言之，只有把事情做绝，对晁错施以极刑，满门抄斩，老百姓才会相信晁错真的是死有余辜，才不会怀疑景帝的杀人动机。至于这么做算不算残忍，是不是滥杀无辜，那就不在景帝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晁错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汉景帝刘启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閱讀更多 人物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