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就把這些書放在我這裡了麼？”上世紀20年代的巴縣長生鄉（現南岸區長生橋鎮）一間大宅內，一位婦女向一位戴著眼鏡的青年輕聲詢問。
“姐姐，就暫時麻煩你替我保管這些書籍，以後我再來取。”說完這番話，年輕男子就轉身走進了黑夜……
童庸生批註的《史記菁華錄》。記者 鄭宇翻拍
“他就是我的表外公童庸生，當時他挑了一擔書放在我姑婆童顯貞家裡，就再也沒回來取……後來，這擔書大多沒保存下來，只剩下這幾本他批註過的，都捐給了博物館。”6月17日，在三峽博物館4樓的城市之路展廳，指著櫥窗內展出的六冊《史記菁華錄》和童庸生、楊闇公、吳玉章等人的合影，童庸生的表侄孫張繼琳對記者說。
出生於封建地主官僚家庭的童庸生為何走上革命之路？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革命先驅們又經歷了哪些坎坷？記者查閱了大量史料並採訪了相關黨史專家，力圖還原以童庸生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們，在共產主義尚處於萌芽的階段，是如何堅定地走上信仰之路的。
積極行動，重慶多地成立團組織
6月14日，在巴南區惠民街道宜家橋一處已經垮了一半的農家小院前，童庸生的外侄孫趙朝敏對記者說：“剩下的這幾間屋就是舅公（指童庸生）出生和早年生活的地方。聽老一輩的人說，舅公以前最喜歡讀書，啥子書都看。”
位於巴南區惠民街道宜家橋社區的童庸生舊居。記者 鄭宇 攝
1919年，20歲的童庸生考入四川高等師範學堂，並在那裡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導師、四川舉起共產主義旗幟的第一人——王右木。
據《中國共產黨重慶曆史》（第一卷）記載，擔任四川高等師範學堂學監的王右木於1920組織成立馬克思主義讀書會時，童庸生就是讀書會的重要成員。也正是在成都時期，童庸生先後認識了惲代英、吳玉章、楊闇公等人。
左二為童庸生。記者 鄭宇 翻拍
1922年10月，在王右木的指導下，根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章程》和團中央的要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成都地方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童庸生當選為首任書記。同樣是在1922年10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重慶團地委”）也宣告成立，周欽嶽當選為首任書記。
1923年初，一直在成都從事團的工作的童庸生回到重慶，受聘到巴縣國民師範學校擔任教員，並迅速投入團的活動中。此間，他一面按照團的宗旨開展活動，一面去函向團中央請示，在積極發展和訓練新團員的同時，制定了“向機活動，務以實力充分”“漸漸發展”的工作策略，得到團中央支持和批准，使重慶團的發展日漸走向正途。在童庸生、楊闇公等人的努力下，涪陵、綦江、南川、江北、巴縣等地建立起了團的組織。
“重慶多地成立團組織，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共產主義運動在重慶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重慶多地的團組織成立後，在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參與和發動以學運和工運為主體的群眾運動中起到主導作用，對推動重慶地區革命形勢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組織渙散，蕭楚女奉命來渝整團
在三峽博物館城市之路展廳內，有一張合影特別引人注目——一位英氣勃勃的男子站在中間，旁邊站滿了學生。
照片中間的這名男子，就是曾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的著名革命家蕭楚女。這張照片不僅見證了蕭楚女在重慶的革命活動，也與當時他奉團中央的命令來渝整頓重慶團地委有關。
這張相片是1925年春重慶團地委部分負責人合影。第二排左起楊闇公、蕭楚女。記者 鄭宇 翻拍
事情的起因還是與重慶團地委的領導人唐伯焜等人有關。作為重慶團組織的主要創建者和初期實際負責人，唐伯焜組織能力較弱，經常不參加會議和活動，同時他自恃創團有功，將重慶團組織視為私有。在唐伯焜的帶領下，重慶團地委組織渙散，戰鬥力不強。
面對重慶團地委的這種狀況，許多同志力求加以改變。為此，惲代英、童庸生、張霽帆等都曾向團中央報告，請求能多給予具體指導，或派員駐川加強領導。1924年9月1日，團中央專門開會討論四川團組織的問題，並正式委任蕭楚女為駐川特派員，授予他“調閱文件、教育同志、整頓組織之全權”。
在蕭楚女接手整團任務之初，曾計劃重建一個重慶團組織，但他很快發現，全盤摒棄等於完全否定了重慶團組織原來的工作及成員。因此，他並沒有貿然對重慶團組織採取整改行動，而是帶領團員青年投身大革命運動，在革命鬥爭中對青年團員加以考察。
在實際鬥爭過程中，蕭楚女認識到重慶的絕大多數團員青年，都是忠於革命事業的有為青年。於是，他決定不計前嫌，同時調整思路，團結多數，對重慶團地委領導班子進行必要的調整。
1925年1月，在蕭楚女指導下，重慶團地委進行改選。楊闇公當選為書記，童庸生當選為宣傳幹事，羅世文則主要負責學生工作。“‘一月改選’是重慶整團結束的標誌。”黎餘說，由楊闇公、童庸生、羅世文組成的領導核心也讓重慶團地委的工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惹惱軍閥，劉湘點名緝拿楊闇公童庸生
“舅舅，有人來了。”1925年的一天，童庸生的侄女趙佐珍跑進屋內，對正在開會的童庸生說。
“撤！佐珍，等會兒有人問起，你就說沒有見過我。”童庸生說完，就從後門離開了。
看著童庸生離開，趙佐珍才打開大門。“你看到一個戴眼鏡、穿灰布長衫的人沒有？”門外，幾個大漢氣勢洶洶地問。
“沒有，沒有……”趙佐珍話音未落，幾個人又往外追去……
“一月改選”之後，童庸生以更加高漲的熱情投入到重慶團地委的工作之中。據《楊闇公日記》記載，為了吸引更多進步青年加入SY，童庸生經常帶領學生前往校外進行演講。“我曾經聽姑婆說過，表外公說話聲音洪亮，演講特別有說服力。”張繼琳說，有一次在演講中，童庸生指著長江中橫衝直撞的外國輪船控訴帝國主義的罪行，還摘下自己的帽子，問在場學生，帽子的材料多少錢？帽子做成後在市場上又賣多少錢？工人得到了多少工資？資本家又從中賺了多少利潤？以此來說明剩餘價值的含義。
就是在不斷演講的過程中，童庸生被當時的四川軍閥劉湘盯上，劉湘曾下令，點名要緝拿楊闇公和童庸生兩人。“從老家巴縣宜家橋到重慶城，一般都要經過巴縣長生橋，以前舅公總會在路過時到姑婆家坐一坐。在劉湘下令抓捕後，為了不連累家人，舅公幾乎很少回家。”趙朝敏說。
正是在童庸生、楊闇公、蕭楚女等人的努力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重慶發展很快，在巴縣國民師範等七八所學校建立了支部組織。楊闇公曾在日記中稱讚：“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他精神貫一的樣子，在他的來信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勇於敢為，富有思想的和機變的人，不是其他許多有信仰而無實行的勇氣方法的人可比擬。”
順瀘起義失敗後，童庸生潛行出川，由黨保送至蘇聯東方大學學習。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童庸生從蘇聯回國後，在上海乘船返回重慶的途中神秘失蹤。
1956年，劉伯承在寫給時任四川省委負責人李大章的信中說：“我於1926年在四川擔任順瀘起義總指揮時，童庸生同志任黨代表，這個同志是一個對革命忠誠，善於做宣傳鼓動的好同志。”
中國YC團始末
1924年1月，吳玉章、楊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國青年共產黨（簡稱“中國YC團”）。《中國YC團綱領》指出，解決世界和中國的問題，“惟有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式，實行社會革命最為適合”。中國YC團的歷史使命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在詳細瞭解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經過和活動情況後，吳玉章、楊闇公等人便逐漸意識到中國YC團已無存在的必要，應該儘快解散，再按照中共黨章標準吸收符合條件者入黨。但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四川並無地方組織，因此在具體方法步驟上，他們考慮先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進行合作。
楊闇公曾在1924年冬的日記裡寫道：“午間赴庸生處，籌議對於YC與SY今後合作的方向。這個問題，確實關係很大，我們稍一處置不當，就會種下今後的惡因。”
1925年1月23日，在位於成都市娘娘廟附近的楊闇公住所，童庸生將一封信交給楊闇公。楊闇公認真地看完信件內容後，爽快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便是促成中國YC團與SY進行合作的《致蓉YC的一封信》。當天，楊闇公也在日記裡寫下：“晨起庸生即來寓，給蓉YC一信，我們共同署名，促其與S校合作……”
1925年初，重慶團地委的楊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幹首批加入中國共產黨，吳玉章也在北京經趙世炎、童庸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YC團的一部分成員後來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團代黨”的 獨特歷史作用
上世紀20年代初，交通不便、相對閉塞的重慶，建團比較早，建黨比較晚。在普遍發展黨員和建立地方黨組織之前的數年時間裡，都是由團組織代黨工作。而重慶各地的團組織在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實踐中做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重慶的團組織一建立，就響亮地向世界發出“我們信仰唯一的主義——馬克思主義；我們取用唯一的手段——經濟革命；我們達到唯一的目的——無產者國家”的宣言，自覺地把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作為首要任務。同時，組織和發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鬥爭。
比如，重慶團地委就領導了“德陽丸案”反日運動、“七·二渝案”反英運動、“美仁輪案”反美運動以及各地普遍開展的聲援“五卅運動”等。重慶各地的鬥爭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規模一次比一次大，在這些鬥爭中，團組織把一批理想信念堅定、鬥志頑強、才幹突出的骨幹分子凝聚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以楊闇公、童庸生、羅世文等為首的重慶團組織的領導核心。
重慶建黨史上重慶團地委“為黨發展其組織或代為進行其工作”的這段歷史，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結合，展現了在中國複雜的社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創建的多樣性和曲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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