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
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國際關係的實質就是各獨立國家之間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為了追求權力和財富而進行的無止境的鬥爭。這一情況在人類社會的漫長曆史上從未改變過，將來也不會改變。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形態下，國家間的鬥爭形式是大不相同的。例如現代國家間的關係不同於前現代國家間的關係。進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像個人一樣，追求權力與財富。所以我們可以把國家定義為一種特別的組織，它一方面從社會提取經濟和其他各種資源以支持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向社會提供安全和福利。它還必須和其他國家互動。正因為國家間的互動，國際關係由此而生。
國家間的地位不存在平等關係
在現代國際關係中，儘管我們承認各國間的一律平等，承認各國為主權國家。但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如同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一樣，國家間的地位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可言的。國際關係是一種嚴格的等級關係。這種等級關係表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儘管國家與個人一樣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追求利益和財富，但和個人不一樣，在國際關係中，國家之上不存在一個政府。在社會中，我們經常有各自組織，尤其是政府來調節我們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不能解決我們之間的衝突，國家就會以仲裁者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用強制力量來約束我們的行為，維持社會秩序。但國家間的關係就不同了。每一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沒有其他國家能夠名正言順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國之上。就是說，
不存在高於主權國家的政府，沒有一種組織能夠凌駕於國家之上。這種情況在國家之間關係中就是通常所說的無政府狀態。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權力關係是通過某種控制形式來表現的。對另一個國家的控制可為一國帶來利益，對整個國際體系的控制會帶來更大的利益。那麼，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何以能控制他國呢？這是因為權力在各國之間的分配是極其不平衡的。大國和強國扮演領導者角色，組織和維持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係，控制各自的勢力範圍。國際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決定了國際關係的等級性。如同國內階級關係，國家間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如同國內政治生活，赤裸裸的權力控制往往很快失去其合法性。在國際政治上，大國的統治也往往披著某種道德外衣。英國史學家卡爾認為，國際關係中的這種道德外衣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國際威望。弱國服從強國，但強國總是賦予這種服從種種道德含義。服從變成了應該服從。當然，在等級國際關係中，小國和弱國沒有其他的選擇，它們不得不和大國結盟，以保證自己的安全。
什麼因素導致了大國的興衰
如同國內階級結構的變化一樣，隨著環境的變化，國際等級關係也隨之變化。大國的興衰是國際關係中的普遍規律。沒有永久性的大國和等級關係。各國家總是在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其他因素調整自己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那麼，具體來說，國際關係是如何發生變化的呢？或者說，是什麼因素導致大國的興衰呢？又是什麼因素致使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進行挑戰的呢？
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肯尼迪認為，國際關係的變化動力在於一國經濟和技術的變化。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軍事力量及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具有深刻的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一國在國際政治中的軍事和戰略地位。很顯然，這種觀點類似於馬克思。儘管馬克思的經濟發展決定論不斷地受到挑戰，但迄今還沒有人提出比馬克思的經濟觀點更強有力的理論來解釋國際關係的變化。大多數學者仍然認為，在國際關係舞臺上，沒有其他因素能和經濟因素相提並論。
從馬克思的經濟觀中我們可以推出一些關於國家和經濟互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的動因來。第一，追求經濟利益是任何國家最重要的目標。如果現存國際關係結構不能滿足一個國家的經濟利益，那麼它就要千方百計地去改變這一結構。一國的經濟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在國際關係結構中的地位。第二，國際關係的等級權力結構最終決定於國家的經濟基礎。一國的經濟增長表明其財富和其他資源的增加。隨著這一國家經濟效益的提高、工業結構的變化和國際貿易方式的變化，其國際行為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在這裡，追求經濟利益和國際政治權力是一致的。經濟利益之所以成為國際關係中最基本的動力，主要是因為世界經濟資源的貧乏。任何國家，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它必須以某種方式去獲得更多的資源。所以，只要有可能，任何國家都想以自己的意願來組織國際關係。自近代以來，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越來越成為國家外交政策的重點。國家間的衝突也往往因為經濟利益而發生。在前現代社會，國家間的戰爭往往是因為宗教或政治因素。但在現代社會，經濟生活成為人們生活的主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往往壓倒對其他利益的追求。現代拜金主義對國家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響。
經濟的增長為什麼導致國家向外擴張
那麼，為什麼一國經濟增長會導致其向外侵略擴張呢？經濟增長本身是否包含有擴張的動力？一般說來，有三種類型的經濟發展經常使一個國家變得具有擴張主義性質。第一是規模經濟的發展。規模經濟包括市場規模、生產單位規模和交易成本減少等方面。因為規模經濟能夠提高經濟效益、減少交易成本，國家就會千方百計地把經濟規模擴張到其他國家。第二是經濟活動的國際化。任何國家，特別是大國，總想通過控制國際關係來剝削其他國家，迫使其他國家來負擔維持現成國際關係的成本。第三是因為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根據這一規律，如果要維持經濟增長，所有必要的生產要素都必須成比例地增長，否則經濟產出就會下降。所以，如果這種比例不能在國內市場中達到平衡，就要在國際舞臺上開拓新的市場以滿足國內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政治變革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靜態的社會政治制度與動態的工業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 後來的學者把這一原理應用到國際關係領域，尋找國內經濟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特別是列寧。列寧在其《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中研究了國家與戰爭的關係問題。列寧認為，因為利潤率下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普遍現象，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試圖通過擴張殖民地來彌補國內利潤率的下降，通過海外殖民地來吸收國內多餘的資本。這就是國際戰爭的根源。列寧還提出了經濟發展不平衡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列寧認為，經濟發展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是極其不平衡的。權力在它們之間的分配因此也是不平衡的。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決定了國際關係的格局不可能是穩定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海外佔領的殖民地的多少也反映了它們之間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最發達的國家在海外佔有最多的殖民地。隨著其他國家國內政治經濟的變化，它們就要求對海外殖民地進行重新分配，改變現存國際關係的格局。對海外殖民地的競爭經常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並且隨著殖民地空間越來越小，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它們間的衝突也越來越強烈。
馬克思、列寧的這些思想被當代的一些國際關係學者發展成為系統的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吉爾平。吉爾平在某種程度上採用了馬克思和列寧的關於經濟發展對政治影響的思想來解釋霸權的興衰。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對馬克思、列寧的政治經濟互動的思想也有很好的發揮。赫希曼下面的一段話對我們理解國際關係的變化是很有幫助的。
在任何歷史階段，經濟制度總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構架內活動的；在這一構架內，並且正是因為這一構架，經濟力量會自動地向前發展。但是超過了某一點，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就成為困難，並最終為靜態的社會政治制度所限制。社會制度的變革不僅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所必須，而且也具有了可能性，因為經濟發展會產生出一些強大的社會力量，他們追求社會政治的變革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這就是說，第一，任何社會都受到報酬遞減規律的支配。任何社會政治制度都會在一定的時候阻撓經濟的發展。經濟如果要發展，社會政治制度就必須改革自身或最終被新的力量所推翻。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不是通過改革自身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土地的貧乏、資源的奇缺是現代社會的特點。這些因素必然會導致經濟產出的減少和國內社會福利的下降，最後是國家力量本身的衰落。為了維持現政權，保護經濟的發展，國家往往不得不通過種種經濟擴張方式去控制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以緩解國內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矛盾。第二，經濟的發展導致新的社會政治力量的興起。它們是新經濟活動的產物，必然致力於改變現成社會政治秩序以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國際關係中，經濟的發展往往改變經濟權力在各個國家之間的分配。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倒退，而另一些國家經濟發展迅速，財富和權力急劇增長，它們必然要向現成國際秩序挑戰，建立新的國際關係原則，增進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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