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悲哀沉淪 / 復興
匠
學
世界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獲得者王澍，曾說起過他之前的經歷：每天都與工人們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工地上工人們每一根釘子是如何釘進去的，王澍都絲毫不放過。正是有這樣的基礎訓練，才成就了他如今的事業輝煌。
朱啟鈐（左）和周恩來
其實，認真向工人們學習，並非王澍的首創。100多年前，朱啟鈐也是這麼做的。朱啟鈐是民國時期的風雲人物，先後任民國交通總長、國務總理等要職。
同時，朱啟鈐還是中國營造學社的創始人。著名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即為學社會員。
千百年來，中國古代工匠們的技藝高超，甚至鬼斧神工，但這個群體普遍知識文化水平不高，技藝傳承僅靠言傳身教，幾乎沒有留下相關文字典籍。為了解與掌握所謂的“匠人之術”，併為國家整理留存住這些民間遺產，朱啟鈐親自走訪民間藝匠，虛心請教。
專門術語，未必能一一傳之文字。文字所傳，亦未必盡與工師之解釋相符……歷代文人用語，往往使實質與詞藻不分，辨其程限，殊難確鑿。
曏者已雲營造學之精要，幾有不能求之書冊，而必須求之口耳相傳之技術者。然以歷來文學，與技術相離之遼遠。此兩界殆終不能相接觸。
——朱啟鈐
所與往還者，頗有坊巷編氓，匠師耆宿。聆其所說，實有學士大夫所不屑聞，古今載籍所不經覯。而此輩口耳相傳，轉更足珍者。於是蓄志旁搜，零聞片語，殘鱗斷爪，皆寶若拱璧。
煌煌中華古代建築，宏偉精麗之觀，今日回首，何其輝煌，拍拍腦袋一想，也應該是文化人參與指導、親自設計。但歷史的真實就是那麼殘酷。建築營造和木器匠作一樣，匠師與士人間的隔膜之大，距離之遙，令人匪夷所思。
梁思成（右）與林徽因
在這個盛產上智下愚、重道輕器的“文人情懷”國度中，與古代建築相關的文獻，留與後人的是，“則隱約之印象，及美麗之詞藻，調諧之音節耳。讀者雖讀破萬卷，於建築物之真正印象，絕不能有所得。”(梁思成語)
上世紀三十年代 ，我國古代建築研究處於篳路藍縷之時，梁思成指出：“蓋建築之術，已臻繁複，非受實際訓練，畢生役其事者，無能為力，非若其它文藝，為士人子弟茶餘酒後所得而兼也”。然匠人每暗於文字，故賴口授實習，傳其衣缽，而不重書籍。
數千年來古籍中，傳世術書，惟宋清兩朝官刊各一部耳。此類術書編纂之動機，蓋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無準則，故製為皇室官府營造標準。然術書專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於文字之難，術語日久失用，造法亦漸不解，其書乃為後世之迷。”(梁思成：《中國建築史》，“第一章序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
面對古代建築學的空白，梁思成從故宮建築入手，博徵技師、請教名匠，耳聆手記，逐漸接近了中國古代建築的堂奧。1934年，其首部著作《清式營造則例》出版，這是中國文化人第一次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匠人之術”、“匠學”的成果。
古代建築與木器匠作，為兄弟門類，命運亦相同。而中國古典傢俱真正意義的研究之始，實則出自西人之手。出生於德國的古斯塔夫·艾克，曾執教於現代主義發源地的德國包豪斯學校。1923年，他來到廈門大學教書，1928年，又赴京任教清華大學，後成為“營造學社”創社會員。
1944年，艾克出版了《中國花梨傢俱圖考》，這是明式傢俱科學系統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它用攝影、繪圖記錄實物，對傢俱榫卯、結構進行實證記錄分析，堪稱明式傢俱學術的開山之作。
在書首，艾克致謝雲：“我懷著敬意感謝魯班館的技工們，感謝他們在實際技巧和傳統工藝方面給予我的教育，願這古老和崇高的技藝經受住我們這個機械文明時代的千難萬險而永傳不衰。”(艾克著，薛呤譯，《中國花梨傢俱圖考》，地震出版社，1991年)透過這些文字，不難看到當時北京魯班館匠師對這本著作的巨大意義和核心作用。
王世襄（左）與祖連朋
在明式傢俱研究史中，王世襄是用心最苦，耗時最長的參與者，數十年堅持與隱忍，古今罕有。他影響了一個學科和一個行業，但他的能量仍是來自他尊重的匠人們。他曾說過，“那時候沒人要，當破爛，貴的我買不起，便宜的我收回來，請人修，恭恭敬敬請教，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在其《明式傢俱研究》序言部分，他特意安排了一張與木匠祖連朋師傅的合照，倆人前面，是一把鋸一隻刨子。兩人姿態，一蹲一俯，竟相放低身段。當代最懂得傳統文化和傳統工藝的大文人，如此尊重一位木匠老人，這是對匠師的高情厚誼，更是對傳統匠作工藝的鄭重敬禮。
在明式傢俱這個行當中，如果說王世襄先生與祖連朋師傅的區別，前者發乎自覺。後者來於自然，祖連朋自然而然與一個行業、一個製作的體系相聯，那是世代的生活，他們的身後是龐大的匠作根系。
老一輩學者王世襄、楊耀常年以木匠為師友，耳聞手記，不恥下問，進而提煉粹取，從而成為古典傢俱研究的大家。任何一種“匠人之術”，都是一種堅實而深厚的文化，廣博的匠作猶如淹藏在深深大海之中的冰山，各位文化高人僅是水面上的一角。當代實例啟示我們理解古代。
隋代趙州大石橋，為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石橋，其結構之合理和設計之美麗，讓同時期全世界的古橋都顯得黯淡無奇。此等世界級建築，到唐代時，人們已不記得它是匠師李春帶人修建的。正如唐代張嘉貞《安濟橋銘》所說：“趙州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製作奇特，人不知某為。”
趙州橋石欄板 國博館藏
同樣，明式傢俱這個偉大的工藝的製造者的身份，幾百年後也湮滅在歷史的風煙中，“人不知某為”。王世襄說：“至於文獻材料，因傢俱製作純屬匠師之事，文人學子不屑，也不可能作詳實的記載”。(王世襄：《明式傢俱研究》，第155頁)王先生此話，也是唐人李春之論的千年迴音吧。
古代文化結構中，重道輕器，“百工之事，君子不齒”。 各種工藝製作的締造者，在煌煌史籍中，永遠是籍籍無名。輕視工藝和匠師是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的一大特點，工藝常常被歧視為“奇技淫巧”。史籍之中，對匠師技師的記載，遠遠少於醫卜相巫和江湖之人。
清末重臣兼外交官、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李鴻章對中西文化感受深刻。1864年，他在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函中說：“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能學……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習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併。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李鴻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這段話點明瞭中國人學識與技巧之間缺乏配合的窘迫。
1914年，民國人權運動領袖和科學管理先驅楊杏佛發表了《科學與中國》一文，主旨是探討“中國無科學”，為何近代科學不產生於中國，這也是後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的要義。“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楊文說：“中國社會之心理，重玄談文學，自古已然。製造發明之人，生被玩物喪志之譏，死無名垂竹帛之榮。”並指出中國學者的空疏學風：“言哲理則虛無縹緲，不可究詰，觀事務則拘守形跡，不求原理。”此文聲動一時，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但對於當下明式傢俱研究的“玄談”， 尤覺是有的放矢，振聾發聵，其現實的光芒，仍照亮著今天的迷津。
宗白華
一代美學大師宗白華在研究先秦藝術史後，認為當時匠師具有自覺的工藝思想，甚至發展出抽象度很高的美學。
宗白華說：“匠師內部早就自發地發展美學思想。如梓人為筍虡那段，在先秦工藝美術高度發展時，匠師在實踐中的發揮得到寶貴的美學遺產。與老莊孔孟荀的美學思想，併為先秦美學之精粹。”(宗白華“中國美學思想專題研究筆記”，《宗白華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宗白華把先秦工藝思想的價值，甚至抬到墨法諸家之上。”(祝帥：《宗白華對藝術設計的理論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8年2期)
只是到了當代，才有智者對古代匠人另眼相看，朱啟鈐、宗白華、梁思成、王世襄等人的治學實例，啟發我們明瞭傳統的“匠術”、“匠學”的強大底蘊和對當代學者的塑造能力。
筆者認為，包括古典傢俱在內的各類古代工藝製作的“匠學”、“匠術”，被中國知識界關注、研究，風雲際會，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背景是現代西方科學體系登陸我華。
其身份和研究模式是：一批受過現代教育、致力復興、弘揚中華文化的仁人志士，實地勘察實物，廣搜博集實物及文獻資料;求教“匠師耆宿，聆其所說”、“口傳身授”;以西方現代科學體系作為記錄、詮釋的手段，探討古代器物的內在規律。
五十多年後，王世襄著作的問世和引發的一系列反響，應該是三十年代這場觀念革命之光的重新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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