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湘乡曾国藩家族的曾昭抡，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但他身上无丝毫骄娇二气，相反却充满了科学精神。他是多所大学的教授，不仅是化学方面的专业人才，还是军事评论家，旅行家。
化学家准确预测一战盟军登陆
曾昭抡，字叔伟，曾国藩胞弟曾国潢之曾孙，湖南湘乡人。我国化学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20年，他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
七七事变后，曾昭抡走出大学象牙之塔，开始关心百姓疾苦，关注时局变化。1938年1月22日，国民政府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月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曾昭抡、闻一多、黄钰生、李继侗等教授是旅行团辅导团成员。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最多的教师。他不仅是一位化学专业优秀的教授，还是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家，《西南联大始末记》曾这样描述他：“曾昭抡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的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还热衷旅行，他在1938年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赴昆明。1941年3月11日，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他一路走，一路看，真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他的《缅边日记》是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
参与中国的“曼哈顿计划”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日本广岛落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8月15日上午，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发布了投降诏书。当日本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时，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由此进入原子能时代，他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于1945年9月9日在昆明《正义报》上发表。
当时，蒋介石也相当关注美国原子弹爆炸和苏联、日本等国研究原子弹的情况，由此有了自行制造原子弹的最初想法。而军政部长陈诚和兵工署长俞大维就是具体执行中国自行研制原子弹可能性计划的关键人物。1945年8月至9月间，俞大维首先找到自己的妹婿曾昭抡（欺负认为俞大纲），商量中国研究原子弹和筹设研究机构之事。
曾昭抡提出，要搞原子弹必须从数理化等基础研究做起，于是向俞大维推荐了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华罗庚两人参与此事。1945年，蒋介石表示要搞中国的“曼哈顿计划”，即国民政府的“种子计划”。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这个名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特殊单位，也是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后，第一个成立的防务科技研究单位。“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成员有俞大维、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郑华炽等十一人，但由于事涉机密，这个单位始终秘密运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1946年夏天，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大科学家先后赴美考察。期间，曾昭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原子研究机构见习，那里有研究必须的重要设备——回旋加速器。起初，实验室负责人还让曾昭抡参观放射化学试验，但后来就对他戒备起来。过了两个月，他又来到芝加哥附近的伊利诺大学继续考察。
但不久，美国表示不在原子弹研究和制造方面给予中国支持，而此时国内内战正酣，国民党要军费不要科研经费。三位教授主张购买的国回旋加速器，其费用约为一百万美元。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但对曾昭抡来说，研究原子弹成为他的一个学术方向。当得知蒋介石掏不出一百万美金购买回旋加速器时，他选择去英国继续考察。
1949年，曾昭抡教授选择留在大陆。早在昆明时，他就加入了民盟，还曾因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腐败政治，一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48年年底至1949年，当曾氏家族成员纷纷移居台湾或者海外时，曾昭抡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后，他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1957年，风云突变，曾昭抡由高教部副部长一下子变成“大右派”。当时，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光明日报》曾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给予了推荐和称赞。但在一场运动中，“意见”没有被接纳，反而被错误地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曾昭抡是科学家，还是民盟中央常委。这双重身份，使他在风云突变中，不论以何种身份发表的言论，都成为“罪证”。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之后这六位教授很快被划为“大右派”，成为报纸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
直到1958年3月，曾昭抡被调到武汉大学执教。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夫人和亲友向他隐瞒了病情），但仍然努力工作，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并亲自执笔撰写了第一册《通论》。
1966年年终，武汉大学开始大乱。1967年年初，曾昭抡被冠以“曾国藩的孝子贤孙”等多个罪名进行批斗，甚至家人向曾昭抡本人保守五年多的“癌症秘密”也被造反派当着他的面在批斗大会上揭开。在这种折磨下，他的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他的身体，他病倒了。而早在1964年3月，曾昭抡的妹妹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从南京郊外灵谷寺灵谷塔上跳下身亡。1966年8月24日，他的夫人俞大纲也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1967年12月8日，饱受病痛折磨的一代宗师曾昭抡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曾昭抡和俞大纲未生育子女，他的骨灰被远房亲戚捧走，洒入滚滚长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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