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共和國反導體系的構築

“星球大戰”計劃是1983年美國擬建立的“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之戰略防禦計劃”的簡稱。由於該計劃的名稱酷似科幻電影和小說,因此引起過世人極大的好奇與關注。其實,早在1964年我國“兩彈”研製即將成功時,毛澤東就根據其“有矛就有盾”理論,從我國戰略防禦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了要發展我國的反彈道導彈武器。不久,該研製工作便正式啟動,並定名為“640工程”,被認為是中國版的“星球大戰”計劃。

毛主席與共和國反導體系的構築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全球逐漸被“核訛詐”的烏雲所籠罩。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核國家—美國和蘇聯,率領著“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相互揮舞著核大棒,怒目圓睜,冷戰對抗……

面對美蘇核訛詐,毛澤東高瞻遠矚,縱覽全局,從那時起就決意要打破美蘇的“核壟斷”,研製出中國自己的核武器。

1957年10月,毛澤東應邀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週年慶典。其間,在觀看蘇聯研製原子彈、氫彈等尖端武器的紀錄片時,毛澤東對坐在身旁的彭德懷說:“我看,矛和盾總是同時產生的,有矛就會有盾。”彭德懷心領神會,說:“是的,一種新武器的出現,總會有對付它的新的辦法。”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從哲學的高度,審視和思考打造中國人自己的“制敵之矛”與“禦敵之盾”了。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聶榮臻關於我國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彙報時,首次明確提出了關於研製反導彈武器的想法。這時,中央決策的“兩彈”研製業已進行中。他對聶榮臻說:“我們的原子彈、導彈無論如何也不會比別人搞得多,我們又是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除了搞點進攻性武器外,還是要搞防禦性武器。”

10天后的12月26日,聶榮臻便召集錢學森、王諍、張勁夫、王秉璋、安東等人開會,開始研究反導問題。

聶榮臻說:“毛主席指示我們搞防禦彈道導彈,現在就要著手探索和研究。這項工作,目前不是立即擺開很大的攤子,但要先成立一個小組,並考慮採取什麼探索研究方向及如何培養研究力量。現在也談不上搞什麼型號。”他建議,“這個小組由錢學森掛帥,小組成員請錢學森提出,包括從事用萊塞(即激光)方法反導彈的探索研究人員在內。”

1964年1月2日,中國的原子彈即將爆炸成功之前,毛澤東再次督促聶榮臻,說:“還是要從防禦上發展,要研究反導彈武器。在數量上(指“兩彈”)我們搞不過他,這個問題(指反導武器)要抓緊研究一下。”並說,“要組織一批人,讓他們吃飯不幹別的,專搞這個事。”還說,“搞不成不要緊,搞成了用不上也不要緊。秦始皇的萬里長城,也沒有什麼用處嘛。”

1月7日,毛澤東在看了羅瑞卿送來的《新聞天地》上刊載的《“反飛彈”時代到來》一文後,作出批示:“是否送聶榮臻同志一閱。”

根據毛澤東的一再督促和指示,聶榮臻隨後又找來錢學森,就有關反導問題進行諮詢與研究。1月24日,聶榮臻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他說:“防彈道導彈是個高度複雜的技術,當前美蘇等國也把這個問題作為打破核僵局的關鍵。我已建議成立一個組,由錢學森負責,探討發展反導彈的任務、技術途徑、核技術培訓等問題。”

在此前不久,毛澤東還約見了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問他:“敵人如果用導彈打我們,怎麼辦?”並要張勁夫“約有關科學家談談對付的辦法”。顯示出毛澤東搞中國反導系統的迫切心情。

為了直接聽取專家意見,獲取第一手資料,毛澤東決定邀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錢學森等,就反導問題進行一次面談,以獲得更加專業的依據。2月6日,毛澤東讓工作人員打電話召集錢學森、竺可楨和李四光三位科學家到中南海菊香書屋談話。見面後,毛澤東先與竺可楨、李四光兩位科學家閒聊,接著又向錢學森瞭解我國正在研製的“兩彈”進展情況。隨後,他話鋒一轉,說:“總是要搞防禦。搞山洞,鑽進地下去也是一種防禦。”錢學森回答:“我們現在正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組織一個小型的科技人員小組,準備研究防彈道式導彈的方法、技術途徑。”

毛澤東聽後,再次重申:“有矛就必會有盾。要搞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

那天一起受到毛澤東接見的竺可楨,在當時的日記中對此作了簡明記述,他寫道:“問錢學森反導彈有否著手,目前毫無基礎,毛主席以為應著手探研。”但是,錢學森在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後,因忙於“東風二號”導彈的研製工作,一直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直到2月29日聶榮臻辦公室來電話問:“聽說毛主席和你談了導彈和反導的事,具體內容是什麼呀?”錢學森這才將談話內容整理出來,並呈送給了聶榮臻。

由於毛澤東的上述指示和談話,大都是1964年初集中提出來的,所以被稱為“640指示”。而隨後開始的我國反導系統研究,也被稱為“640工程”,併成為我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項重大的科技攻關任務。

為貫徹落實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精神,1964年3月23日,國防科委召開了“彈道式導彈防禦科學討論會”。會議由國防部五院副院長錢學森主持,參加會議的還有四機部部長王諍,以及十院、科學院、炮兵等單位共30多名專家和領導幹部。

會議作出決定,在國防部五院二分院成立“防禦規劃第一小組”。該小組由8人組成,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制訂反彈道導彈和紅旗3號防空導彈的總體規劃,在年內擬訂出技術途徑和戰術技術指標,並決定,由二分院副院長蔡金濤具體負責指導這項工作。

這次會議,還初步確定了反導的三種技術途徑,並做了相應分工:第一種途徑是“以導彈反導彈”,由國防部五院負責;第二種途徑是“以超級大炮反導彈”,由炮兵科學研究院負責;第三種途徑是“以激光反導彈”,由科學院上海光電所負責。

會議結束後,國防科委向毛澤東及有關部委呈報了《關於防禦敵人導彈的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毛澤東閱後非常高興。

很快,根據錢學森的要求,宋健等開始組織人力對國外相關的情報資料展開蒐集和分析工作。5月,宋健向錢學森提出報告,建議應首先從低空攔截反導彈系統的研製入手,研製主要性能指標為識別高度80公里、攔截高度15公里、導彈飛行時間約20秒、導彈平均速度1500米/秒的“低空反導導彈”。錢學森閱後表示同意。這樣,就基本形成了我國“反擊一號”的指標設想。隨後,二院便著手開始進行有關的技術設計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取得成功,一舉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

1966年10月,我國“核彈”與“導彈”結合的發射試驗成功,證明我國已經擁有了“制敵之矛”。因此,“禦敵之盾”的研製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其實,早在1965年1月4日,以國防部五院為基礎,成立了第七機械工業部。五院所屬的二分院,改稱七機部第二研究院,專門從事地空攔截導彈的研究。兩個月後,七機部又在二院二部“反導規劃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711所。6月30日,在711所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反導彈武器系統總體研究所”,即七機部二院26所。由錢學森提議,宋健擔任所長,承擔我國反導彈的技術統籌及反導彈武器系統的研製任務。

這年的5月10日,中央專門委員會(原“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負責領導尖端武器研製)還發出了《關於防禦敵導彈的研究工作問題的通知》,要求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七機部、中國科學院、軍委炮兵、國防科委二十基地等部門,必須把防禦敵導彈的研究納入本單位的年度和長遠規劃。7月8日,國防科委向毛澤東和中央專委呈交了《關於反導彈防禦體系的研製規劃報告》。8月27日,中央專委批准了該報告。從此,“640工程”作為一項國家重點科研攻關項目,正式納入到國家科技發展的規劃中。

1966年2月23日,經過一年的研究探索,國防科委召開了“640工程”工作彙報會。會上,對我國的反導研發方向進一步細化,並明確了五個工程項目的分別代號:反彈道導彈系統稱為“640-1工程”;超級大炮系統稱為“640-2工程”;激光炮系統稱為“640-3工程”;預警雷達系統稱為“640-4工程”;彈頭再入物理現象的研究稱為“640-5工程”。

3月,國防科委將上述反導工程系統的代號,以文字形式正式定名為“640工程”,並上報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審批。22日,國防科委發出《關於反導彈工程體系的代號的通知》,正式公佈了“640工程”五大系統的分別代號。

同年6月,國防科委二十基地還在庫爾勒組建了第四試驗部,開始進行我國的反導彈靶場建設。此時,“文化大革命”業已席捲全國,“640工程”無疑也受到了波及。但由於這是“毛主席親自倡議、督促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便沒有人敢去橫加干涉和阻撓了。

1967年10月,國防科委召集參與“640工程”的各有關單位在北京開會。決定重新調整“640工程”項目的具體部署,不僅進一步明確了五大子系統的代號、各研究單位的分工、系統的研製規劃等,而且決定進一步加快反導彈靶場的建設與反導彈核彈頭的研製。同時明確提出,爭取在今後五六年內研製成功我國的第一個反導彈武器系統。

19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後,蘇聯國防部部長格列奇科公然叫囂將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使中蘇關係進入到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受此影響,毛澤東一方面號召全國軍民“深挖洞,廣積糧”,加快進行“三線建設”;另一方面要求進一步加快我國“反導系統”的研究步伐。這年8月14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經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七機部二院被改組為“反導、反衛星總體研究院”,開始實施名副其實的中國版“星球大戰”計劃。

反導、反衛星總體研究院成立後,開始集中一切力量,重點進行“反擊”系列反導攔截導彈及“先鋒”系列的反導大炮的研製工作。

當時,“反擊”系列的攔截導彈分為三種,並相應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武器試驗器,即“反擊一號”;第二階段為低攔武器,即“反擊二號”,用於攔截中程地地導彈;第三階段為高攔武器,即“反擊三號”,用於攔截洲際導彈。

其中,“反擊一號”採用的是兩級液體火箭發動機,為半自動雷達制導模式,目的是在中低層空間,依靠破片式的戰鬥部,摧毀來襲導彈。“反擊二號”則是在“反擊一號”基礎上又進行了一些結構性優化。

“反擊一號”武器試驗器,本來是最早提出的研發項目。在宋健等提出建議之後,1968年1月10日國防科委就批覆同意了“反擊一號”模型彈研製及飛行實驗,1969年還進行了“反擊二號”的低空方案攔擊試驗。因文革的干擾,“反擊一號”研製計劃曾一度擱淺。直到1970年8月,“反擊一號”第一發模型彈才在二十基地開始進行飛行試驗,並達到了預定目標。1972年4月,“反擊一號”01批兩發獨立迴路遙測彈完成總裝並出廠交付。後來,儘管曾出現過試驗失敗等情況,但經反覆試驗,最終取得了滿意效果。

“反擊二號”本來比“反擊一號”起步要晚,於1970年才開始進行方案的論證和研製工作,但其進度卻是後來居上。從1971年10月至1972年4月,“反擊二號”先後共進行了6次小比例模型彈彈射試驗,5次獲得圓滿成功。但是,由於其作戰範圍與“反擊一號”重疊,因此1973年停止研製。

“反擊三號”是1971年6月國防科委和空軍聯合召開會議後開始研發的。它是在幾百公里的高度上,在外層空間攔截敵方來襲彈頭的反導武器系統,由導彈、715精密制導雷達、7010預警(目標)雷達、指揮所和地面設備組成。所用導彈為三級固體導彈,最大直徑1.4米,可從地下井進行發射。後來,由於工程任務的調整,1977年“反擊三號”也停止了研製。而其中已研製成功的S-7大型車載計算機等,後來作為東風五號和其他型號的配套設備一直在使用。

儘管“反擊二號”“反擊三號”因種種原因先後停止了研發,但“反擊一號”卻在1979年8月至9月間,在昆明基地成功地進行了兩發模型遙測彈的飛行試驗。實驗中,無戰鬥部的彈體在有效殺傷半徑內,成功地與目標相遇。

與此同時,我國“先鋒”系列反導大炮的研製也取得一定進展。這項研究,是由二院下屬的第210所負責組織研發的。

1965年,二院研究人員就曾在85毫米口徑滑膛炮上進行過試驗。經改裝以後,重達4公斤的彈丸其初速達到1200米/秒,比改裝前提高了50%。但是,這個速度如果用於反導,則仍嫌不夠。

因此,1966年至1968年,他們又在140毫米口徑的滑膛炮上,先後進行了11次共48發的試驗,發射重達18公斤的彈頭,初速達到1600米/秒,射高達到74公里,射程達130公里,1000米立靶射擊精度0.0168%,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但是,彈丸的威力過小,射程上也達不到反導的要求。

之後,科研人員進行了320毫米次口徑火箭加力彈、固體衝壓加力彈的研究試驗,威力仍然不夠,不足以摧毀高速飛行的彈道導彈。於是,又決定設計420毫米的“超級大炮”。

經過努力,“先鋒號”超級大炮終於設計完成。該炮炮長達26米,炮重155噸,彈重160千克,初速900米/秒,可發射火箭助推彈頭。這些參數,絲毫不亞於當時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超級大炮。

隨後,科研人員對這種“先鋒號”超級大炮,進行了一系列的試射。這一次,雖然在射程上達到了要求,但在射擊精度上卻仍不理想。

就在科研人員加緊研發的同時,國際形勢卻發生著悄然的變化。隨著中美關係的緩和,整個世界的主流也逐漸向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1972年,美蘇兩家也簽署了《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規定“雙方保證不研製、試驗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間為基地的以及陸基機動反彈道導彈系統”,並於1972年10月3日正式生效。

國際形勢的明顯變化,再加上該項目的技術要求、研究經費以及現實需要等種種因素,“640工程”中的許多項目紛紛暫停。1980年3月1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下令,取消了整個“640工程”的研發。

1982年國家航天部召開會議,正式作出了“640工程”下馬的決定。這樣,除保留下了激光破壞原理和核電磁脈衝技術兩項課題外,其餘有關“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進行。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老科學家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必須要注意跟蹤世界先進水平,注重發展我國高技術的建議。之後,“863計劃”中的反導項目研究重新得以啟動,並對後來我國航空航天技術和反導、反衛星武器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儘管“640工程”沒有實現最初目標,但在工程研製中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科技成果,至今仍在發揮著重要作用。

比如,“640工程”中激光武器的研製,在聶榮臻的具體組織、支持下,1964年,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簡稱光機所)宣告成立。他們以高功率固體激光器為主攻目標,啟動釹玻璃激光系統研製。70年代中期,在激光遠距離打靶、激光反響尾蛇導彈的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曾獲國防科委重大科研成果獎。

“640工程”中早期戰略預警雷達系統的發展比較順利。該雷達系統的核心是由“南京第14電子研究所”負責研製的“7010相控陣預警雷達”和“110單脈衝超遠程精密跟蹤雷達”。前者於1970年5月批准研製,1972年開始小面陣天線設備的安裝架設和聯調,1975年10月正式開機觀察外空目標,1976年進行全面陣天線安裝調試並投入運轉。該雷達面寬40米,高20米,探測距離3000公里,可連續跟蹤10批以上的目標。1977年以後,曾多次完成我國導彈、衛星的觀測任務。

“110單脈衝超遠程精密跟蹤雷達”探測距離達2000公里以上。1977年,我國第一部110超遠程跟蹤雷達裝備部隊,後來該雷達在我國發射洲際火箭、衛星等工程中多次執行跟蹤測量外空目標的任務。它的研製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擁有超遠程大型跟蹤雷達的國家,極大地縮短了我國在雷達技術方面與國際最先進水平的差距。

1981年7月18日,7010雷達站對次日蘇聯向太平洋發射的運載火箭進行跟蹤。連續開機11天,於19日和28日兩次觀測到火箭,並及時預報出了發射點和落點的經緯度、預警時間和射程。事後美國公佈的信息證明,7010雷達的觀測數據完全準確。

1983年1月5日,蘇聯塔斯社公佈:蘇聯發射的宇宙-1402號核動力偵察衛星(1982年8月30日發射)在軌道上失蹤,不久就將墜毀。消息傳出,舉世震驚。因為這顆衛星在5個月的運行中受到原子反應堆產生的中子的強烈轟擊,已具有了放射性,並且極可能帶有剩餘核燃料。於是,世界各國紛紛呼籲有跟蹤攔截能力的國家,及時預報該衛星的落期和落點,以便應付不測。1月12日,7010雷達站接到上級指示,要求觀測和跟蹤這顆“災星”。經過連續10天的開機觀察,終於跟蹤上了目標,並通過解算,得出了墜落時間和地點,判明不會落入中國境內,從而為高層的戰略決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並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640反導工程”的實施在相當程度上帶動了我國基礎工業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研究人員在高新科研領域取得不少關鍵性的突破,為我國人造衛星、載人航天、深空探測測控網的建設,以及航天服務事業的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今,中國已建成了由陸地、海洋、太空一體化的導彈航天測控網,還在海外建立了觀測站,這也是反導建設方面的一大成就。

我國在2010年1月11日成功進行第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2013年1月27日和2014年7月23日,又進行了兩次陸基反導技術試驗。這三次反導技術試驗的圓滿成功,意味著中國已經完全掌握了反彈道導彈技術。國外有評論稱:中國陸基反導試驗的成功,其戰略意義絕不亞於當年的“兩彈一星”。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屋建瓴,未雨綢繆,從我國戰略防禦角度出發,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很早就為國家和民族謀劃打造“制敵之矛”與“禦敵之盾”,為我國今天的富強打下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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