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範中義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
俞大猷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著名的軍事家。說是他是偉大的民族英雄是因為他在抗擊外敵入侵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說他是著名的軍事家是因為他在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方面成就卓著。俞大猷一生中對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最重要的貢獻有三：一是他南抗倭、北御“虜”，保衛了國家的領土主權，保衛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一是他發展了古代的軍事思想，豐富了祖國的兵學寶庫；一是他繼承和總結了我國的武術理論，發展了中華武術。
一、民族英雄、軍功卓著。
俞大猷出身於校尉家庭，29歲襲祖職泉州衛前所百戶，76歲離開軍營，戎馬生活47年。在這47年中，他有十二三年時間是在抗擊外敵入寇的戰鬥中度過的。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抗擊安南的入寇，並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嘉靖三十一年，他任分守浙江溫臺寧紹左參將，開始抗擊倭寇的入侵。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他攻盤踞普陀的倭寇，俘斬293人；閏三月和四月，兩敗漢奸王直；五月，在新河大敗倭寇，俘斬甚多；八月，徹底殲滅敗走普陀的倭寇。總之在一年多的左參將任上，殲滅了入侵的倭寇，保衛了他所轄地區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他升任提督直隸金山等處地方海防副總兵。十一月，破倭於柯橋。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敗倭於平望；五月初一日，敗倭於秋母亭；五月二十二日，破倭於陸涇壩；六月，兩次海上殲倭；七月，追賊於茶山，破之；八月，海上殲倭。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升鎮守浙直總兵官；四月至七月，獲得了吳淞江口、營前沙、茶山等地的勝利；八月，參加殲滅徐海的戰鬥；九月，敗進犯龍山之倭；十一月，殲滅舟山之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在沈家門誘擒倭賊52名；十一月，以軍威迫使漢奸王直餘黨龜縮於岑港，使其不得流竄。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督張四維等在九山海洋殲倭；四月，又在響礁門殲倭282名。直到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他在浙江和南直隸戰鬥了6年多時間，殲滅了大量倭寇，解救了千千萬萬的百姓，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他也由參將升為總兵官。這之後由於受誣陷離開了抗倭的戰場。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他任鎮守福建總兵官，又回到抗倭戰場。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他同戚繼光、劉顯破平海衛之倭，殲敵2200餘人。嘉靖四十三年廣東三次敗倭，殲敵2000餘人。嘉靖四十四年與戚繼光破勾結倭寇的漢奸吳平於南澳，擒斬敵1500餘人，解救民眾1800餘人。總之，他前後抗倭有十二年頭，足跡遍及浙、直、閩、粵，這在著名的抗倭將領中是獨一無二的。戚繼光抗倭也有11年，但開始是浙江然後是福建和廣東，未曾在南直隸抗倭。而另一抗倭名將劉顯只是在直隸和福建。抗倭戰爭的每一次重大勝利，如王江涇大捷，殲滅徐海、王直，平海衛大捷等等都有他的功勞；他率領的水軍，在海上戰無不勝；是他把倭寇最後趕出廣東。他為保衛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保衛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堪稱是偉大的民族英雄。
“歷仕三朝，身經百戰，經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五千餘級。功在邊陲，裒然為諸將之首。”這是朝廷對俞大猷的評價。“為諸將之首”，這一評價是恰當的。它正說明俞大猷不是一般的將領。事實也確實如此。俞大猷參加過明朝各種類型的戰爭，指揮過各種戰鬥，抵禦外敵入侵，抗擊韃靼內犯，剿海盜，殲“山寇”，既有陸地作戰，更有海上殲敵，既是陸兵將領，更是水軍統帥，既指揮單一軍種作戰，又指揮合成兵種殲敵。而且無論是陸戰還是水戰，是單一軍兵種還是合成軍隊，他的指揮都是那樣應付裕如，得心應手，並取得勝利。明人讚揚戚繼光說：“自古利於水者，未必利於陸，利於步者，未必利於騎，至少保而水陸步騎無施不宜。”在我看來這種讚揚放在俞大猷身上更合適。因為戚繼光在指揮水戰方面遠不如俞大猷，我還未見他直接率領水軍在海上殲敵。
二、戰爭謀劃，出神入化。
俞大猷用兵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他對每一戰在未戰之前都提出了具體的作戰方略；一是他每一仗都力圖做好充分準備，十圍五攻，功收萬全；一是戰後總是作長久打算，力圖能有永久和平。
1、具體的作戰方略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一仗到底怎麼打，事先總要有所謀劃。這種謀劃符合客觀實際就能取得勝利，如果沒有謀劃，或者這種謀劃背離實際就要打敗仗。俞大猷最善於謀劃戰爭，是一位謀略家。這裡我們不妨略舉幾例。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朝廷要徵安南，俞大猷上書兩廣軍門毛伯溫，提出：“伐謀攻心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焉者也。”他這“伐謀攻心為上”的謀劃和當時的要征討是不一致的，但後來的歷史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當然他對軍事進攻具體的打法和注意事項，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這是很了不起的。
大約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在守衛金門任上對處理官澳的海寇提出三策；一、徵船數十，徵兵數百，水陸並進，進行圍剿。二、不調外船外兵，俞大猷自帶精兵50、勁兵200，派間細為內應，突然發動圍剿。三、不動一兵，不用一船，俞大猷帶領妻子親至其地，“為之辨善惡，立保甲，行鄉約，朝夕查點以稽其所往，宣佈當道威德以勸之”。俞大猷認為實行一策10日可剿滅海寇，但難免不殺無辜；實行二策一月可剿滅海寇，但難保其以後不再起；實行三策三個月可見效，可保永久安定。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俞大猷接到抵禦安南範子儀的進犯任命後得知，當時明軍正在集中陸兵，準備從陸路抗擊範子儀。俞大猷認為：“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他說：“夷賊見在海上，此不足滅也。從來海賊遇兵無不遠走。蓋彼之船隻雜樣，兵器不備，火藥鉛子易竭，而在船之人多湊合山野之夫，不必皆居海濱習水者。計範賊見在尖山，船隻雖多，器械雖齊，能如我師乎？我師一至，衝散撲滅，不過時刻間耳。彼如棄船登岸而走，就將彼船衝沉、燒擄一盡，後欲入寇其可得乎？”他就是要用水軍殲滅來犯之敵。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禦敵方略是正確的。他就是用水軍消滅了進犯之敵。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任分守溫臺寧紹地方左參將，上任不久他就向巡撫王忬提出御倭于海洋的主張。他說：“今之論海寇者，謂備之於山，使不登岸是也。豈知海岸邈遠到處皆受敵之村，海濤汪洋何澳非入寇之路？我備東，彼忽然而擊西，我備南，彼忽然而擊北；彼由船馳擊其氣逸，我由陸奔備其氣勞，不勝其備則不勝之先，使聞風而自不敢至耳。蓋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以後他又提出御河港，御海岸，御內河，御城鎮等主張，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御倭方略。
嘉靖四十年（1561年）七月，俞大猷被任命為南贛參將，受命進攻廣東饒平等地以張璉為首的農民暴動隊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春，張璉出巢劫掠。當時南贛是在總督胡宗憲的管轄之下。胡宗憲移文給俞大猷說：“張璉離巢出劫，自投死地，宜速出兵擊之。若俟其回巢，據巢自固，必愈難圖。”俞大猷則認為：“張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尚在巢中，非棄巢去也。我若以大兵迫其巢，彼必悉眾自救。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俟其還，以數萬之師乘之，如拉朽耳。且三省會戰，當有所在，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如張璉見大兵勢盛，決計遠去，則東南騷動，益難圖矣。”這次胡宗憲聽從了大猷的主張。俞大猷以兵進攻張璉的老巢，張璉果然回巢，被明軍活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二源之戰，俞大猷對李亞元採取的同樣是聚而殲之的作戰方略。俞大猷指揮10萬大軍向河源、翁源進發。李亞元等知大軍將至打算出外劫掠，以逃避圍剿。俞大猷則決定聚而殲之。他以王鸞等為間諜，打扮成貴族的侍從進入敵營，做說服工作。王鸞十分機敏，善挑弄，很快得到李亞元的信任。他股農民暴動隊伍也紛紛來依附，一時間，李亞元處有暴動隊伍達17000人。俞大猷又採取聲東擊西的辦法，說要攻打李明，但大軍經過李亞元寨前，逐漸集結，並將其團團圍住。俞大猷發起進攻。儘管敵寨十分堅固，但明軍銃炮雨下，伐竹拔柵，以藤牌遮擋敵人的矢石，四面仰攻。打開缺口後，明軍實行火攻，烈焰漲天，敵多被燒死，李亞元被活捉。
隆慶元年（1567年），俞大猷接受了征剿古田僮的任務：他提出：“用兵貴乎持重，慮事貴乎萬全，與其輕動以圖僥倖之攻，孰若大舉以為久安之圖。會觀利害，詳慮始終，必大徵而後民患可除，必設守而後後事可善。不然百萬生靈日被屠戮而不救，是棄民也；民漸盡絕，合省之山峒田地不免皆為賊有，是棄地也。”他主張大徵，徵後要設守，並提出了具體的作戰方案。其主要的是用兵10萬，分7哨進剿，征剿之後以土官管理僮人，等等。
隆慶二年（1568年）總督張瀚欲消滅海盜曾一本，問計於俞大猷。俞大猷對張瀚說：“賊所忌者，福兵、福船也。”提出派將領到福建造福船40只，募福建人為兵，僱募福建的白艚船50只，頭目、兵夫1600名，再加上廣東的橫江烏艚40只，兵2800名，合起來以總兵統之，定可消滅敵人。但張瀚等人嫌去福建造船遲慢，而決定在廣東打造福船40只、冬仔船40只，烏艚船7只，在福建募兵。結果曾一本進攻廣東，焚燬所造之船。張瀚再問計於俞大猷，大猷說：“廣東今日必欲剿滅海寇，尚當從本職初議。”他還是建議派總兵二人到福建打造福船40只、冬仔船40只，並選募精兵坐駕，限期而回，剿各海寇。他對總督張瀚說：“欲滅海賊，其策不能外福建造船、募兵、整器、備糧，遵海而來，隨賊嚮往而追滅之。此本職一向慷慨以為己任，如不收功，甘赴海而死，何待刑誅乎！”這次，雖又經過周折，但上上下下總算同意了俞大猷的主張。大猷開始在福建造船，募兵，終於消滅了曾一本。
每遇一戰事都能提出具體的作戰方略，這不是每一個將領都能做到的，而這一方略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按照這一方略辦就能奪取戰爭的勝利，這就更不是一般將領所能做到的。而這正是一個軍事家應具備的品格，也恰恰是俞大猷的長處和特點。在這點上，我認為俞大猷同時代的一些將領都不能與他相比，包括戚繼光。
2、充分準備，十圍五攻，攻收萬全是俞大猷用兵的又一特點。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反擊安南範子儀的入侵，俞大猷主張用水軍消滅來犯之敵。為此他調集廣東東莞的大廣船。在戰船未調集之前，範子儀來進攻，他則不予敵戰，而是採取緩兵之策，派人到範子儀營下書，使其暫時停止了進攻。當自己的兵船聚集之後，敵來進攻則給以致命的打擊。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廣東的剿倭之戰，俞大猷也很注意戰爭準備。一是孤立倭寇，使與倭寇相為犄角的吳平和倭寇暫時斷絕聯繫，同時招降了伍湍，從這支農民隊伍中挑選2000多人作為攻擊倭寇的先鋒，從而孤立了敵人壯大了自己。一是四處調兵，先調閩兵4000，後又調l萬，另外還調狼兵2哨，王詔的兵1哨，總兵力在三四萬人之多，兵力與敵相較已佔優勢。在總兵力佔優勢的情況下，俞大猷又不是同時進攻所有的倭寇，而是先鄒塘，再及水，最後打海豐之敵，這樣就使自己在每一次作戰時都是絕對的優勢，所以能每戰必勝。
隆慶三年（1569年）攻打曾一本，從俞大猷提出作戰方略到發起進攻，反覆經過了一年多的準備。俞大猷當時堅持要按照他所提出的作戰方略進行準備，否則他寧可受誅罰也不打這種沒有勝利希望的仗。他說：“今日之議與正月同，若肯依行，成功有期，職願領其事。若不依行，只信道傍之言，職知決難成功，乞責廣東總兵專主其事，職甘拱手受罪也。”
總之，戰前要進行充分準備，是使自己和敵人的兵力對比佔有絕對優勢，確有勝利把握，然後才用兵。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源之戰，俞大猷指揮10萬大軍對敵人的l萬多人，五路進兵，所以只用了4個月的時間，就討平了多年沒有解決的諸農民暴動隊伍。隆慶四年（1570年）徵古田僮，同樣是以10萬大軍七路進攻，七路堵截，使黃朝猛、韋銀豹難以逃脫覆沒的命運。有了充分準備，有了十圍五攻，就有了勝利的把握，功收萬全。
在實戰當中，俞大猷準備不好不開戰，時機不成熟不開戰，沒有完全勝利把握不開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初，俞大猷身邊有兵不滿300人，總督張經令其進攻兩萬多倭寇屯據的柘林（在今上海奉賢南），俞犬猷認為不能進攻。後來他說：“總督軍門（指張經）之命是亦欲卑職為兒戲之圖，不敢奉行，未免取怪。卑職蓋思，持重養威，跡涉逗遛，罪也；兒戲頑弄，傷官損眾，亦罪也。兒戲頑弄，屢壞屢甚，東南大事從此不可復望矣。持重養威，使在我之勢已張，計出萬全，乃圖大舉，一鼓成擒，可坐算而見效也。卑職於二者之罪計量已審，故寧舍彼而犯此。”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平海衛之戰也是如此。俞大猷率兵到達興化府地區後，並不進擊。他在給戚繼光的信中說：“猷與賊對壘，不肯輕戰，專候公大兵至，併力收功。世人皆以猷為怯為迂，唯譚二華及公能識猷心。”他給譚綸的信中說：“公至省乞將戚兵速發，仍乞速至營指揮，則大功收矣。”平海衛之戰，俞大猷蒙受了不少怨言，以致最後戚繼光進都督同知，世蔭千戶，劉顯進先所世蔭二秩，而俞大猷只受賞賜而已。但整個戰爭完全是按照俞大猷的作戰指導思想進行的，獲得了全勝。
充分準備，十圍五攻是奪取勝利的必備條件，但在實踐當中真正做到十圍五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堅持要做到這點，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寧可受誅罰也不作戰，就更加不容易。這也正是俞大猷和一般將領不同之處。
3、李杜在評價俞大猷時說：“公為將，未事之先，則必周萬全之算，既事之後，則每垂悠久之慮。其周萬全之算，以底事成績，則古之名將蓋多有之，其垂悠久之慮，以勘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俞大猷打仗之後，往往提出善後處理意見，以獲得長治久安。這裡不妨略舉幾例。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擊敗安南範子儀的入侵後，俞大猷作平交圖說，指出：“自今日以至百千萬年之後，有夷賊入寇，則呈請兵船以御之，不可一日緩也。蓋賊船在海，隨處皆可登岸劫掠，陸兵不勝其備，縱追及之，彼則輕搖而去矣。故徒用陸兵防禦，雖以千萬數以無濟於事。”還提出在華夷交界之地設重兵，派大將，加強防守，永以為例的主張。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平定五指山黎族暴動後，他採取了兩項措施：一、黎人自己管理自己。當大兵壓境之時，在聽撫的黎民中，選擇最有能力、最有威信的人，封其官職，給以印信，使他成為黎民中最為尊貴、最有權力的人。由這樣有權威的黎人來管理黎人，黎人就不會造反，就可以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二、實行促進黎族進步的措施。俞大猷認為，黎人和漢人是乾父坤母所生的同類，把黎人置之於衣冠教化之外，等到他們作亂就進行殺戮，難道起來作亂只是他們的罪過嗎？黎族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就應該建城郭，設州縣，立君長，興學校，敷教化，設墟市，通往來，改變他們的鄙陋之習，使他們逐漸融入主流社會，加入州縣的版籍，就可以得到長治久安。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平定了廣東饒平的張璉等之後，提出在江西、廣東、福建三省交界處建州。他說：“征剿事乃一時之功，建州實萬世之利。”後來雖然未立州但建立了平遠縣。他還請添設松源縣治，添設上杭三圖縣治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進行二源戰役之時，俞大猷就提出：“善後之議所當加意。善後有二：立縣治，留兵將。不立縣治四五十年又當一徵，不留兵將二三月後死灰復燃。……‘立營設縣千百年之安可保。”
隆慶元年（1567年），俞大猷在提出征剿古田方略的同時，也提出了大徵之後的善後事宜。他說：“故老相傳，皆謂宜立土官。謂其資性相類，可以制殘孽之黨；水土相宜可以勝瘴癘之害。”並設立土巡檢司和在縣城駐軍等。到隆慶五年（1571年）基本清剿完畢後，為了長治久安，升古田縣為永寧州。下轄永福、義寧二縣。
他之所以每次征剿之後都要設立管理機構，特別是立縣，因為在他看來“弭盜之方，教化為要”；“政必久然後能易其俗，民必親然後能道之善，惟縣令乃可望其有此爾”；“如有州縣，則必有學校，鄉飲酒禮，四時祀典，民日由之、習之，庶幾改惡從善，囿於德化而自不知”。他不僅提出這些長治久安之策，而且親自深入到這些用兵地區，瞭解民情，踏勘地形，一次次上書總督、巡撫，請求實施長治久安之策，著力實行這些看來不是武將分內的事。他之所以如此，當然是想國家長治久安，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想看到一次次用兵給百姓帶來的災難。他認為應該讓百姓過上安定的日子而不起來造反，百姓起來造反之後用兵是不得已的事。
在明代建國後的武將當中，還沒有哪一個將領像俞大猷這樣在戰後注重長治久安問題，就是文臣中也是不多見的，就筆者管見只有哲學家、教育家王守仁注意到了這點。他在平息了漳州起義軍後，建立了各平縣；在平息江西、湖廣、廣東起義軍後，建立了崇義縣；在平息斷藤峽瑤族起義軍後，也築衛城，築府城，建立流官縣治等等。俞大猷這位武將可以和王守仁相媲美，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有政治遠見的軍事家。
三、軍事理論，卓有創見。
就建軍思想來講，他既講練兵也選將，既講人也講武器裝備。在練兵方面，他強調要練精兵，要練節制之師，對練什麼，怎麼練都作了詳細的敘述。這裡只講突出的三點：
第一，他注重練兵，十分精闢地闡述了練兵的重要性。他說：“有兵不練與無兵同，精兵不練與弱兵同，練兵不熟與不練同。驅不練之兵以與賊從事，則萬戰而萬北。”這一闡述至今仍有其實際意義。在當時講究練兵的還有譚綸和戚繼光，尤其是戚繼光更以練兵著稱於世。對練兵的重要性戚繼光說：“訓練有備，兵之事也。”“戰必以練兵為先。”“不惟戰需練，亦必練而後能守。”又說：“凡司三軍之上者，其責必曰‘練兵’。夫此‘練’字，即練絲者將生絲練熟，以織錦彩之練也。巧匠能練生絲使之熟，而將官乃不能練有知覺之民使之戰，不亦愧於練絲者哉！”這些對練兵的重要性的闡述是深刻的，但總感到沒有俞大猷的“有兵不練與無兵同，精兵不練與弱兵同，練兵不熟與不練同”精闢。俞大猷的論述可以說是至理名言，至今亦應遵照執行。
第二，他賦於練藝以新的屬性，具體指出練藝的方法，提供了教科書，影響深遠。他說：“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練藝不僅練殺敵的本領，更重要是練膽。練藝要從練棍法開始，要按他所撰寫的《劍經》來練。這可以說是開創了一代練兵的先河。譚綸練兵是有成就的。他就是按俞大猷的練兵方法來訓練的。李杜有這樣一段敘述：“公（指譚綸）開府寧波，與都督虛江俞公矢心協謀，共商時事，不以文武自異。俞常欲以荊楚教法教練數千人，為東南赤子造命。而練卒非旬日可成，又當厚其衣餼，當遭難之，以請於公。公曰：‘事誠在我。’遂以請於督府，督府然之。公遂選少年強力能舉二百斤以上者千餘人，群而教之，蚤作宵罷，豐犒嚴撻，若父師然。數月，士皆歡騰，互較精拙以為榮愧，童子壯夫皆能出入擊刺，恨不得賊來，一試遨賞。公又數日一閱，進止先後，各有定局。於是顧俞公曰：‘數年齎志，竟付我公，天心厭亂，方在今日。’明年，公督戰何家覽，寧波以安。”戚繼光也以俞大猷的《劍經》練兵。他的十八卷本《紀效新書》乃是“集所練士卒條目”，其第十二卷就是俞大猷的《劍經》，這就足以證明他也是以俞大猷的《劍經》來練兵的。《劍經》一書流傳甚廣，除俞大猷自己的《劍經》單行本、《正氣堂集》、《續武經總要》的《韜鈐續篇》外，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登壇必究》全文引錄，十四卷本《紀效新書》則有刪節地引錄了《劍經》，而《武備志》和《兵錄》又轉引十四卷本《紀效新書》內《劍經》的內容。特別是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版本甚多，據不完全統計現存的明刊本有7種、清刊本有22種、民國年間有11種、1949年後至少有9種（包括臺灣），另外還有手抄本多種；國外，日本有3種，朝鮮有1種。《劍經》一書很大程度上是靠著《紀效新書》這個載體在民間廣泛流傳的。
第三，他首創練膽學說，把練兵引向更深的層次，也頗有影響。過去人們練兵只是練技藝、練伍法，而俞大猷提出“練兵必先練膽”，“膽壯則兵強”，把“練膽”和“膽壯”作為“兵強”的基本條件。這是前人所未曾提出過的，在理論上具有獨創性，在實踐中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從實踐中來的。在抗倭戰爭開始，明軍之所以十戰九敗，甚至望敵即潰，其根本原因就是士兵不勇敢，膽小怕死。正是從這點出發，俞大猷提出了練膽的問題。怎麼練？俞大猷指出：“練膽必先教習技藝，技藝精則膽自雄。教甲兵以陣法，乃眾人合力之技藝也；教甲兵以技藝，乃一人自用之陣法也。二者皆精，膽有不雄者乎？”總之是教技藝，但這一技藝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武藝，一是陣法。對這點，後來何良臣概括為：“善練兵者，必練兵之膽氣。”“善練兵之武藝者，必練兵之陣法，是以陣法為武藝之綱紀，而武藝為膽氣之元臣。”俞大猷提出練膽學說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隆慶初年戚繼光提出了練心氣的思想，後來他也稱練膽氣，並指出：“練膽氣乃練之本也。”他的觀點與俞大猷略有不同。他說：“氣發於外，根之於心。……練心則氣自壯。”又說：“善將者，宜如何而練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俞大猷說：“技精則膽壯。”戚繼光說：“練心則氣自壯。”一個是從練技藝入手來解決膽氣的問題，一個是從練心入手來解決膽氣的問題。應該說，俞大猷講的有一定的道理，但總的來說沒有戚繼光闡述得深刻。
此外俞大猷對步兵、車兵和水軍的陣法，對如何選將、將領如何用兵，對艦船、戰車的製造也都作了獨到的論述。他就是依據這些理論製造了先進的戰船和戰車，用這些戰船和戰車裝備部隊，就使他的部隊具有壓倒敵人的優勢。這就是他在海戰中每每取勝的原因所在，也是他能“大挫敵安銀堡”的根本原因。
四、海防思想，立意深遠。
俞大猷有自己的獨創性，他是抗倭名將。他生長海濱，頗知水道，襲職之後就在海濱、海島供職，任寧紹溫臺地方參將後，又直接同倭寇作戰。多年的鬥爭實踐，使這位有戰略頭腦的軍事家，提出了一套海防戰略。概括起來，就是御海洋，御河港，御海岸，御內河，御城鎮的多層次、有縱深的防禦戰略。
“倭賊之來必由海，海舟防之於海，其首務也。”大洋是倭寇入侵的必由之路。倭寇分散而來，到沿海聚齊後，登岸劫掠。“乘其初至而擊之，不使得以相待合勢而猖獗也。”這是一。其二，“倭賊矯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陸路追戰，兵無素練之律，賊懷必死之心”，要想取勝是困難的。“倭賊雖勇悍，然用攻海上，定靖可期。”其三，承平日久，內地百姓，“不聞金鼓，不識兵革，一見賊至，魚驚鳥散，……故不如防之於水”。
“倭奴入寇由海岸登劫其患小，由河港深入其患大，防禦之方在握其機而已。”倭寇由海岸登陸後，須留一半人看守船隻，另一半人深入內地劫掠。但又不能太深入，一則擔心失去他的船隻，一是陸上劫掠的貨物人工搬動費力，一是沿海實行海禁，沒有可搶的船隻，劫掠貨物太多難以運走，深入30餘里就要返回，所以為患不是太大。而由河港深入就不同了。敵人可沿河隨意深入，到處有可搶之船。所以倭寇一到河港就焚燬船隻深入，因舟於我。入愈深，能搶的舟愈多，舟能到之處，倭寇就能到。倭寇來時，小船百十來人，大船幾百人，加在一起不過數十隻，而一進入河港，掠奪我船，數十人駕一船，賊船可達千隻。搶奪的財物裝載船上，搬運方便，因此可以毫無顧忌地瘋狂劫掠，掠後駕船開洋而去。因此，倭寇由河港深入其危害甚大，必須嚴加防禦。防禦的辦法就是造募更多的船隻，分洎於各港，如在浙江，分泊於鱉子門、三江、定海、海門、黃華、飛雲諸港，以防賊舟之深入。
在沿海屯紮陸兵，防賊登岸。如南直隸“自金山（在今上海金山東南）以至吳淞江（今上海寶山）二三百里之岸，並無澳分，兵船欲求安穩無可拋泊。賊人之志在於棄焚自舟，到處皆可登入，故防倭之務，屯紮陸兵於此一帶．又其最要者也”。但陸兵的屯紮一定要在要害之處或敵人可登岸之處，先處戰地，以逸待勞，才能奏效。
“賊人深入，必搶內地船隻，水陸兼進，故夫內河水兵戰船又其急務者也。”南直隸地區，溝河交錯，水港相通，人行不便，舟行無滯，“整搠河船以攻之，亦為策之上者也”。整修河船，船上搭戰棚，船旁加遮板，多備弓弩火器，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待機殲敵。如一時無可乘之機，則逼近敵船，進行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劫掠。同時將各地的橋樑拆除，使敵陸路難行，我則用船載來陸兵，對敵實行水陸夾攻，將其殲滅。
固守沿海城鎮，使敵不得內侵。“以今計之，但使沿海孤城，如金山衛，如南匯所防守之兵日增，而黃埔一港兵船日集，則自有拒之使不能內侵，驅之使速下海之勢也。”沿海城池，以城為營，利則出戰，不利則守，牽制敵人，使其不敢深入內侵。既不敢內侵，又不能久留，必然退去。
總之，“倭奴之來必由大洋而漸近於內港，已，乃遂入於內地。夫內地之人，非田野鋤櫻之子，則市井商販之夫，皆陛下養育太平良民，不聞金鼓，不識兵革，一見賊至，魚驚鳥散，理故所宜。故不如防之於水。然水有江海之異，其地形之險夷不一，有可泊兵船者，有不可泊兵船者。至於大洋以外，欲就諸山隨處結營．隨班分哨，常得勝勢，似足以賴。然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幾如黑夜，故有相遇而不可擊，亦有未必相遇者。惟我兵之規模素定，議論不易，勿驕於一勝，勿沮於一敗，勿責於近效，大洋雖哨而內港必防，內港雖防而陸兵必練。水陸俱備，內外互援，而又求得其人以共理之。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如是二三年而後可耳”。
俞大猷提出的御海洋、御河港、御海岸、御內河、御城鎮的海防防禦戰略，最大的特點是強調水上防禦，包括海洋、河港和內河。他以御海洋為“急務”，為“上策”，認為“防倭徵調陸兵已盡天下之選，卒未見有奇效，若用陸兵所費之半而用之於海，則倭患可以漸息”。從這點出發，他認為“水兵急於陸兵”，主張大力發展海軍，要“水兵常居十七，陸兵常居十三”。一是令水軍駐紮於倭寇入侵必經的島嶼，如陳錢一支，馬跡、丁興一支，羊山、許山一支，形成梯次防禦體系，“來則攻之，去則追之，屢來屢攻，屢去屢追，何患倭寇之不滅乎”。一是令水軍駐紮於河港，防敵進入內河。一是令水軍在內河防守，一旦敵人進入內河就將其消滅。這種在水上設置多層次防線的最大好處就是不等敵人登岸就將其消滅，有效地保衛內地百姓的安全。俞大猷在浙直抗倭期間始終督其船進行海戰，深信在海上，包括遠海完全可以殲滅入侵的倭寇。這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有其深遠意義。俞大猷提出禦敵於海是在嘉靖三十一二年的時間，如果實行他的戰略，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犯就不至於拖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倭患至少可以提前幾年被平息。而如果我們始終在沿海保持一支強大的水軍，從思想觀念到實際行動形成傳統，二百多年後就不至於被列強打敗，中國的歷史就要重新改寫了。這樣不是可以看出俞大猷所提的御海洋的深遠意義嗎？
當時主張防之於海的人不少，如胡宗憲就說：“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海，猶江防者必防之於江，此定論也。”但沒有人提出御河港和御內河的問題。《籌海圖編》作者鄭若曾也主張御之於海，但他主張御之於近海。他說：“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於近洋而勿使近岸。”當然也有的人不主張御之於海，而“以固海岸為不易之定策”。戚繼光沒有明確提出是御海洋還御海岸，但在實踐中他是“水陸兼司，陸戰尤切”，禦敵於海上，但更重要的是陸上殲敵。
此外，俞大猷還強調利用漁船在海上御倭。他提出了對於沿海漁民“聽其採捕，因而為兵”的主張。但漁船太小，難以禦敵，令漁船大者25只另造1只大樓船，小者50只另造l大樓船．這樣，“大小相資，各有實用”。整個沿海有數千只漁船，可造一二百隻大樓船，形成一支很大的海上防禦力量。
總之，俞大猷提出了海陸配合，內河與內陸配合，軍隊與漁民配合，以御海洋為主的有縱深多層次的海防防禦戰略。這一防禦戰略有其深遠的意義。
五、邊防韜略，戰守並重。
俞大猷對北部防務甚為重視。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大入山西，他應詔到宣大，欲效力邊防。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身陷囹圄，經人搭救，“必欲至北邊一效力以了平生，報知己”。隆慶六年(1567年)，他雖年已古稀，仍一再致書兵部尚書楊博、譚綸，言“滅虜之氣，當老猶壯”，要求到北方“展布平生”。他認為北部邊防“戰守二務甚要”，提出了戰守結合的防禦戰略。
“守務之要，《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謂之設，必用人謀、人力之造作，非若天險、地險之自然也。”他認為邊牆、敵臺，固然是可以依賴的屏障，但應該防而又防，慎而又慎，才是萬全之策。因此，他建議在京都四面各30裡外，將民間園地周圍各5裡之遠，暫免租稅，令各管園地之家種植榛、慄、棗、梨、桃、柿等各種果樹，縱橫一丈種植果樹一顆，九九斜連，構成一道樹的屏障，使韃靼騎兵難以馳突，而我戰兵或出奇，或設伏，利用樹障，相機殲敵。這樣，對京城的防衛，除邊牆外，又有一道樹牆，層層設防，萬無一失。
俞大猷還主張在邊防地區招集流民，墾荒種地，不納糧稅，同時建立營堡，準備充足的防禦器材，進行防禦。這樣韃靼內犯，各堡嬰城自守，使其野無所掠，堡不能攻，更不敢深入內侵，只有空騎退去。
與設險防的同時，俞大猷更重視戰。“戰務之要，《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戎器謂之除，修而聚之之義也。臣伏思，破虜良法無愈於車，以人推竿其制其便。……但車之所藉以勝虜者，銃耳。銃則佛郎機、鳥銃二器最為便利，乃浙江、福建、廣東海舟所慣用，其工匠慣造得法。”俞大猷是以善於制車著稱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宣大用他所制之車，破虜於安銀堡。此後，京營開始建立車兵營。譚綸任薊遼總督後，就請求調俞大猷到北方制戰車，練車兵。俞大猷雖未到北方，但把戰車的樣式送給了譚綸。因此，譚綸、戚繼光在薊鎮練的車兵是得到俞大猷的幫助的。俞大猷認為，車兵之所以能抵禦虜之騎兵，就在於車“能御馬之踐蹂，而中又有銃炮之雄器，擊刺之精兵，追逐之馬兵，是一車而兼乎馬步之長，故非馬所能敵也”。所以他在強調造車的同時，也強調製銃。他建議令浙江將每年上繳的弓箭只上繳一半，以另一半的錢專造鳥銃上繳工部，貯存於庫，而令福建和廣東造佛郎機。這二種火器積存較多，不但可以用之於戰車，也可以發給各鎮及各城堡、敵臺，以備戰守之用。他根據當時的形勢，創立車營，把車步騎、冷兵器和火器結合在一起，形成抵禦韃靼騎兵的合成兵種。他認為，應該“以數年之費，而費於一舉”，建立強大的車兵營，虜“入則併力大舉，制萬全之勝；出則乘勝長驅，建犁庭之績”。他後來在京營練車營十，並提出在寧前、代州、昌平均建立車營，以形成堅固的邊防防禦體系。
總之，俞大猷提出把有層次的設防防守和合車馬炮的車戰相結合，並以車戰為主的防禦思想。這一防禦思想是御虜萬全之策，使虜不能進，進則無所掠，戰則必敗。
俞大猷的海防和邊防思想是藉助裝備（車、船）積極的以戰為主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創造性。在俞大猷之前，人們提出了禦敵於海上的思想。方鳴謙說：“倭海上來，則海上御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但沒有提出御於海上是“急務”，是“上策”，要主要御於海上的思想，更沒有提出“水兵常居十七，陸兵常居十三”的思想。如果當時朝廷按照俞大猷的思想去做，至少沿海不至於受到那麼多的摧殘，御倭戰爭也不至於持續得那麼久。
在俞大猷之前，人們也提出了設險以守的思想。“今日御虜之策，莫先於守。其所以為守之計，莫急於修邊，”“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御戎上策其出此乎！然險而日設，必因地勢之險而用人力以修為之也；又日以守者，蓋守不可以無險，而險不可無兵以守也。”主張修邊牆並以加強防守，但沒有提出與戰車相結合的問題。提出以車御虜、落實在邊防的防守中並取得成效的當首推俞大猷。他的這一思想對當時和後來有較大的影響。
軍事無非是兩部份：武裝力量建設和武裝力量使用。俞大猷在武裝力量建設和武裝力量使用兩個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思想，是了不起的軍事理論家。俞大猷又不僅是軍事理論家，還是運用軍事理論指導戰爭實踐的行家裡手，軍事指揮家，所以他是了不起的軍事家。
（作者：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明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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