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苗一直以清介聞名，很多詩人、藝術家也飽蘸激情，為之大傾筆墨。《蒙求》《幼學瓊林》等啟蒙教材，則崇為標杆，誨育後人。後蜀皇帝孟昶，竟將其潔操高行定為法規，頒令效行。
時苗，東漢末年河北鉅鹿（今邢臺市平鄉縣）人。魏郎中魚豢所撰《魏略》，將其列入《清介傳》中。所謂清介，即清正耿直的意思，其中的讚許、激賞和欽敬之意，不言自明。到了宋代，史學家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依據魏本為其揮灑了三百二十餘字。注曰：“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從中可以看出，去官留犢，不貪分毫，正是時苗青史流芳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時苗的家鄉和他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安徽壽春，也記載了這件事，或可與其相互補充和佐證。《順德府志》記曰：“初之官，用牛牽車至縣，歲餘生一犢。及去留之，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也。初來無此，不可以歸。”《壽縣誌》也證明：“教民有法，平昔以廉守自儆，在官之日，不外觀，惟一牝牛，駕輕車而已，踰年，牝牛生小犢，苗適，歸裡，乃曰：牝牛是吾所有，小犢長育於斯土者，吾不敢攜歸鄉閭也。民感其意，相送於道。”
儘管生離死別的小牛犢肝腸寸斷、哀哞不已，儘管百姓萬分誠懇，甚至不惜攀轅臥轍力勸其將小牛犢帶走，但都沒有使鐵石心腸的他改變主意，仍毅然決然地揮手遠去。當時的人們，都認為他太過偏激，有悖常理，可他卻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理所應當的事情。那麼，兩者之間何以會產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認知呢？或許，清介二字，可助人窺知一二吧。
裴注曰：“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時苗乘著一輛破舊的牛車，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好不容易來到壽春赴任，簡單安頓一下，即去拜訪治中蔣濟。所謂治中，專門負責一個州的官吏任用遷轉與記錄功過，屬於州刺史的高級佐官之一。蔣濟，因其揚州郡治所就在壽春，故而，蔣濟就是壽春令時苗的上級領導。
讓時苗想不到的是，這個在他心目中可堪頂天立地的蔣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對畢恭畢敬前來報到的下屬，根本無法接見，讓興沖沖前來謁見的時苗，頓時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他“恚恨”了，認為這不僅是蔣的無禮，也是赤裸裸的瀆職行為。於是，憤懣不已的時苗回到縣衙，製作一個木人，上面刻有“酒徒蔣濟”字樣，將其放在牆角，每天早晚必引箭射之。儘管大家都認為他的行為不夠君子，但他絲毫不以為意，每天照射不誤。由於他的各項工作都出類拔萃，無可挑剔，因此，大家也只好聽之任之。
後來，時苗離開壽春。這次，他除了為令，還擔任了郡內的中正，這是個品評鑑別官員優劣、評定官員等級的官職，為上司選拔任用提供依據，可以說具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權力。這時的時苗，依然原則性極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毫不通融，絕不遷就。哪個官員的缺點、私弊和短處，即便時間過去很久了，他的心裡仍然記得清清楚楚，不會輕易原諒和放任。哪怕後來蔣濟發達了，擔任了“三公”那樣的高官，時苗仍然不改變自己的看法，絕沒有一絲一毫的巴結和阿諛。
為此，《太平廣記》將其歸入“褊急”一類，也就是氣量狹小、性情急躁之意。其實，還是裴注更為恰切和客觀，說他“少清白，為人嫉惡”。一個從小就清白的人，特別是嫉惡如仇的人，怎麼可能是一個模稜兩可、明哲保身、八面玲瓏的人呢？清白、剛正、耿直，不會也不屑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有時似乎不近人情。其實，這恰恰是一名官員應該具有的品質，不然，何以有肝膽，有擔當，為民做主，為民請命呢？這樣的人，歷史會記住他，一方百姓更會牢記在心。
比如，“教民有法”“廉守自儆”“不肅而治”與“相送於道”，等等，都算滿含敬意和正能量的詞語，充分顯示出時苗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事實也正是這樣，留犢池、留犢坊、留犢祠、留犢祠巷等故事，千百年不衰，就是最好的明證。
時苗的清白、方正、耿直，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在東漢末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彌足珍貴，也頗不尋常。時苗留犢的背後，顯然是有壁立千仞，凜然難犯的清介為根基的，否則，無源之水必難遠，無本之木必難長。時苗的清介，無異於一面人生明鏡，在它的面前，可以照出好多東西，甚至許多隱身有術、難覓蹤跡的東西，也會無所遁形。（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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