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佳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著有《作為勞動的傳播:中國新聞記者勞動狀況研究》等著作。
從新世紀初的芙蓉姐姐、韓寒現象，到近年偶像選秀及楊超越的爆紅，我們身邊愈來愈多的文化現象被描述為“反智”。在美國，自特朗普這位“反智狂人”當選總統以來，困惑的媒體精英對於假新聞，以及缺乏判斷力的“反智”民眾的征討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如果說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為普通人帶來了發聲的平臺，讓他們的“愚蠢”言論大肆流傳，那麼在技術到來之初，我們不是也曾為這樣平等民主的媒介方式而歡呼嗎？在西方政治文化的脈絡裡，“反智時代”的敘事是如何在技術進步之中發生的？當人們透過精英視角為大眾扣上反智主義的帽子時，當今知識分子脫離群眾的程度又應該怎樣被認知和反思？對此，新京報專訪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維佳老師，在他看來，“反智時代”的說法，背後折射了知識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分裂，而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是重回歷史分析。
“烏合之眾”或者“娛樂至死”？
解釋“反智時代”不能迴避歷史分析
新京報：你認同當今是“反智時代”的說法嗎？
王維佳：“反智時代”這個詞是文化精英的發明，當中的潛臺詞是，知識分子仍有很強的文化自信，能將大眾的文化狀況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評判，並自視為歷史進步的方向或詮釋社會的權威。然而，我們常常忽視，知識精英的價值判斷本身也可能是歷史的產物，是權力結構的產物。“反智時代”的說法顯然把大眾“問題化”了，但並沒有把知識分子“問題化”，更沒有耐心去探求所謂“反智”背後的歷史成因。
我並不完全反對“今天進入了反智時代”的說法，但如果僅僅是從“智”的角度評判，那就把問題簡單化了。我覺得有必要轉換一下提問的方式。比如，當下知識精英和大眾之間為何會產生嚴重的文化隔閡，這一過程如何發生，帶來了怎樣的結果，特別是媒體的社會化變革在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為什麼過去幾年裡我們沒有頻繁使用“反智時代”這一說法？遙想20世紀相當長的時期內，西方社會的自由派知識精英曾經和民眾融合得很好，也有過廣泛的文化共識，為什麼到了今天，這些共識紛紛破裂了？
人們常常將“反智”現象與近年來社交媒體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一方面大眾找到了自己的發聲渠道，他們的聲勢越來越強，但是由於信息的無限過濾和缺少專業甄別，公眾被包裹在泛濫的虛假信息之中。這麼說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把問題全盤歸罪在社交媒體發展和公眾的偏聽偏信上，這顯然是思維上的懶惰和傲慢。自詡為專業精英，又自憐為虎落平陽，完全沒有基於歷史的反思意識，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文化態度並不比“反智”更高明。
新京報：很多人以“烏合之眾”或者“娛樂至死”之說來解釋“反智”現象的出現，你怎麼看？
王維佳：《烏合之眾》《娛樂至死》以及其他一些基於互聯網信息溝通結構性問題的研究，比如《網絡共和國》等，都是從行為主義、社會心理、傳播機制等非歷史的角度出發的，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和啟發性，但只談這些是不夠的。要了解我們時代的文化狀況，不能迴避具體的歷史分析。
以西方社會為例，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以來，經濟政策的主導開始向信息產業、服務業和金融業大範圍傾斜，主政者透過各種手段顛覆了原有的工會文化、福利政策和公共文化傳播機制，原來處於民主機制核心的基層勞工大眾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喪失了經濟安全，也喪失了民主權力和集體意志。綜合來看，這不僅是社會經濟地位的衰落，更是民主文化的衰落。
我很欣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的研究《本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她對很多特朗普的鐵桿選民進行了深度跟訪，講述了一些非常有啟發性的故事。例如，很多采訪對象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都是民主黨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鐵桿粉絲，他們曾經追求進步和開放，卻沒有料想到最後被主流社會所拋棄。失業、邊緣化、文化歧視接踵而來，推動他們對知識精英產生了政治上的幻滅，而反智、非理性、民粹這些標籤則更將他們推向了敵對陣營。他們越來越討厭那些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和各種表面政治正確的知識精英，最終變成了極端保守派的選民。在我看來，這才是對當代文化狀況的高質量歷史分析。
新京報：從霍夫施塔特、蘇珊·雅各比的著作來看，“反智主義”這個詞原本就源自美國，是基於美國曆史上理性與宗教、文化精英與大眾的具體互動而被定義的。你如何理解美國知識精英逐漸脫離群眾的這一過程？
王維佳：回顧歷史，在19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裡，美國的民主機制一直廣受詬病，賄選、腐敗層出不窮，社會的權力精英常遭知識分子唾棄；與此同時，社會下層民眾則由大量文化程度很低的移民構成。美國中產階級和職業知識階層的自我確認、責任意識都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展出來的。這個文化身份的確認和塑造過程其實相當艱辛曲折，藉由各種版本的“專業主義”和新教熱忱，職業知識精英終於取代了私產所有者和“小業主”成為美國社會的進步代表和社會民主的中堅力量。
以新聞業為例，從19世紀晚期“扒糞運動”中揭露大公司腐敗，到20世紀70年代爆料水門事件的傳奇故事，近一個世紀當中，媒體精英的影響力廣泛擴散至基層，獲得了民眾的高度信任。在20世紀，美國的新聞記者、律師透過一個個精彩的英雄故事，成為了社會民主的堅定捍衛者與榜樣人物。有學者將20世紀70年代新聞界的文化氛圍稱為“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知識分子感覺到自己基於公信力的強大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民眾的可靠代表。
這是知識分子和媒體精英最志得意滿的時代，但在這之後，美國的政治經濟機制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海岸的信息科技、東海岸的華爾街投行，以及那些為全球自由市場經濟鼓與呼的文化精英迅速崛起，而大量基層民眾被甩出了社會主流。知識精英和大眾逐漸出現了鮮明的鴻溝。今天所謂“民粹主義”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對20世紀80年代主流的新自由主義建制文化的一種反叛。我很喜歡南希·弗雷澤的“進步新自由主義”這個概念，她對這種文化的沒落做出了精彩的概括。
■ 觀點·反智主義書摘
關鍵詞：群眾
《烏合之眾》
版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5年5月
“我們必須要提到一點，群眾從不受理性的影響，它們只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正因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它們的演說家，總是藉助於它們的感情而不是它們的理性，因為群體從來也不會遵循正常的邏輯。毫無疑問，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在這方面，人類的理性反倒沒有多大用處，它既不能帶來音樂，也不能帶來美術。”
關鍵詞：娛樂
《娛樂至死》
版本：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
“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於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而且在於我們正在失去判斷什麼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麼做呢？
謊言沒有被定義成真理，真理也沒有被定義成謊言。真正發生的是公共已適應了沒有連貫性的世界，並且已經被娛樂得麻木不仁了。奧爾德斯·赫胥黎對這樣的情況不會感到吃驚，他早就預見了它的到來。他相信，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消亡，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
關鍵詞：消費者
《網絡共和國》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6月
“不管在富裕或貧窮的國家，網絡和其他傳播技術都有可能促進自由的巨大潛能。（然而）網絡所帶來的過多消費機會並沒有改善人的生活，因為許多商品知識加速‘消費的循環’。過熱的市場所潛藏的破壞效果，將對文化和政府造成壓力……我認為最危險且最容易被忽視的事情，是由消費者造成的。這並非因為消費者通常都很迷糊、不理性或一肚子禍水，而是他們各自在封閉的情形下作出自認為完全理性的選擇，彙集在一起後，往往與民主的目標背道而馳。”
（下轉B05版）
B04-B05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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