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2018
如果不是那一面飄揚的紅旗，
怎會有今天雄偉壯麗的山河？
如果不是那燎原的星星之火，
怎會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
如果沒有那種堅韌不拔的信念，
怎會有今天光芒萬丈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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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七月 獻禮七一
在這火紅的季節裡，武進區的婦聯主席們為大家講述黨的崢嶸歷史、巾幗豪傑的奮勇身姿、革命家庭的感人故事。
讓我們一起靜心聆聽......
“婦聯主席講黨課”第七節
《一次珍貴的民主生活會》
主講人：武進區婦聯副主席 朱宏英
1926年1月，中共黨員楊洵終於決定向遠在上海的黨中央去信，反映重慶黨團存在的團體個人化、革命學潮化問題。
楊洵當時33歲，是1922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入黨的一名“老黨員”。1925年7月，他受黨組織安排返回重慶，在黨的據點中法學校四川分校工作近半年來，卻一再感到種種不適：重慶黨團的領導人童庸生個性倔強，楊洵關心刊登中法學校招生廣告的問題，童庸生居然以長信回覆，顯然有所懷疑；國立四川第二女子師範學院發動學潮，楊洵提出了停止運動的意見，童庸生堅決反對；還一再插手中法學校教職員事務，似有搗亂之嫌；除童庸生外，團地委其他同志也常常不採納楊洵的意見，要求他不能只關心中法學校事務，還要他擔任不恰當的職務；黨的宣傳資料不知為什麼會寄到中法學校，使這個據點有暴露的危險……如此種種，讓楊洵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想，眼下四川軍閥白色恐怖正烈，重慶黨團領導人吳玉章、楊闇公和童庸生受到通緝，遠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與其和臨時負責人曾淨吾糾纏不清，不如直接報告中央。
中央怎麼能夠允許地方組織中發生不團結的現象？身處地下鬥爭危境，肩負社會革命重任，內部的分裂就意味著黨、團組織的生死存亡。晚一天解決矛盾，都有可能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中央的辦法就是一個：開會！1926年4月15日，重慶黨團地委領導幹部共10人，按照中央的要求開了一個批評會。楊闇公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僅可赤裸裸地把許多經過的事實說出來，請各位加以批評，以免因一點小事，妨礙團體工作的進行。”
楊洵隨即發言，他詳細陳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10個不適問題和對童庸生的誤會，同時也抱怨道，自己給中央寫信貢獻意見，卻被中央認為“不工作，在團體外說話，以後要負一部分實際工作”，實在是難以接受。童庸生則一如既往地把相關情況一一陳述，言下之意對楊洵極為不滿。
令人意外的是，參會的同志逐一發言，態度嚴謹，言辭莊重，陳述事實之餘，一字一句見血見肉，根本沒有顧忌什麼童庸生是重慶黨團的創始人、楊洵是老黨員之類。“這次全是他（庸生）的態度不好惹出來的，以後希望改正。楊洵平時對工作不努力，有高等黨員的氣派。這次的誤會，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來的，不應因個人的誤會，不信任團體”；“庸生對團體工作雖誠實，但個性剛強，有‘左’傾幼稚病。楊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團後，態度上不十分好，……對地委生出許多誤會來，全是不明瞭團體與個人的關係而發生的”。
面對同志們的批評，剛才還言之鑿鑿的楊洵、童庸生雖偶有解釋，更多的卻是一再回答並接受批評。當楊闇公要求雙方互相批評時，楊洵希望童庸生改正態度，童庸生則希望楊洵注意改正中央同志和大家指出的“小資產階級心理”、團體與個人關係和選擇工作的毛病。
這次會議，是重慶黨組織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會，恐怕也是中共初期歷史上難得的一次會議記錄完整保存至今的民主生活會。後來的事實證明，重慶黨團地委這次民主生活會，不僅教育和幫助了楊洵、童庸生兩人，還使所有與會者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厚重的歷史讓人感覺如此凝重，又何其意外。中國共產黨原來如此重視團結問題，在收到楊洵的信後，黨團中央領導親自召集楊闇公、童庸生談話，指出開會解決分歧的方案，態度嚴肅、要求具體，真是把黨組織的團結視為生命。也只有如此重視團結的黨，才能有鮮活、持久的生命力。
民主生活會應該怎樣開？
這就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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