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2018
如果不是那一面飘扬的红旗，
怎会有今天雄伟壮丽的山河？
如果不是那燎原的星星之火，
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
如果没有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
怎会有今天光芒万丈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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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七月 献礼七一
在这火红的季节里，武进区的妇联主席们为大家讲述党的峥嵘历史、巾帼豪杰的奋勇身姿、革命家庭的感人故事。
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
“妇联主席讲党课”第七节
《一次珍贵的民主生活会》
主讲人：武进区妇联副主席 朱宏英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终于决定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
杨洵当时33岁，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一名“老党员”。1925年7月，他受党组织安排返回重庆，在党的据点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工作近半年来，却一再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倔强，杨洵关心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以长信回复，显然有所怀疑；国立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发动学潮，杨洵提出了停止运动的意见，童庸生坚决反对；还一再插手中法学校教职员事务，似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也常常不采纳杨洵的意见，要求他不能只关心中法学校事务，还要他担任不恰当的职务；党的宣传资料不知为什么会寄到中法学校，使这个据点有暴露的危险……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想，眼下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受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与其和临时负责人曾净吾纠缠不清，不如直接报告中央。
中央怎么能够允许地方组织中发生不团结的现象？身处地下斗争危境，肩负社会革命重任，内部的分裂就意味着党、团组织的生死存亡。晚一天解决矛盾，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央的办法就是一个：开会！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10人，按照中央的要求开了一个批评会。杨闇公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仅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10个不适问题和对童庸生的误会，同时也抱怨道，自己给中央写信贡献意见，却被中央认为“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以后要负一部分实际工作”，实在是难以接受。童庸生则一如既往地把相关情况一一陈述，言下之意对杨洵极为不满。
令人意外的是，参会的同志逐一发言，态度严谨，言辞庄重，陈述事实之余，一字一句见血见肉，根本没有顾忌什么童庸生是重庆党团的创始人、杨洵是老党员之类。“这次全是他（庸生）的态度不好惹出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平时对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派。这次的误会，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刚强，有‘左’倾幼稚病。杨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团后，态度上不十分好，……对地委生出许多误会来，全是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发生的”。
面对同志们的批评，刚才还言之凿凿的杨洵、童庸生虽偶有解释，更多的却是一再回答并接受批评。当杨闇公要求双方互相批评时，杨洵希望童庸生改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意改正中央同志和大家指出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关系和选择工作的毛病。
这次会议，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恐怕也是中共初期历史上难得的一次会议记录完整保存至今的民主生活会。后来的事实证明，重庆党团地委这次民主生活会，不仅教育和帮助了杨洵、童庸生两人，还使所有与会者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厚重的历史让人感觉如此凝重，又何其意外。中国共产党原来如此重视团结问题，在收到杨洵的信后，党团中央领导亲自召集杨闇公、童庸生谈话，指出开会解决分歧的方案，态度严肃、要求具体，真是把党组织的团结视为生命。也只有如此重视团结的党，才能有鲜活、持久的生命力。
民主生活会应该怎样开？
这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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