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重庆、大理、睦南、马场……
在天津的中心市区，有五条街道，东西向并列。
300多座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散落其间，这里有迄今为止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洋楼建筑群。
——天津人把它称作“五大道”。
天津“五大道”夜景
“苏易士西餐厅”，就坐落在天津“五大道”之一的成都道40号。
这一栋四层楼高的英式洋房，看似不太起眼，却是如今袁氏家族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
“苏易士西餐厅”外景
它的经营者则是袁世凯的亲孙女——
现已94岁高龄的袁家倜女士。
袁家倜女士在“苏易士西餐厅”（张健伟 摄）
出门有保镖的千金大小姐
袁世凯生前正式娶进门的，共有一妻九妾，为他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和25个孙女。
袁家三代儿孙共计79人，是出了名的妻妾成群、子孙满堂。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那些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财被分割成17股，平均分给每个儿子。
每个儿子分得一股，有12万银元之多。每个女儿，也都分到8000银元，算是嫁妆钱。
袁家倜是袁世凯的亲孙女，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
1924年，袁家倜出生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
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和子孙们，都挤在这个大院里。
袁世凯
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瑞，从小便养成了吃喝挥霍的恶习。袁家倜的母亲，则是当时天津最有名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夫妻二人都是烟鬼，有很重的烟瘾。
全家人靠着典当袁世凯的遗产和出售股票为生，家境十分窘迫。
袁家倜4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于是，她被暂时寄养到无锡的二姑妈家中，到江南生活。
“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
在新式家庭氛围的熏陶下，袁家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考取上海中西女子高中，开始学习外文和商科。
当时，在教会学校里，袁家倜最害怕的就是历史课。学校老师总是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提到祖父袁世凯的名字，让她感觉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袁家倜说：“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
尽管如此，在无锡姑妈家的这段时光，依然是袁家倜曲折童年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7岁那年，由于二姑妈出国定居，袁家倜被送回了天津的父母身边。
1904年袁世凯和部分子女合影
旧家庭的死气沉沉，与二姑妈家开明的新式家庭氛围，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接受过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内心感到无比压抑。在家里，她被要求必须“早晚请安”，遵循封建礼数。因为念的大学是男女同校，她还被家里人勒令不许上学。
“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
千金小姐沦为乡间村妇
成年后不久，袁家倜嫁给了“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竹波，在当时天津的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
原以为能开始过上好日子，结果1956年，国家开始“公私合营”。丁竹波不再是民营老板，一家人的生活水平直线下滑。
“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
命运也丝毫不给她喘息的机会。六十年代末，“文革”接踵而至。
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被发配到农村，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时，袁家倜已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下乡插队。她和丈夫只好带着三个儿子，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到农村去生活。
走的时候，全家人风尘仆仆。袁家倜一手卷着枕头铺盖，一手抱着孩子，不复昔日千金大小姐的风光。
在农村，这一呆，就是八年。
袁家倜女士
艰苦的农村生活，让袁家倜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末路”。
“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
村里的生活十分窘迫，村民们一天劳动下来，只能算一个工分，一个公分只值1毛5分钱。
时间一长，袁家倜发现，单纯的劳动无法改善在农村的生活。于是，早年受过的商科教育的她开始动起经商的念头，提出要在村里开办一个五金小工厂，帮助村民们富起来。
很快，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在厂里，丈夫当厂长，她做会计。
夫妻俩的苦心经营，让小工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
袁家倜（右二）与家人合照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3年，她的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
袁家骝是袁世凯二子袁克文的儿子，可谓是袁世凯孙辈中最杰出的一个。
袁家骝当时已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参与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高能质子加速器，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1973年回国时，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
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则是世界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团队中唯一的女性，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
1973年，袁家骝夫妇回国访问，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待。
袁家骝与吴健雄的研究方向对中国当时的国家战略意义不言自明。堂哥袁家骝的回国，可谓是撑起了整个家族的门楣，也再次改写了袁家后人的命运。
随着文革逐渐进入尾声，在周总理的批示下，袁世凯的第三代后人逐渐挣脱了枷锁，开始了新生活。
1978年，袁家倜离开农村，回到天津，住进了阔别已久的天津成都道40号。
“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袁家倜（右）与袁家骝（左）
古稀之年回津再创业
1987年初，袁家倜来到深圳，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拓荒者”。
这一年，她已经63岁。
在深圳的六年间，袁家倜再次展现了她的商业智慧，买了一些原始股，最终赚得70多万元。
当时的银行业汇兑系统尚不发达，所以1992年返回天津时，她就把这70万现金装在行李箱里，亲手提回了家。
一个老人，怀揣着70万元的养老金，本可以安心地颐养天年。此时已年近古稀的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
袁家骝建议她：
“你岁数也不小了，还是别干房地产公司了，那个行业太辛苦了。照我看，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的历史很长，但西餐厅太少了，我建议你开一家西餐厅，生意肯定好。”
袁家倜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决定在天津开一间西餐厅。
她直接改建了自己家在成都道上的小洋楼，装修了一层和二层，作为餐厅的营业区域，还请袁家骝给餐厅题写牌匾。
本来餐厅的名字想叫“苏伊士”，取苏伊士运河连通欧亚之意。但是袁家骝觉得，这个“伊”字书法上写出来不好看，就给改成了“容易”的“易”，所以就成了“苏易士”餐厅。
开办之初，袁家骝给餐厅定了三条规矩。
一是保持高度卫生，二是价格一定要公道，三是对顾客要热情，诚实守信，不以次充好。
开业后，袁家倜给餐厅请了当时天津能找到的最好的厨师，自己则亲自担任餐厅经理。她的后代也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三条店规。
“苏易士”营业至今，长盛不衰。
“苏易士西餐厅”外景
“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5年。”袁家倜心里明白，如何才能经营好一家餐厅。
“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袁家倜坐在自家的餐厅里
如今，袁家倜已是袁世凯在世的孙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谈起过往，她并不埋怨自己的出身，反而感激命运对她的锤炼：
“这对我是极大地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袁家倜女士（左）在“苏易士西餐厅”
她本是旧时的大家闺秀，却活成了当代女性独立的楷模：
“我现在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
“苏易士西餐厅”墙上的照片（右为袁家倜）
“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越老越要争取政治地位。
我现在体会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没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要是没有经济基础，问儿女要钱，不是很可怜？
女人半边天，我既有政治上的荣誉又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是双赢户了。”
——这是“袁大总统”孙女，袁家倜九十四年的人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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