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提到“新年”，往往指春節，“過年”亦即“過春節”。2018年的農曆戊戌年到來之際，人們自然又談起了過年。筆者多年在河北省直文藝界工作，結識了不少省內外文藝界名家，年節將至，通過不同的採訪形式，聽他們講過年故事，敘親情，談友情，忙工作……樁樁件件令人感動，而在這些“故事”中，又無不打上時代烙印，讓人大開眼界的同時，獲知了文藝圈的不少“內幕”……
謝 芳
謝芳：戲裡戲外過新年
謝芳，1935年生，湖北人，後遷居上海。1963年調任北京電影製片廠一級演員。從藝60多年，主演歌劇《小二黑結婚》《白毛女》《劉三姐》《花開花落》《花木蘭》、戲曲《櫃中緣》《思凡》《打鳥》等十多部，主演電影《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臺姐妹》《山花》《淚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九九豔陽天》《血，總是熱的》《明姑娘》《離開廣島的日子》等。出版專著《銀幕內外》《往事匆匆》《我這七十年》、現代影視小說《不沉的湖》。1962年被文化部推選為“新中國二十二位電影明星”之一，1989年被評為“建國40週年十大影星”之一，1995年獲中國電影世紀獎女演員獎，2005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稱號。
過年，過的就是一種心境，一種滋味，一種樂和。尤其是黨的十九大，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偉大征程，我感到無比欣慰。此時此刻過新年、迎新春，不由憶起過往春節的那些事，那些人。
從藝60多年，先後主演歌劇、電影40多部，演出、拍攝經常是在春節中度過。只因為時代不同，社會情狀不一，過年的心境也就有別了。
1951年7月1日，我初中畢業後正式參加中南文工團，學演歌劇。第二年冬天，文工團去湖南省道縣青口鄉參加土改，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參加社會政治活動，深受教育。工作開展不久，就迎來了1953年春節。工作隊既有我們文工團的，也有其他藝術團體的，除夕夜自然要給老鄉們演節目、唱大戲。演什麼呢？大家認為，配合土改工作，演出歌劇《白毛女》最合適不過了。我們很快組織了一個班子，武漢話劇院的戎壽堃飾楊白勞，我飾喜兒。這是我第一次演歌劇，沒有服裝就向老鄉們借，沒有化妝品就用毛筆蘸墨畫眼畫眉，紅紙蘸上水往臉上塗胭脂。土改中鄉間演大戲，又是窮人翻身鬥地主的劇目，老鄉們聞訊，扶老攜幼，提燈籠打火把從四鄰八鄉趕來，就連舞臺的前後左右也坐滿了人，表演區只剩下一個小四方塊。演出中我充滿激情，邊唱邊哭，引起觀眾共鳴，許多老鄉也都哽咽了。《白毛女》的演出鼓舞了人民。據說這次演出不久，在青口鄉就破獲了一個匪特組織。
戲裡過春節，別有一番滋味。1959年我在北影廠拍攝的《青春之歌》，是一部影響較大的電影。我扮演的林道靜，原是一個女學生，因反抗地主家庭逼婚，加之在北戴河尋職無路，投海自盡，被大學生餘永澤所救，隨後二人結婚。婚後林道靜遇到了共產黨員盧嘉川，明白了知識分子只有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才有出路。在盧嘉川、林紅等共產黨員鼓舞下，林道靜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有一場戲是在除夕夜的特定情景。戲中林道靜對盧嘉川說：“我鬥爭過，我也反抗過，可我還是沒有出路。”我想，除夕夜林道靜遇到了革命領路人，說這句臺詞時，如用低沉感嘆的口氣也未嘗不可，因林道靜畢竟是經歷坎坷的人；但為了突出林道靜對盧嘉川無限敬慕之情，表現初次見到共產黨人那種喜悅卻又自感卑微的心態，我糅進了天真而羞澀的成分，將臺詞說成：“我鬥爭過？！我反抗過？！可是……我還沒有出路。”除夕夜戲中的我，也感到思想上得以昇華。
1963年，我主演的《早春二月》（飾陶嵐）拍攝接近尾聲時，導演陳懷皚交給我一個名為《舞臺姐妹》的電影文學劇本，說是上影廠謝晉導演讓轉交的，問我是否願意扮演片中的越劇藝人竺春花。我答應後，便投入拍攝。年底到上影廠拍片時，因劇本反覆修改，我們不能離開，只好住在廠裡等待。上影廠的工作人員個個精明能幹，說話、辦事痛快，讓人有賓至如歸之感。此時正趕上1964年春節，上影廠放假。記得除夕那天下午，廠長、書記都來看望我們，送來許多食品，還有一大籠屜的饅頭、菜，放在招待所的窗臺上，一個星期也沒吃完。雖離家在外，這個春節過得並不孤獨。春節假期過後，又開始了緊張的拍攝。
1986年，我寫的第一部個人回憶錄《銀幕內外》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1987年春節，我帶著出版社優先贈予我的一批樣書，冒著大風雪，坐在我愛人張目駕駛的摩托車後座上，一一送給我的尊師益友，其中必有鍾老鍾惦棐。鍾惦棐1919年生，是我國著名電影評論家，曾任中國影協常務理事、書記處書記，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著有《陸沉集》《電影文學斷想》。1983年，我為準備出自己的個人回記錄向鍾老討教，因他患有眼疾，並未敢奢求他寫序之事。可是沒想到，在《幕銀內外》付印前，他為我寫了洋洋5000字的序文。又萬萬沒想到的是，在我給鍾老送書不久的1987年3月20日，他不幸病逝，那個春節，竟是我與鍾老的訣別，心中萬般惆悵。
進入2018年，我已是83歲了。身體尚好，時有藝事活動，盡力出席，繼寫自己的電影人生。
高放：銀幕外的那些故事
高放，河北省順平縣人，著名影視演員、作家、書畫家。1963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同年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至今，拍攝過100多部影視作品，代表作品有：《舞臺姐妹》《山村姐妹》《鐘聲》《馬可·波羅》《望春風》《六盤山》《毛澤東去安源》《非常歲月》《命運喜歡惡作劇》《大明宮詞》等。擅山水畫，長於牡丹。曾兩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畫展，作品赴日本、泰國、伊朗、朝鮮、中國港澳等地參展或被國家博物館收藏。出版有《高放畫集》《高放畫選》《美麗人生》《高放丹青墨趣》等。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度過的每個新年都留下了時代的烙印。尤其是從事電影工作後，新春佳節往往又衍生出銀幕外的諸多故事，頗有一番意趣。當然，因為時代不同，意趣自然各異。
1960年春節，是在北京電影學院度過的。我1959年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同時填報了美術和表演兩個專業。我的理想是學美術。可是，由於表演系先考試，錯過了美術系的考試機會，結果當了演員。北京電影學院這屆表演系錄取不足20名，男生十來名，女生8名，我還擔任了班長。我們入學學習半年後，就迎來了1960年春節。當年正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北京的幾所大學都不放寒假，我們只好在學院度過。同學們第一次離家在外過年，非常想家，生活又窮困，怎樣讓同學們過個樂和年呢？我這個當班長的既著急又憂慮。最後想了個辦法：辦個晚會，表演節目。我們到學院附近買來茶葉末、鹹蘿蔔乾，還找來一盒香菸作道具。年三十晚上，8個女同學在表演系小舞臺上編演了鬧劇小品，表演時借穿男同學的衣服，穿誰的衣服，誰就演那個男同學，還得用火柴桿插上香菸蒂輪流抽。其實，誰也不會抽菸，表演時做做樣子罷了。晚會搞得熱熱鬧鬧，大家歡聲笑語。突然，一個男同學昏過去了，大家趕緊搶救。原來，他肚子裡缺食，又喝了不少茶水，餓昏了。唉，這個春節過得五味雜陳，令我刻骨銘心。
在上海天馬廠（今上海電影製片廠）過春節，又是另一番心境。1963年我在電影學院畢業時，在話劇《北京人》中飾演主角愫芳，編劇曹禺先生連看兩場，很滿意。有一天，院領導讓我到辦公室去，可屋裡的人我都不認識。他們對我說：“就是來找你的。”原來，這是上海天馬電影廠導演謝晉來為他籌拍的《舞臺姐妹》選演員。謝晉導演對我說：“你在話劇舞臺上演的愫芳是個大家閨秀，沒想到臺下你這樣氣質高雅、堅強剛毅，真是判若兩人啊。”他說我可以演正在籌拍的《舞臺姐妹》中的妹妹月紅，也可以演以記者身份為掩護的我黨地下黨員江波，到上海試妝後再定。試妝後確定我演記者江波。因在北京演出《北京人》離不開，又因《舞臺姐妹》的劇本反覆修改，我和扮演姐姐竺春花的謝芳只好耐心等待。此時已是1964年春節了。春節期間，電影廠放假，整個廠區漆黑一片，只有傳達室透出燈光。我們堅持不住賓館，就住在攝影棚的化妝室裡。大年三十下午，廠長、書記前來看望，為我們做了很多好吃的，抬來一大籠屜，可吃上好幾天。我和謝芳又找來一個小鍋做米飯。當年，吃飯已不成問題，只是感到孤獨，很想家。但又一想，這種孤獨是喜悅的等待。春節幾天過後一上班，就開始了緊張的拍攝工作。
1978年的春節，過得可謂風光而隆重。這年，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攝了反映紅軍長征路過寧夏六盤山回族聚居區的故事影片《六盤山》，我飾演女主角桂花（回族婦女）。春節期間，影片在銀川舉行隆重的首映式，時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霍士廉把我和飾演男主角的張平請到銀川，在那裡整整度過了10天。那時，民眾的生活還不富裕，我們卻受到盛情款待，霍士廉書記每天都陪我倆一同吃午餐，還專門派有關同志陪我倆參觀寧夏名勝，拜訪回族朋友，使我切身感受到民族團結一家親的真摯情誼，那個春節讓我終生難忘！
更有意思的是，1981年春節是在軍營度過的。那是1980年底我拍完故事片《鐘聲》後，有一天，一位同行朋友來找我，讓我正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在電視劇《冤家宜解》中扮演一個角色，即胡朋飾演的老太太的小孫子。我領兒子到劇組，導演一見我，當場就拍板讓我演女主角，說原來確定的主角不太理想。我說，那可不行，不能頂了同行。導演說，這好處理，讓那個女演員扮演另一個角色，酬金按主演付。那位女演員同意後，我才接了這個角色。試完妝，導演非常滿意，第二天就開始拍戲。就這樣，在劇中胡朋成了我婆婆，生活中我兒子又成了劇中我的兒子。當時正值北京隆冬季節，天寒地凍，可拍夏季的鏡頭又必須穿單衣，我感冒了，我兒子拍戲時發起了高燒，小傢伙很堅強，打針、吃藥後接著拍戲。我鼓勵他說：“兒子真棒，好樣的！”當時正趕上春節，我們住在海軍第二招待所，過年時，演員們就和海軍指戰員一起包餃子，吃年夜飯。演員即興演出小節目，大家說說笑笑，這個年過得很有意義。
蓮子：過年的不同況味
蓮子，本名徐春蓮，1956年出生於廣東。中國作協會員、一級作家，編審。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創辦《家庭》雜誌並任社長兼總編輯多年，創造了中國期刊出版史上十個“第一”。先後出版《尋找精神家園》《用心觸摸世界》等專著14部，近年，三卷本的《蓮子作品選》，榮獲中國出版界最高榮譽獎—“中國韜奮出版獎”。被全國婦聯授予“巾幗建功”標兵稱號，中宣部確定為全國宣傳文化系統首批“四個一批”人才，新聞出版總署評為全國出版行業領軍人物、中國期刊經營管理十大人物、百名有突出貢獻的新聞出版專業技術人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我這大半生，有三十度春秋伴隨著《家庭》雜誌一路走來，成為我此生的幸事。還出過不少書，獲過眾多的榮譽和獎勵，享受過無數次的掌聲……這當然是令人高興的事。然而，更使我欣喜的是，我還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父母為黨的事業奉獻大半生，離退休後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安度晚年。
生活中，我十分注重親情，倡行“父母在，不遠遊”，尤其是過年的時候。幾十年來，我把過年時與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視為至高無上，貼對聯、守歲、看電視、放鞭炮、包餃子，熱熱鬧鬧，快快活活，其樂融融。當然這是欣逢盛世，而在我人生的旅程中，在過往一些年代裡，卻有另一種滋味。
1968年，我12歲，那時父親在“幹校”尚未被“解放”，母親作為縣工宣隊的一員，到離縣城20多公里外的一個公社搞“鬥、批、改”，家人天各一方。那年的春節，是在一片“過一個革命化春節”的口號聲中度過的。因工宣隊春節不放假，年三十下午，我和哥哥拎著幾件衣服，來到媽媽所在的那個公社，和媽媽一起過年。除夕夜，媽媽在飯堂打了幾兩米飯，再用煤油爐燒點兒肉片茨菇，母子三人就這樣算是吃了年飯。飯後，媽媽帶我們去公園散步。這時，家家戶戶才掌上燈火，鄉間響起了鞭炮聲。媽媽一手摟著哥哥，一手摟著我，啞寂無言。我們母子三人就這樣默默地走著，走著……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有很長一段時期，我與父母依然天各一方，只有過年全家才能團聚。於是，每臨近春節時，父母就天天掰著手指數著我們的歸期。當高高興興把我們幾個孩子都盼到家之後，又開始天天掰著手指數我們的假期還剩幾天，唸叨著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此情此景，總是讓我很傷感。當過完年離家時，回望身後冷冷清清地向我們揮手的兩位老人，更是忍不住潸然淚下。特別是想到每過一年，父母離衰老又近了一步，心情更是傷感蕭索。
改革開放後的春節，自然境況不同，心裡又是另一種滋味了。
春節過後，接著是元宵節。記得1995年2月14日，那是19年一遇的中國元宵節和西方情人節合璧的一天。那天，我和先生來到廣州友誼劇院去聽元宵節情人節音樂會。一踏進劇院大廳，情人節的氣氛便撲面而來—免費領取胸花。只見一對對的情侶都把胸花戴了起來。我和先生雖說不至於現實到“婚前要玫瑰，婚後要燒鵝”的地步，但畢竟老夫老妻了，沒那份浪漫心思了。“放進包裡，帶回家給孩子玩兒吧。”先生說。我隨手把花往包裡一塞，與先生相視一笑，“對，就這樣。”隨後我和先生坐在劇場裡，舒伯特的《小夜曲》響起來了……
這個元宵節的白天，我卻是在廣州監獄裡度過的。因為那天是廣州監獄有史以來最特別的一天—40多名錶現突出的囚犯在監獄與情侶共度情人節。我作為《家庭》的總編兼記者，欣然前往採訪。在那裡，我被一個個感傷的愛情故事所打動。有個美麗的女孩子，她的男朋友因盜竊被判刑15年。男友入獄8年，她幾乎每月都來探視，給男友乾涸的心靈送來一縷溫情。當時，她男友已獲減刑4年的獎勵。他說，“別的大道理不說，只為她一顆愛心，我都要好好改造，爭取早日出獄。”這天，那女孩兒給男朋友帶來一盒禮物，裡面裝的是10顆心形朱古力。她還在親人留言卡上寫道：“踏實改造，走向新岸。我等你。”這張卡掛在她男友的床頭，讓他每天都有一種重新做人的動力。另有一位姑娘，為她的囚犯男友做了很精心的打扮。她哀怨地對我說，“我17歲就和他認識了，後來在同一個單位工作，我相信他會改的。儘管他還要服刑那麼多年，我願意等他。”望著她悽楚的面容和她男友感動的淚水，一陣莫名的感動在我心底倏然升起。
親情是人生永恆的話題。母親是一盞燈，溫暖著、照亮著人的生命旅途；父親是一座山，潤澤著、負載著人的精神家園。愛人和孩子在我心中的分量也不可或缺。尤其是過年的時候，親情更顯得珍重。春節前，我們為父母專門製作了一部名為《我們的父親母親》的DVD，片中展現了父親從19歲響應黨中央號召，參加南下土改工作隊的照片若干幀以及和母親攜手人生60載的點點滴滴，春節時在家裡播放，既是溫馨的回憶，更是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展望。家中洋溢的氣氛讓我感到幸福是如此的可觸可感，過年的滋味又是這樣深切綿長……
閱讀更多 文史精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