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當年美式快餐店最初準備打入亞洲市場時，曾經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這麼一個問題：
東亞地區的消費者更傾向於傳統飲食文化，以快速提供餐食為特色的美式快餐店似乎難以在此立足，
於是後來，這些餐飲巨頭在亞洲實施了有別於歐美市場的運作模式，主動把快餐店打造為供顧客休閒的空間，
在當時新興的這種空間消費策略下，美式快餐店如願地迅速佔領了亞洲市場...
作為這類快餐店其中之一的麥當勞在後來又發現：亞洲人在其店裡消費的不僅是食物，更重視的是消費乾淨整潔又舒適的空間，因此亞洲消費者在店裡的逗留時間普遍比歐美的長，
當時，得知這一現象的麥當勞選擇藉此創造出良好的公眾形象，他們採取的策略是：
不僅不會驅趕那些店內消費很少（甚至是沒有消費）而且佔用時間很長的人士，還儘量為這些顧客提供私人空間，
長此以往，東亞的一些露宿者們開始把24小時營業還不會趕人的麥當勞當作長期的寄宿地，於是便慢慢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人群，也就是媒體所稱的——“McRefugees”（麥難民）...
所謂的麥難民，他們一般在凌晨時分左右陸續進入麥當勞，
他們有的會隨身帶上一些可以蓋在身上防寒的衣物，以及能放在桌上趴靠的“枕頭”，
有的則直接靠在座椅上，
或者以雙手為枕，趴在桌上休息，
由於太過疲倦，就連隨身攜帶的貴重物品可能也毫不設防，
這樣的人群逐漸出現在日本，韓國以及新加坡等地方，而且人數越來越多，
但要論“麥難民”現象氾濫的地區，香港地區絕對是排在前列中的一個，
根據國際青少年商會（JCI）的調查顯示：在今年6月至7月期間共有334名“麥難民”在香港各家麥當勞中寄宿，相較於2013年的57名有了大幅度的增長！
無家可歸者的數量在短短五年時間內增加了如此之多，主要還是得歸責於香港的經濟適用房過少、租金過高以及不夠完善的社會福利系統，
其中失業及就業不足是影響人們支付租金能力的兩大因素：就業崗位的不穩定性導致了他們無法獲得穩定的薪資，這就意味著他們難以承諾按時支付租金，
一名香港“麥難民”Kong Ho-man表示：“有時候是因為我無法提供地址證明，所以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
沒有穩定的工作便幾乎無法支付房租，沒有住址證明又難以獲得穩定的工作，這就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香港一位60歲的“麥難民”梁炳泉表示：“我現在每月賺到的錢只夠吃飯，甚至有時候不夠錢我每天只能吃一頓，房子根本想都不敢想，
不是我不想有更穩定更好的工作，而是我在年齡和健康方面已經沒那個條件了。”
根據政府數據透露，香港的貧窮率直到去年11月時已經達到19.9％，創下了自2009年來的新高...
一些“麥難民”在申請社會救助福利房屋，經過面臨漫長的等待後卻仍然無果，
香港深水埗的Sam就是其中一位：“政府說我們需要等待三年，但到現在我已經等了四五年了。”
無家可歸者們可以獲得的最佳幫助是申請全面的社會保障援助（CSSA），但這也至少需要309天的時間進行處理...
曾在2015年10月時，一名50-60歲的女性“麥難民”被發現死於九龍灣坪石村的麥當勞內，
由於麥當勞的員工不會輕易打擾顧客們的休息，周圍的顧客也不會太過注意陌生人的情況，
所以直到24小時後她才被發現死亡，由麥當勞員工報警通知警方過來處理...
對此麥當勞方面在事後發表了聲明：“我們歡迎各界人士隨時訪問我們的餐廳，之後也會更加關注店裡顧客的狀況。”
這位“麥難民”的死亡也引起了政府及救助機構的重視，但無奈香港的社會經濟適用房分配現狀依然難以改變...
要說的是，
這些“麥難民”裡，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著全職或兼職工作的，甚至有一部分還是租住著房子的，並不算真正意義上的“難民”，
但他們之所以會寄宿於麥當勞，是因為除了房租之外，他們還要考慮電費及交通費用等支出...
根據對香港“麥難民”的採訪及調查發現，有一位男性是因為他的公共住房沒有能讓空氣對流的窗口，到了夏天過於悶熱卻又負擔不起昂貴的電費，因此寄宿在了麥當勞，
還有一位“麥難民”吳先生則表示自己是因為噪音而寄宿於麥當勞：
“我的家就在馬路對面，但由於我的鄰居非常吵，過去五年我都無法安然入睡，
在被折磨了這麼多年後，即使我現在睡五個小時左右也會被頭疼疼醒。
最開始的時候我試過用耳塞來阻擋噪音，但後來因為把它們推進耳道太深導致感染髮炎了，
現在終於找到了麥當勞這個暫時的寄宿點，真的是謝天謝地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民眾成為“麥難民”的理由更為讓人心疼，
一位年輕的建築工人由於和家裡人關係不好，寄宿於麥當勞，
另一名55歲的女性則是因為害怕家中經常虐待她的丈夫，所以選擇了對於她來說更加“安全”的麥當勞，
還有一位沒有孩子的老年婦女是因為在丈夫去世後孤獨難耐，選擇在麥當勞與其他“麥難民”一起度過漫漫長夜...
一位調查“麥難民”的人員表示：“我們發現這些人們不僅是因為沒有錢，而且他們的靈魂與生命更為空虛。”
其實在新加坡，也有著類似的“麥難民”現象，
當地一位50歲的“麥難民”Raymond Tan是一名保安，他每月能賺取1000新幣（摺合5008元人民幣）的薪資，而且還能收取他租出去的一套兩個房間的房子租金1000新幣，
但他需要用這些錢照顧遠在菲律賓的老婆孩子，而且他之前因為高血壓而入院，幾天的住院費就讓他的醫療費用達到了6000新幣（摺合30050元人民幣）！
如此高昂的費用讓他根本不敢輕易使用薪資租房，但又租出去的房屋租金以供養妻子與孩子的生活，因此他只得成為了“麥難民”...
Raymond Tan感嘆道：“新加坡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國家。
我們可以死，但千萬不能生病。”
在五光十色的不夜城市下，
還有很多人在為最基本的生存和睡眠作鬥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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