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范中义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俞大猷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著名的军事家。说是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是因为他在抗击外敌入侵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说他是著名的军事家是因为他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方面成就卓著。俞大猷一生中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重要的贡献有三：一是他南抗倭、北御“虏”，保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是他发展了古代的军事思想，丰富了祖国的兵学宝库；一是他继承和总结了我国的武术理论，发展了中华武术。
一、民族英雄、军功卓著。
俞大猷出身于校尉家庭，29岁袭祖职泉州卫前所百户，76岁离开军营，戎马生活47年。在这47年中，他有十二三年时间是在抗击外敌入寇的战斗中度过的。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抗击安南的入寇，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嘉靖三十一年，他任分守浙江温台宁绍左参将，开始抗击倭寇的入侵。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他攻盘踞普陀的倭寇，俘斩293人；闰三月和四月，两败汉奸王直；五月，在新河大败倭寇，俘斩甚多；八月，彻底歼灭败走普陀的倭寇。总之在一年多的左参将任上，歼灭了入侵的倭寇，保卫了他所辖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他升任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十一月，破倭于柯桥。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败倭于平望；五月初一日，败倭于秋母亭；五月二十二日，破倭于陆泾坝；六月，两次海上歼倭；七月，追贼于茶山，破之；八月，海上歼倭。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升镇守浙直总兵官；四月至七月，获得了吴淞江口、营前沙、茶山等地的胜利；八月，参加歼灭徐海的战斗；九月，败进犯龙山之倭；十一月，歼灭舟山之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在沈家门诱擒倭贼52名；十一月，以军威迫使汉奸王直余党龟缩于岑港，使其不得流窜。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督张四维等在九山海洋歼倭；四月，又在响礁门歼倭282名。直到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他在浙江和南直隶战斗了6年多时间，歼灭了大量倭寇，解救了千千万万的百姓，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也由参将升为总兵官。这之后由于受诬陷离开了抗倭的战场。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他任镇守福建总兵官，又回到抗倭战场。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他同戚继光、刘显破平海卫之倭，歼敌2200余人。嘉靖四十三年广东三次败倭，歼敌2000余人。嘉靖四十四年与戚继光破勾结倭寇的汉奸吴平于南澳，擒斩敌1500余人，解救民众1800余人。总之，他前后抗倭有十二年头，足迹遍及浙、直、闽、粤，这在著名的抗倭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戚继光抗倭也有11年，但开始是浙江然后是福建和广东，未曾在南直隶抗倭。而另一抗倭名将刘显只是在直隶和福建。抗倭战争的每一次重大胜利，如王江泾大捷，歼灭徐海、王直，平海卫大捷等等都有他的功劳；他率领的水军，在海上战无不胜；是他把倭寇最后赶出广东。他为保卫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堪称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这是朝廷对俞大猷的评价。“为诸将之首”，这一评价是恰当的。它正说明俞大猷不是一般的将领。事实也确实如此。俞大猷参加过明朝各种类型的战争，指挥过各种战斗，抵御外敌入侵，抗击鞑靼内犯，剿海盗，歼“山寇”，既有陆地作战，更有海上歼敌，既是陆兵将领，更是水军统帅，既指挥单一军种作战，又指挥合成兵种歼敌。而且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是单一军兵种还是合成军队，他的指挥都是那样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并取得胜利。明人赞扬戚继光说：“自古利于水者，未必利于陆，利于步者，未必利于骑，至少保而水陆步骑无施不宜。”在我看来这种赞扬放在俞大猷身上更合适。因为戚继光在指挥水战方面远不如俞大猷，我还未见他直接率领水军在海上歼敌。
二、战争谋划，出神入化。
俞大猷用兵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对每一战在未战之前都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一是他每一仗都力图做好充分准备，十围五攻，功收万全；一是战后总是作长久打算，力图能有永久和平。
1、具体的作战方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一仗到底怎么打，事先总要有所谋划。这种谋划符合客观实际就能取得胜利，如果没有谋划，或者这种谋划背离实际就要打败仗。俞大猷最善于谋划战争，是一位谋略家。这里我们不妨略举几例。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朝廷要征安南，俞大猷上书两广军门毛伯温，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焉者也。”他这“伐谋攻心为上”的谋划和当时的要征讨是不一致的，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当然他对军事进攻具体的打法和注意事项，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很了不起的。
大约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在守卫金门任上对处理官澳的海寇提出三策；一、征船数十，征兵数百，水陆并进，进行围剿。二、不调外船外兵，俞大猷自带精兵50、劲兵200，派间细为内应，突然发动围剿。三、不动一兵，不用一船，俞大猷带领妻子亲至其地，“为之辨善恶，立保甲，行乡约，朝夕查点以稽其所往，宣布当道威德以劝之”。俞大猷认为实行一策10日可剿灭海寇，但难免不杀无辜；实行二策一月可剿灭海寇，但难保其以后不再起；实行三策三个月可见效，可保永久安定。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俞大猷接到抵御安南范子仪的进犯任命后得知，当时明军正在集中陆兵，准备从陆路抗击范子仪。俞大猷认为：“贼由海来，当以海舟破之。若我专备于陆，贼舟舍此击彼，我不胜其备，贼不胜其击，逸在彼而劳在我，非计也。”他说：“夷贼见在海上，此不足灭也。从来海贼遇兵无不远走。盖彼之船只杂样，兵器不备，火药铅子易竭，而在船之人多凑合山野之夫，不必皆居海滨习水者。计范贼见在尖山，船只虽多，器械虽齐，能如我师乎？我师一至，冲散扑灭，不过时刻间耳。彼如弃船登岸而走，就将彼船冲沉、烧掳一尽，后欲入寇其可得乎？”他就是要用水军歼灭来犯之敌。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御敌方略是正确的。他就是用水军消灭了进犯之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任分守温台宁绍地方左参将，上任不久他就向巡抚王忬提出御倭于海洋的主张。他说：“今之论海寇者，谓备之于山，使不登岸是也。岂知海岸邈远到处皆受敌之村，海涛汪洋何澳非入寇之路？我备东，彼忽然而击西，我备南，彼忽然而击北；彼由船驰击其气逸，我由陆奔备其气劳，不胜其备则不胜之先，使闻风而自不敢至耳。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以后他又提出御河港，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等主张，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御倭方略。
嘉靖四十年（1561年）七月，俞大猷被任命为南赣参将，受命进攻广东饶平等地以张琏为首的农民暴动队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春，张琏出巢劫掠。当时南赣是在总督胡宗宪的管辖之下。胡宗宪移文给俞大猷说：“张琏离巢出劫，自投死地，宜速出兵击之。若俟其回巢，据巢自固，必愈难图。”俞大猷则认为：“张琏虽离巢出劫，其妻子财宝尚在巢中，非弃巢去也。我若以大兵迫其巢，彼必悉众自救。虎方捕鹿，熊据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还。俟其还，以数万之师乘之，如拉朽耳。且三省会战，当有所在，岂可以数万之师，从一夫浪走？如张琏见大兵势盛，决计远去，则东南骚动，益难图矣。”这次胡宗宪听从了大猷的主张。俞大猷以兵进攻张琏的老巢，张琏果然回巢，被明军活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二源之战，俞大猷对李亚元采取的同样是聚而歼之的作战方略。俞大猷指挥10万大军向河源、翁源进发。李亚元等知大军将至打算出外劫掠，以逃避围剿。俞大猷则决定聚而歼之。他以王鸾等为间谍，打扮成贵族的侍从进入敌营，做说服工作。王鸾十分机敏，善挑弄，很快得到李亚元的信任。他股农民暴动队伍也纷纷来依附，一时间，李亚元处有暴动队伍达17000人。俞大猷又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说要攻打李明，但大军经过李亚元寨前，逐渐集结，并将其团团围住。俞大猷发起进攻。尽管敌寨十分坚固，但明军铳炮雨下，伐竹拔栅，以藤牌遮挡敌人的矢石，四面仰攻。打开缺口后，明军实行火攻，烈焰涨天，敌多被烧死，李亚元被活捉。
隆庆元年（1567年），俞大猷接受了征剿古田僮的任务：他提出：“用兵贵乎持重，虑事贵乎万全，与其轻动以图侥幸之攻，孰若大举以为久安之图。会观利害，详虑始终，必大征而后民患可除，必设守而后后事可善。不然百万生灵日被屠戮而不救，是弃民也；民渐尽绝，合省之山峒田地不免皆为贼有，是弃地也。”他主张大征，征后要设守，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其主要的是用兵10万，分7哨进剿，征剿之后以土官管理僮人，等等。
隆庆二年（1568年）总督张瀚欲消灭海盗曾一本，问计于俞大猷。俞大猷对张瀚说：“贼所忌者，福兵、福船也。”提出派将领到福建造福船40只，募福建人为兵，雇募福建的白艚船50只，头目、兵夫1600名，再加上广东的横江乌艚40只，兵2800名，合起来以总兵统之，定可消灭敌人。但张瀚等人嫌去福建造船迟慢，而决定在广东打造福船40只、冬仔船40只，乌艚船7只，在福建募兵。结果曾一本进攻广东，焚毁所造之船。张瀚再问计于俞大猷，大猷说：“广东今日必欲剿灭海寇，尚当从本职初议。”他还是建议派总兵二人到福建打造福船40只、冬仔船40只，并选募精兵坐驾，限期而回，剿各海寇。他对总督张瀚说：“欲灭海贼，其策不能外福建造船、募兵、整器、备粮，遵海而来，随贼向往而追灭之。此本职一向慷慨以为己任，如不收功，甘赴海而死，何待刑诛乎！”这次，虽又经过周折，但上上下下总算同意了俞大猷的主张。大猷开始在福建造船，募兵，终于消灭了曾一本。
每遇一战事都能提出具体的作战方略，这不是每一个将领都能做到的，而这一方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按照这一方略办就能夺取战争的胜利，这就更不是一般将领所能做到的。而这正是一个军事家应具备的品格，也恰恰是俞大猷的长处和特点。在这点上，我认为俞大猷同时代的一些将领都不能与他相比，包括戚继光。
2、充分准备，十围五攻，攻收万全是俞大猷用兵的又一特点。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反击安南范子仪的入侵，俞大猷主张用水军消灭来犯之敌。为此他调集广东东莞的大广船。在战船未调集之前，范子仪来进攻，他则不予敌战，而是采取缓兵之策，派人到范子仪营下书，使其暂时停止了进攻。当自己的兵船聚集之后，敌来进攻则给以致命的打击。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的剿倭之战，俞大猷也很注意战争准备。一是孤立倭寇，使与倭寇相为犄角的吴平和倭寇暂时断绝联系，同时招降了伍湍，从这支农民队伍中挑选2000多人作为攻击倭寇的先锋，从而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一是四处调兵，先调闽兵4000，后又调l万，另外还调狼兵2哨，王诏的兵1哨，总兵力在三四万人之多，兵力与敌相较已占优势。在总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俞大猷又不是同时进攻所有的倭寇，而是先邹塘，再及水，最后打海丰之敌，这样就使自己在每一次作战时都是绝对的优势，所以能每战必胜。
隆庆三年（1569年）攻打曾一本，从俞大猷提出作战方略到发起进攻，反覆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俞大猷当时坚持要按照他所提出的作战方略进行准备，否则他宁可受诛罚也不打这种没有胜利希望的仗。他说：“今日之议与正月同，若肯依行，成功有期，职愿领其事。若不依行，只信道傍之言，职知决难成功，乞责广东总兵专主其事，职甘拱手受罪也。”
总之，战前要进行充分准备，是使自己和敌人的兵力对比占有绝对优势，确有胜利把握，然后才用兵。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源之战，俞大猷指挥10万大军对敌人的l万多人，五路进兵，所以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讨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诸农民暴动队伍。隆庆四年（1570年）征古田僮，同样是以10万大军七路进攻，七路堵截，使黄朝猛、韦银豹难以逃脱覆没的命运。有了充分准备，有了十围五攻，就有了胜利的把握，功收万全。
在实战当中，俞大猷准备不好不开战，时机不成熟不开战，没有完全胜利把握不开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初，俞大猷身边有兵不满300人，总督张经令其进攻两万多倭寇屯据的柘林（在今上海奉贤南），俞犬猷认为不能进攻。后来他说：“总督军门（指张经）之命是亦欲卑职为儿戏之图，不敢奉行，未免取怪。卑职盖思，持重养威，迹涉逗遛，罪也；儿戏顽弄，伤官损众，亦罪也。儿戏顽弄，屡坏屡甚，东南大事从此不可复望矣。持重养威，使在我之势已张，计出万全，乃图大举，一鼓成擒，可坐算而见效也。卑职于二者之罪计量已审，故宁舍彼而犯此。”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平海卫之战也是如此。俞大猷率兵到达兴化府地区后，并不进击。他在给戚继光的信中说：“猷与贼对垒，不肯轻战，专候公大兵至，并力收功。世人皆以猷为怯为迂，唯谭二华及公能识猷心。”他给谭纶的信中说：“公至省乞将戚兵速发，仍乞速至营指挥，则大功收矣。”平海卫之战，俞大猷蒙受了不少怨言，以致最后戚继光进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刘显进先所世荫二秩，而俞大猷只受赏赐而已。但整个战争完全是按照俞大猷的作战指导思想进行的，获得了全胜。
充分准备，十围五攻是夺取胜利的必备条件，但在实践当中真正做到十围五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坚持要做到这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宁可受诛罚也不作战，就更加不容易。这也正是俞大猷和一般将领不同之处。
3、李杜在评价俞大猷时说：“公为将，未事之先，则必周万全之算，既事之后，则每垂悠久之虑。其周万全之算，以底事成绩，则古之名将盖多有之，其垂悠久之虑，以勘乱兴治，则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俞大猷打仗之后，往往提出善后处理意见，以获得长治久安。这里不妨略举几例。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击败安南范子仪的入侵后，俞大猷作平交图说，指出：“自今日以至百千万年之后，有夷贼入寇，则呈请兵船以御之，不可一日缓也。盖贼船在海，随处皆可登岸劫掠，陆兵不胜其备，纵追及之，彼则轻摇而去矣。故徒用陆兵防御，虽以千万数以无济于事。”还提出在华夷交界之地设重兵，派大将，加强防守，永以为例的主张。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平定五指山黎族暴动后，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黎人自己管理自己。当大兵压境之时，在听抚的黎民中，选择最有能力、最有威信的人，封其官职，给以印信，使他成为黎民中最为尊贵、最有权力的人。由这样有权威的黎人来管理黎人，黎人就不会造反，就可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二、实行促进黎族进步的措施。俞大猷认为，黎人和汉人是乾父坤母所生的同类，把黎人置之于衣冠教化之外，等到他们作乱就进行杀戮，难道起来作乱只是他们的罪过吗？黎族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就应该建城郭，设州县，立君长，兴学校，敷教化，设墟市，通往来，改变他们的鄙陋之习，使他们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加入州县的版籍，就可以得到长治久安。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平定了广东饶平的张琏等之后，提出在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处建州。他说：“征剿事乃一时之功，建州实万世之利。”后来虽然未立州但建立了平远县。他还请添设松源县治，添设上杭三图县治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进行二源战役之时，俞大猷就提出：“善后之议所当加意。善后有二：立县治，留兵将。不立县治四五十年又当一征，不留兵将二三月后死灰复燃。……‘立营设县千百年之安可保。”
隆庆元年（1567年），俞大猷在提出征剿古田方略的同时，也提出了大征之后的善后事宜。他说：“故老相传，皆谓宜立土官。谓其资性相类，可以制残孽之党；水土相宜可以胜瘴疠之害。”并设立土巡检司和在县城驻军等。到隆庆五年（1571年）基本清剿完毕后，为了长治久安，升古田县为永宁州。下辖永福、义宁二县。
他之所以每次征剿之后都要设立管理机构，特别是立县，因为在他看来“弭盗之方，教化为要”；“政必久然后能易其俗，民必亲然后能道之善，惟县令乃可望其有此尔”；“如有州县，则必有学校，乡饮酒礼，四时祀典，民日由之、习之，庶几改恶从善，囿于德化而自不知”。他不仅提出这些长治久安之策，而且亲自深入到这些用兵地区，了解民情，踏勘地形，一次次上书总督、巡抚，请求实施长治久安之策，着力实行这些看来不是武将分内的事。他之所以如此，当然是想国家长治久安，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想看到一次次用兵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他认为应该让百姓过上安定的日子而不起来造反，百姓起来造反之后用兵是不得已的事。
在明代建国后的武将当中，还没有哪一个将领像俞大猷这样在战后注重长治久安问题，就是文臣中也是不多见的，就笔者管见只有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注意到了这点。他在平息了漳州起义军后，建立了各平县；在平息江西、湖广、广东起义军后，建立了崇义县；在平息断藤峡瑶族起义军后，也筑卫城，筑府城，建立流官县治等等。俞大猷这位武将可以和王守仁相媲美，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有政治远见的军事家。
三、军事理论，卓有创见。
就建军思想来讲，他既讲练兵也选将，既讲人也讲武器装备。在练兵方面，他强调要练精兵，要练节制之师，对练什么，怎么练都作了详细的叙述。这里只讲突出的三点：
第一，他注重练兵，十分精辟地阐述了练兵的重要性。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则万战而万北。”这一阐述至今仍有其实际意义。在当时讲究练兵的还有谭纶和戚继光，尤其是戚继光更以练兵著称于世。对练兵的重要性戚继光说：“训练有备，兵之事也。”“战必以练兵为先。”“不惟战需练，亦必练而后能守。”又说：“凡司三军之上者，其责必曰‘练兵’。夫此‘练’字，即练丝者将生丝练熟，以织锦彩之练也。巧匠能练生丝使之熟，而将官乃不能练有知觉之民使之战，不亦愧于练丝者哉！”这些对练兵的重要性的阐述是深刻的，但总感到没有俞大猷的“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精辟。俞大猷的论述可以说是至理名言，至今亦应遵照执行。
第二，他赋于练艺以新的属性，具体指出练艺的方法，提供了教科书，影响深远。他说：“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练艺不仅练杀敌的本领，更重要是练胆。练艺要从练棍法开始，要按他所撰写的《剑经》来练。这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代练兵的先河。谭纶练兵是有成就的。他就是按俞大猷的练兵方法来训练的。李杜有这样一段叙述：“公（指谭纶）开府宁波，与都督虚江俞公矢心协谋，共商时事，不以文武自异。俞常欲以荆楚教法教练数千人，为东南赤子造命。而练卒非旬日可成，又当厚其衣饩，当遭难之，以请于公。公曰：‘事诚在我。’遂以请于督府，督府然之。公遂选少年强力能举二百斤以上者千余人，群而教之，蚤作宵罢，丰犒严挞，若父师然。数月，士皆欢腾，互较精拙以为荣愧，童子壮夫皆能出入击刺，恨不得贼来，一试遨赏。公又数日一阅，进止先后，各有定局。于是顾俞公曰：‘数年赍志，竟付我公，天心厌乱，方在今日。’明年，公督战何家览，宁波以安。”戚继光也以俞大猷的《剑经》练兵。他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乃是“集所练士卒条目”，其第十二卷就是俞大猷的《剑经》，这就足以证明他也是以俞大猷的《剑经》来练兵的。《剑经》一书流传甚广，除俞大猷自己的《剑经》单行本、《正气堂集》、《续武经总要》的《韬钤续篇》外，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登坛必究》全文引录，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则有删节地引录了《剑经》，而《武备志》和《兵录》又转引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内《剑经》的内容。特别是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版本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明刊本有7种、清刊本有22种、民国年间有11种、1949年后至少有9种（包括台湾），另外还有手抄本多种；国外，日本有3种，朝鲜有1种。《剑经》一书很大程度上是靠着《纪效新书》这个载体在民间广泛流传的。
第三，他首创练胆学说，把练兵引向更深的层次，也颇有影响。过去人们练兵只是练技艺、练伍法，而俞大猷提出“练兵必先练胆”，“胆壮则兵强”，把“练胆”和“胆壮”作为“兵强”的基本条件。这是前人所未曾提出过的，在理论上具有独创性，在实践中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从实践中来的。在抗倭战争开始，明军之所以十战九败，甚至望敌即溃，其根本原因就是士兵不勇敢，胆小怕死。正是从这点出发，俞大猷提出了练胆的问题。怎么练？俞大猷指出：“练胆必先教习技艺，技艺精则胆自雄。教甲兵以阵法，乃众人合力之技艺也；教甲兵以技艺，乃一人自用之阵法也。二者皆精，胆有不雄者乎？”总之是教技艺，但这一技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武艺，一是阵法。对这点，后来何良臣概括为：“善练兵者，必练兵之胆气。”“善练兵之武艺者，必练兵之阵法，是以阵法为武艺之纲纪，而武艺为胆气之元臣。”俞大猷提出练胆学说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隆庆初年戚继光提出了练心气的思想，后来他也称练胆气，并指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他的观点与俞大猷略有不同。他说：“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又说：“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俞大猷说：“技精则胆壮。”戚继光说：“练心则气自壮。”一个是从练技艺入手来解决胆气的问题，一个是从练心入手来解决胆气的问题。应该说，俞大猷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来说没有戚继光阐述得深刻。
此外俞大猷对步兵、车兵和水军的阵法，对如何选将、将领如何用兵，对舰船、战车的制造也都作了独到的论述。他就是依据这些理论制造了先进的战船和战车，用这些战船和战车装备部队，就使他的部队具有压倒敌人的优势。这就是他在海战中每每取胜的原因所在，也是他能“大挫敌安银堡”的根本原因。
四、海防思想，立意深远。
俞大猷有自己的独创性，他是抗倭名将。他生长海滨，颇知水道，袭职之后就在海滨、海岛供职，任宁绍温台地方参将后，又直接同倭寇作战。多年的斗争实践，使这位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提出了一套海防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御海洋，御河港，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
“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大洋是倭寇入侵的必由之路。倭寇分散而来，到沿海聚齐后，登岸劫掠。“乘其初至而击之，不使得以相待合势而猖獗也。”这是一。其二，“倭贼矫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要想取胜是困难的。“倭贼虽勇悍，然用攻海上，定靖可期。”其三，承平日久，内地百姓，“不闻金鼓，不识兵革，一见贼至，鱼惊鸟散，……故不如防之于水”。
“倭奴入寇由海岸登劫其患小，由河港深入其患大，防御之方在握其机而已。”倭寇由海岸登陆后，须留一半人看守船只，另一半人深入内地劫掠。但又不能太深入，一则担心失去他的船只，一是陆上劫掠的货物人工搬动费力，一是沿海实行海禁，没有可抢的船只，劫掠货物太多难以运走，深入30余里就要返回，所以为患不是太大。而由河港深入就不同了。敌人可沿河随意深入，到处有可抢之船。所以倭寇一到河港就焚毁船只深入，因舟于我。入愈深，能抢的舟愈多，舟能到之处，倭寇就能到。倭寇来时，小船百十来人，大船几百人，加在一起不过数十只，而一进入河港，掠夺我船，数十人驾一船，贼船可达千只。抢夺的财物装载船上，搬运方便，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疯狂劫掠，掠后驾船开洋而去。因此，倭寇由河港深入其危害甚大，必须严加防御。防御的办法就是造募更多的船只，分洎于各港，如在浙江，分泊于鳖子门、三江、定海、海门、黄华、飞云诸港，以防贼舟之深入。
在沿海屯扎陆兵，防贼登岸。如南直隶“自金山（在今上海金山东南）以至吴淞江（今上海宝山）二三百里之岸，并无澳分，兵船欲求安稳无可抛泊。贼人之志在于弃焚自舟，到处皆可登入，故防倭之务，屯扎陆兵于此一带．又其最要者也”。但陆兵的屯扎一定要在要害之处或敌人可登岸之处，先处战地，以逸待劳，才能奏效。
“贼人深入，必抢内地船只，水陆兼进，故夫内河水兵战船又其急务者也。”南直隶地区，沟河交错，水港相通，人行不便，舟行无滞，“整搠河船以攻之，亦为策之上者也”。整修河船，船上搭战棚，船旁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待机歼敌。如一时无可乘之机，则逼近敌船，进行牵制，使其不敢深入劫掠。同时将各地的桥梁拆除，使敌陆路难行，我则用船载来陆兵，对敌实行水陆夹攻，将其歼灭。
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不得内侵。“以今计之，但使沿海孤城，如金山卫，如南汇所防守之兵日增，而黄埔一港兵船日集，则自有拒之使不能内侵，驱之使速下海之势也。”沿海城池，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侵。既不敢内侵，又不能久留，必然退去。
总之，“倭奴之来必由大洋而渐近于内港，已，乃遂入于内地。夫内地之人，非田野锄樱之子，则市井商贩之夫，皆陛下养育太平良民，不闻金鼓，不识兵革，一见贼至，鱼惊鸟散，理故所宜。故不如防之于水。然水有江海之异，其地形之险夷不一，有可泊兵船者，有不可泊兵船者。至于大洋以外，欲就诸山随处结营．随班分哨，常得胜势，似足以赖。然万里风涛不可端倪，白日阴霾几如黑夜，故有相遇而不可击，亦有未必相遇者。惟我兵之规模素定，议论不易，勿骄于一胜，勿沮于一败，勿责于近效，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而又求得其人以共理之。贼来则击，贼去则追，又来又击，又去又追，如是二三年而后可耳”。
俞大猷提出的御海洋、御河港、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海防防御战略，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水上防御，包括海洋、河港和内河。他以御海洋为“急务”，为“上策”，认为“防倭征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之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从这点出发，他认为“水兵急于陆兵”，主张大力发展海军，要“水兵常居十七，陆兵常居十三”。一是令水军驻扎于倭寇入侵必经的岛屿，如陈钱一支，马迹、丁兴一支，羊山、许山一支，形成梯次防御体系，“来则攻之，去则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何患倭寇之不灭乎”。一是令水军驻扎于河港，防敌进入内河。一是令水军在内河防守，一旦敌人进入内河就将其消灭。这种在水上设置多层次防线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等敌人登岸就将其消灭，有效地保卫内地百姓的安全。俞大猷在浙直抗倭期间始终督其船进行海战，深信在海上，包括远海完全可以歼灭入侵的倭寇。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有其深远意义。俞大猷提出御敌于海是在嘉靖三十一二年的时间，如果实行他的战略，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犯就不至于拖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倭患至少可以提前几年被平息。而如果我们始终在沿海保持一支强大的水军，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行动形成传统，二百多年后就不至于被列强打败，中国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了。这样不是可以看出俞大猷所提的御海洋的深远意义吗？
当时主张防之于海的人不少，如胡宗宪就说：“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但没有人提出御河港和御内河的问题。《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也主张御之于海，但他主张御之于近海。他说：“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击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当然也有的人不主张御之于海，而“以固海岸为不易之定策”。戚继光没有明确提出是御海洋还御海岸，但在实践中他是“水陆兼司，陆战尤切”，御敌于海上，但更重要的是陆上歼敌。
此外，俞大猷还强调利用渔船在海上御倭。他提出了对于沿海渔民“听其采捕，因而为兵”的主张。但渔船太小，难以御敌，令渔船大者25只另造1只大楼船，小者50只另造l大楼船．这样，“大小相资，各有实用”。整个沿海有数千只渔船，可造一二百只大楼船，形成一支很大的海上防御力量。
总之，俞大猷提出了海陆配合，内河与内陆配合，军队与渔民配合，以御海洋为主的有纵深多层次的海防防御战略。这一防御战略有其深远的意义。
五、边防韬略，战守并重。
俞大猷对北部防务甚为重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大入山西，他应诏到宣大，欲效力边防。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身陷囹圄，经人搭救，“必欲至北边一效力以了平生，报知己”。隆庆六年(1567年)，他虽年已古稀，仍一再致书兵部尚书杨博、谭纶，言“灭虏之气，当老犹壮”，要求到北方“展布平生”。他认为北部边防“战守二务甚要”，提出了战守结合的防御战略。
“守务之要，《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谓之设，必用人谋、人力之造作，非若天险、地险之自然也。”他认为边墙、敌台，固然是可以依赖的屏障，但应该防而又防，慎而又慎，才是万全之策。因此，他建议在京都四面各30里外，将民间园地周围各5里之远，暂免租税，令各管园地之家种植榛、栗、枣、梨、桃、柿等各种果树，纵横一丈种植果树一颗，九九斜连，构成一道树的屏障，使鞑靼骑兵难以驰突，而我战兵或出奇，或设伏，利用树障，相机歼敌。这样，对京城的防卫，除边墙外，又有一道树墙，层层设防，万无一失。
俞大猷还主张在边防地区招集流民，垦荒种地，不纳粮税，同时建立营堡，准备充足的防御器材，进行防御。这样鞑靼内犯，各堡婴城自守，使其野无所掠，堡不能攻，更不敢深入内侵，只有空骑退去。
与设险防的同时，俞大猷更重视战。“战务之要，《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戎器谓之除，修而聚之之义也。臣伏思，破虏良法无愈于车，以人推竿其制其便。……但车之所藉以胜虏者，铳耳。铳则佛郎机、鸟铳二器最为便利，乃浙江、福建、广东海舟所惯用，其工匠惯造得法。”俞大猷是以善于制车著称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宣大用他所制之车，破虏于安银堡。此后，京营开始建立车兵营。谭纶任蓟辽总督后，就请求调俞大猷到北方制战车，练车兵。俞大猷虽未到北方，但把战车的样式送给了谭纶。因此，谭纶、戚继光在蓟镇练的车兵是得到俞大猷的帮助的。俞大猷认为，车兵之所以能抵御虏之骑兵，就在于车“能御马之践蹂，而中又有铳炮之雄器，击刺之精兵，追逐之马兵，是一车而兼乎马步之长，故非马所能敌也”。所以他在强调造车的同时，也强调制铳。他建议令浙江将每年上缴的弓箭只上缴一半，以另一半的钱专造鸟铳上缴工部，贮存于库，而令福建和广东造佛郎机。这二种火器积存较多，不但可以用之于战车，也可以发给各镇及各城堡、敌台，以备战守之用。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创立车营，把车步骑、冷兵器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形成抵御鞑靼骑兵的合成兵种。他认为，应该“以数年之费，而费于一举”，建立强大的车兵营，虏“入则并力大举，制万全之胜；出则乘胜长驱，建犁庭之绩”。他后来在京营练车营十，并提出在宁前、代州、昌平均建立车营，以形成坚固的边防防御体系。
总之，俞大猷提出把有层次的设防防守和合车马炮的车战相结合，并以车战为主的防御思想。这一防御思想是御虏万全之策，使虏不能进，进则无所掠，战则必败。
俞大猷的海防和边防思想是借助装备（车、船）积极的以战为主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在俞大猷之前，人们提出了御敌于海上的思想。方鸣谦说：“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但没有提出御于海上是“急务”，是“上策”，要主要御于海上的思想，更没有提出“水兵常居十七，陆兵常居十三”的思想。如果当时朝廷按照俞大猷的思想去做，至少沿海不至于受到那么多的摧残，御倭战争也不至于持续得那么久。
在俞大猷之前，人们也提出了设险以守的思想。“今日御虏之策，莫先于守。其所以为守之计，莫急于修边，”“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御戎上策其出此乎！然险而日设，必因地势之险而用人力以修为之也；又日以守者，盖守不可以无险，而险不可无兵以守也。”主张修边墙并以加强防守，但没有提出与战车相结合的问题。提出以车御虏、落实在边防的防守中并取得成效的当首推俞大猷。他的这一思想对当时和后来有较大的影响。
军事无非是两部份：武装力量建设和武装力量使用。俞大猷在武装力量建设和武装力量使用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是了不起的军事理论家。俞大猷又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还是运用军事理论指导战争实践的行家里手，军事指挥家，所以他是了不起的军事家。
（作者：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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