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李公明《激进与改良，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中）

讲座现场@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多功能厅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已邀请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前来举办关于“佛国山水Ⅲ——世界”的系列大型讲座，演讲主题为《激进与改良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讲座全文共计18208字，因篇幅较长故分为（上）（中）（下）三篇推送，以下为李公明讲座实录《激进与改良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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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下面简单介绍乡建运动的代表人物，虽然有一些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但是他们与乡建运动的一些具体关系还可以在这里讲一讲。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中国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

梁漱溟是生于1893年的北京人，在辛亥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在司法部工作，同时还在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这门课程担任教职。1921年梁漱溟发表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其文化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著。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震古烁今之著作”

1928年他到广州担任广雅书院校长，同时关注农村的问题。在1929年他回到北平，与一些朋友从事《村治月刊》的编辑工作，提出村民自治的想法，同时到了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办刊、办学校是梁漱溟具体投入到乡建运动的起点。

1931年，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韩复榘作为一个军阀在民国时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他对于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很感兴趣，所以在河南省支持他，后来1931年他到山东省当省长的时候，梁漱溟跟着他就到了山东邹平。在这个地方，梁漱溟就真正开始了他的乡建实践。

这些乡建实践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他提出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贪污和各种落后的情况，而解决的方法首先是要依赖村民自治，也就是从底层开始改造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

1953年9月，梁漱溟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因为他一直以儒家文化的本位看待中国农民问题，有为农民利益代言的道德勇气。两年之后，由冯友兰带头，对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全面的和公开的批判，为时半年。当时有所谓“二梁”受到批判之说，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梁思成。同时还有胡风和胡适也同时受到了批判。批判“二梁”、“二胡”，构成了1955年前后中国意识形态与思想界的背景之一。梁漱溟还有一个很重要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拒绝批孔，因此又受到了批判。

1988年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据他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就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他去世之后冯友兰还写了很长的挽联，看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梁漱溟先生。

晏阳初（1890年10月26日 - 1990年1月17日）

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

晏阳初是四川人，1890年出生。他在传教士办的学堂中接受教育，在1912年的时候他的传教士老师介绍他到香港读书。在香港读了四年书之后，1916年晏阳初到美国留学，在耶鲁大学读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也是晏阳初后来被批判为是“美帝走狗”的基本背景。

1918年在耶鲁毕业，然后就到了法国。当时中国在“一战”中派了华工团体去欧洲，晏阳初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去到法国，他的主要工作是代华工写信回国。由此而产生了教华工识字的想法，也是触发了晏阳初后来进行平民教育的一个最早的契机。他尝试从复杂的中国文字中选中一千个常用字用来教华工识字，后来还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劳工报纸《中华劳工周报》。他离开法国后回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读完了一个教育学的硕士学位。

1920年七月回国，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从事平民教育工作，编写了教平民识字的基本教材。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在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发动长沙市的几百名小学老师来帮他上街游行派传单，宣传平民教育的意义和做法。他得到一些名流的赞助，在长沙成立了200所教平民教育的夜校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先后招收的学生也有2500人，也算是有一定的规模。

在长沙开展的平民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也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记得以前我们在课本上读过青年毛泽东的故事，说他在给长沙的人力车工人上课的时候首先就写了一个“工”字，然后底下紧接着写“人”字，就说你看工、人合起来就是“天”，有天大的力量。

下一步的发展更为关键。1923年晏阳初到了北京，在一些文化名人、名流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晏阳初明确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乡村，因此专门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过在各地的调查，平教会选择了“村治”思想和实践的发源地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上世纪30年代初，晏阳初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事在河北定县

1926年晏阳初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会总会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刚才讲过晏阳初的思想中认为中国农民的核心问题是“愚、穷、弱、私”四大病，他的“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并举和“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方案就是他推进乡建运动的基础。

在河北定县推行的乡建活动都从：为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从具体的事情出发，例如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训练学生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建立保健所和培训合格医生；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更为根本的改造是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各级政府。

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的肯定，要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在各省抽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等乡村教育实验区。

更有意思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湖南省省长何建把晏阳初邀请去湖南去长沙，希望晏阳初帮他动员全民投入抗战。晏阳初在湖南曾经掀起一个试验，把全省2/3以上的县级官员都罢免了，培养和训练了5000名知识分子、学者到政府部门中去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举措，说明中国的乡建运动与政权结构和管理的改造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刚才讲过乡建运动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只有晏阳初辗转四川等地坚持进行他的乡村建设的尝试。1945年抗战胜利后，晏阳初向蒋介石提出要拨款在全国重新开展乡村教育和乡建运动，蒋介石当时所面临的是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历史关头，所以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结果晏阳初就向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议呼吁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提供资助，结果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晏阳初条款》，规定当时美国政府援华每年拨款中起码有不低于5%、最高不超过10%的份额是用于晏阳初所领导的乡建运动的。

1949年重庆军管会解散平教会，有媒体将晏阳初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批判平教会是“反动组织”。晏阳初离开大陆后，辗转到了台湾、美国，1956年在他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推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协助后进国家培训从事平民教育工作的教师。1985年晏阳初第一次回到大陆，获准访问河北定县，也受到了当时高层领导的接见。1987年他再次回国访问。1990年晏阳初病逝于美国。

对晏阳初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是尽量淡化的，因为革命叙事与乡建的改良主义叙事的冲突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对晏阳初的评价逐步改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在网上检索的有些信息其实是不真实的，夸大了晏阳初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影响，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

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创始人

其实我觉得第三位要介绍的乡建代表人物，卢作孚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可能人们一般都知道卢作孚，在四川人中他最有名的是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到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其实卢作孚不仅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在1927年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以峡防局为基本机构开展乡建运动，这个峡防局本来是作为一种民防自治的机构，但是他很快转进了乡村建设运动。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主要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造和建设，比如修建道路、整治环境卫生、广植树木等；其次是大力发展地方的实业经济，先后投资建设铁路、煤矿、染织和农村银行等，在这里更为突出表现了他作为企业家的实干才能；还有就是创办教育与文化事业，以及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如各类民众学校、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地方医院等，这些现代的公共文化设施即便在今天看起来都还是非常先进的。

卢作孚在1930年还发表过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题目就叫《乡村建设》。总的看起来，卢作孚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就是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具体来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交通运输的建设与乡村城镇化结合起来，而文化教育则是为这个现代化事业培养人才和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他制定和实施的北碚乡村建设20年发展规划，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乡村建设的北碚模式。

卢作孚后来的结局是比较悲惨的。我刚才忘记说了，卢作孚和梁漱溟都是同一年出生的，都是1893年。在1950年代初期的民营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中，在“三反、五反”的时候，他被人揭发说他腐蚀国家干部，1952年2月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就是这么一个悲剧。

下面介绍最后的两位人物，这两位人物一般在谈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人们未必会关注，但是其实他们非常重要，这两位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农学家。

董时进（1900-1984），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归国担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

董时进大概是近十多年来才被重新的关注，有学者写了一些文章称他是中国关心三农问题的第一人。他不属于“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领导人物，也没有开创乡建派别，但是他在农业思想、乡村建设与政治乃至农业与政党等方面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和探索。这位“先知”不是书斋中的冥想者，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董时进于1920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深造，1922年赴美国深造，1925年获得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回国后先后从事农学教育工作和政府的农业行政工作，另外也在乡村从事农村建设和从事推动民主宪政的社会工作。

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一方面积极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发表农村政治时评，以作为农民的喉舌为己任，侧重在揭露、抨击国民党乡村政权的腐败。那些文章光从题目上看就可以使人们感慨不已，如“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役政的弊端”等等。

在他的思想中，中国农村最重要、中国农民受到的最大迫害的根源不是土地问题，而是政治黑暗与贪官污吏，这对农民的残害是最大的。

从中国农村问题出发，董时进积极参与现代政治中的党派活动，但是却一再受挫。到了1947年5月，董时进干脆成立中国农民党，该党在政治上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对时局的发展持中立和观察的态度和主张。

这种特立独行的政党立场显然不会被无情的历史所见容，但是当时的董时进对此尚没有清醒的意识。1949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而遭到失败，李维汉在6月约见董时进时批评他的农民党是地主党，劝告董时进还是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董时进于是很快宣布农民党解散，他的农民政党梦彻底破灭。

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因为地少人多，硬性的土改会导致以后出现很大的问题，他甚至预言到以后政府还会把土地收回来的等等很多的情况他都做了一些精准的预言。

1950年他到了香港后，继续关心中国政治与农村等问题，写过三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的区域中旅行笔录，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所记录的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有对社会心态的转变等等问题的观察。作者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和犀利，应该说这是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定居美国后，董时进以记忆中的中国农村生活和家族历史为题材，写了《两户人家》这本自传体小说。这本小说在前几年在国内出版了，内容是以作者父辈两兄弟的家庭兴衰为内容，既是董家的真实家史，更是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对于读者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乡村生活与农业问题很有帮助。

最后要介绍的这位先生是沈宗瀚，今天在大陆知识界对他的了解恐怕比对董时进的了解还少，虽然在1990年代北京的几个学术单位都曾经举办过一些学术活动纪念沈宗瀚先生。

沈宗瀚（1895—1980），农学家、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农业行政管理专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沈宗瀚与董时进的经历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毕业，1927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但他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像董时进那样进行关于农村问题的政论、政党的活动，而是一直从事农业的技术革新、良种的培育等工作。

沈宗瀚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作为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在金陵大学期间培育成功的小麦良种大大提高了产量，深受农民欢迎。在抗战期间他提出的一些措施也对发展后方粮食生产有很大贡献。最后在国共内战的艰难时局中，他仍然坚持推行农业革新，仍然风尘仆仆地来回奔走于杭州、上海、台北、广州四川等地，还在与农民、官员、农业技术人员讨论如何实现农业减租、推广农业技术、培养农业技术人员等合作事项，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一个重新挖掘、研究民国时期的农学家的研究动向，董时进、沈宗瀚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02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就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

这个历史脉络可以从古代说起，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战国时期就有“农家”学派，是百家争鸣里的一家。楚国的许行是被称为农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同时，他的这两个姓陈的门徒原来是孟子的徒弟，后来他们离开了孟子投靠了许行。那么许行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和“市贾不二”，提倡人人平等劳动和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社会改革思想。是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农业思想。

作者：吕思勉（1884—1957），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经在《先秦学术概论》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农业与政治，这两点的结合似乎可以看作是现代乡村建设的传统渊源，但实质上还是有根本性不同。现代乡建运动要面对的是外患（帝国主义）和内忧（激进革命）。

我们跳过中间的历史而谈到清代，为什么要谈清代？因为清朝顺治皇帝开创了一种叫做“乡约宣讲”的制度，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基本上是固定的宣讲日，由专职宣讲人向农民宣讲来自历朝皇帝的道德训诫，其内容自然是劝善戒恶，后来更增添了讲解法律规条。

清朝政府非常重视这项活动，不断要求各地官员要以最大的热情和加倍的努力使乡约真正发挥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普遍来说都只是徒具形式。讲约员或只是喝茶抽烟，或只是偶尔举行一次，而他们自身的品行和能力更值得怀疑。

萧公权的《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这部著作很深入底研究了这种制度及其实施的情况。

他指出：“整套复杂的乡村控制体系，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目的是要把对权威的害怕贯输在人民的脑海里，养成他们接受现状的意愿，防止他们发展自立的能力——简言之，使他们在政治上无害、在思想上迟钝。这些制度并没有达成理论上应有的结果，但它们的长远作用，藉由历史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加强，有助于强化一般村民的特点，让他成为温顺的、缺乏自信的、无法自立的人。”

的确说得很有道理。为什么要把这个乡约宣讲放在我们的乡建历史脉络里来谈呢？因为在乡建运动种提出的村民自我教育、自治等问题其实也是回应清代以来关于乡村教化统治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脉络。

03

我们下面看这个历史脉络中主要的几个最重要的乡村建设流派。

刚才说过，最早的乡建实践来自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春明

在清末的“新政”中，袁世凯在农业方面也多有贡献，率先成立了直隶农务局，创办农业报刊和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宣传农业科技知识。

刚才也说过，晏阳初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进入三十年代后形成高潮。除了河北定县之外，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以梁漱溟为首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进行的江苏徐公桥等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从事的各实验区、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举办的安徽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等等，总计达千余处，其中尤以邹平和定县的实验区为典型。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 1934年，各地乡村建设团体达600多个，这些团体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多处，关于乡村建设的报道、评论、争议在各种刊物连篇累牍出现。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专节“乡村建设运动”，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六个类型：西方影响型（晏阳初）和本土型（村治派，梁漱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的晓庄师范），教育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军事型（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县建立的地方防卫政体），平民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官府型（例如由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支持的浙江兰溪和江苏江宁两个实验县）。

并指出，所有这些乡村建设类型的共同点都与政治密不可分：“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第二，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第三，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从当时报刊的有关记载和报告来看，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农村政权，组织乡村自卫；组建各种合作社，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立各种教育机构，推进基础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状况，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绝鸦片和赌博，破除迷信，等等。

即三大核心：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和农业经济建设，显示了一种力图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全面改造的现代性模式。

其实第一个方面的内容非常关键，也就是力图实行农村政治的自治化和民主化，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早和最明确提出的目标，虽然各实验区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实质都是在追求这一目标。

最突出的例子是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县的实验区废除了原来的7区157乡镇及各区乡镇公所，改划为14乡336村，相应设立村学和乡学。村学相当于乡级政府的乡公所，乡学相当于区级政府的区公所。在实践上，梁漱溟把它们办成为既是乡村的文化教育组织，更是行政自治组织，其实就是“政教合一”，而这个“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具体的操作院子是民众选举和聘任相结合，是一种民主性的乡村社会组织，并要求全体乡民遵守伦理道德的原则。其主要领导者和办事人员不仅由民主推选产生，而且都要求德才兼备，热心于乡村建设事业；其职责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主要是办理本村、本乡的一切公共事务和上级政府交办的事务。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机构改革做法是设立公民服务团，是属于村一级的，然后是镇委员会，然后才是县委员会这三级。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名称，不管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规模，实际上看都是力图以民主推举、职责分明、民众可以监督罢免的方式实现乡村自治。

晏阳初和梁漱溟他们都反复强调要改造农村的话，那么民众不能一盘散沙，肯定是要有一个领导者与领导机构，但是按照原来的很多县级政府机构的非常腐败的状况，肯定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一定要通过自治的民主的方法来改造基层政权。其他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也都同样把乡村自治作为核心内容之一。

可以说，乡村的政治自治建设在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及实践中，不仅是中心内容之一，而且是整个乡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借助乡村政府的力量，但是原有的乡村政府只知道剥削农民，因此要进行乡村建设，首先就要改革乡村政治。

再看看乡建运动中的农村经济企业化和市场化尝试努力。

各乡村建设实验区都成立了多少不等的各类合作社，主要有金融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金融合作社主要是信用合作社，种类比较单一。生产合作社种类最多，各地根据其农业资源和出产的不同而设立不同的合作社。运销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解决产销的市场问题，既组织和指导社员进行生产，又把社员和其他农民所生产的物品经过粗加工运往所需地区直接销售，其中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当然，上述各种合作社，无论从资金上来看，还是从人员上来看，其规模都是很小的；其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也是有限的，距离真正的企业化和市场化还很远，但它显示了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具有了初步的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

乡村建设运动的各个实验区都建立了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农村教育机构。这些乡村教育活动既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使农民逐步破除了守旧心理和传统观念，通过逐步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而提高了自信心和个人尊严。当年的乡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有启发性的，而且是能够与世界的发展趋势接轨的。

——未完待续，《激进与改良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下）coming soon~敬请期待~

/ 关于讲者 /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

民盟广东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多年来撰写大量思想文化与时事评论专栏文章，近年主要研究课题为20世纪中国艺术与政治。个人专著有《中国美术史纲》（主编）、《广东美术史》、《历史是什么》、《奴役与抗争——科学与艺术的对话》、《左岸的狂欢节》、《思想守望录》、《广州人》、《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历史的灵魂》、《书画与自然》、《不对》等。

题图及部分配图©视觉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樱花路869号喜玛拉雅中心A区3楼

可搭乘7号线至花木路站或1013、976、

花木1路、浦东11路、江南专线

3F, Zone A, No.869, Yinghua Road, Shanghai

Take Metro Line 7 to Huamu Road station or No.1013, 976, No.1 Huamu, No.11 Pudong, Jiangnan Line Bus.

【参观时间 | Hours】

2018年5月29日~9月底为闭馆装修升级改造时间，

期间馆内无展览，不对外开放。

Shanghai Himalayas Museum will have internal upgrading from 5.29 to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re will be no exhibition and don't open to public during th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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