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上人們把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主要是凸顯西方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中國在戰爭中失敗了，大清帝國從此開始走向衰敗。的確，在促成中國傳統帝國離開歷史舞臺過程中，西方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馬克思儘管也譴責西方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但也充分肯定了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在推動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
在馬克思之前，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中國沒有歷史，因為中國的歷史是靜止的。如果按照歐洲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中國的確沒有歷史，因為自秦始皇帝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形態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過。而中國新的歷史的出現就是和西方接觸後才開始的。鴉片戰爭是關鍵，之前中國一直可以應付，沒有深刻變革的意圖，但幾次戰爭失敗之後，就不得不開始進行變化。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是如何變化的呢？在這方面，有兩種主要的解釋。第一種是美國史學家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模式，即認為中國是隨著西方的變化而變化的，西方帶來衝擊，中國回應。與此不同，另外一種解釋強調，中國的變化體現的是中國自身的發展邏輯，外來（西方）力量促使、甚至促成了中國的變化，但變化並沒有改變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或者說，中國的變化沒有使得中國西方化。
如何解釋這些不同的看法？不同學者看法不同，並沒有對錯之分，主要的區別就在於他們所指的變化層面的不同，在不同層面，人們看到不同的東西，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在思想意識層面，近代以來肯定是“西方化”的。近代以來，中國的語言、概念、理論和思想等等方面所呈現出來都是“西化”的結果，無論是淺層的思考和深層的思維，無一不和西方有關。說穿了，到今天為止，思想知識界還沒有能力拿出一個基於中國現實之上，並且能夠解釋中國現實的概念或者理論。
學習西方物質的發展模式
在物質變化方面，也是如此，也表現出諸多西方化的跡象。首先，在這個層面，至少沒有人會拒絕西方式的變化。當然，在很短的一段特殊時期裡，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人們把西方式物質變化高度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實際上，近代以來到今天為止，最長盛不衰的口號“富國強兵”，就是要學習西方物質發展模式的。這並不難理解。近代中國被西方所打敗，主要是因為西方物質方面尤其是軍事方面的進步。在早期，人們還鄙視西方的物質進步，但在打敗後不得不放棄這種態度。
早期學習西方主要是想學習西方的物質進步。等到被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昔日的學生日本打敗之後，才又意識到光有物質的進步遠遠不夠，而是要學西方的思想。至少就日本本身的解釋，其進步是“脫亞入歐”的結果。中國要在物質層面學習、甚至趕超西方，這是近代以來大多數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夢想。從毛澤東到當代，“趕超”幾乎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哲學”思維了。
最大的分歧就在制度層面。不管怎樣的社會，制度是其核心，因為制度是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中介。可以說，沒有制度，就沒有社會。近代以來，就中國的制度如何變化有巨量的討論，但根據歷史進程，歸納起來，不外乎如下幾種。第一，早期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說基本制度不用變革，需要變革的那些能夠解決問題的“術”方面的東西。第二，“全盤西化”。“五四運動”之後很長時間裡，這種觀點盛行。第三，“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這是80年代提出來的，當時東亞很多社會已經實現了民主化，包括日本、韓國和臺灣，在這些社會，政治體制民主化了，但社會生活仍然是東亞傳統。
不管怎樣的“應然”認知，很顯然，近代以來，制度層面，無論是社會層面、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層面，中國並沒有像思想和物質層面那樣西方化。當思想西方化的時候，人們總是以為制度也會西方化；當物質生活西方化的時候，人們也總以為制度也會西方化。更不乏有人呼籲主動的制度西方化。但從經驗層面看，並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在制度層面，有些變化似乎是朝著西方化方向在發展，但結果發現是淺層的西方化，甚至僅僅只是假象，在制度深層仍然是中國式的。更有意思的是，隨著思想和物質變化越來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層面呈現出越來越中國化的趨向。
這裡的解釋可以有多種。一種解釋是基因論，即認為中國的制度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的思想和物質條件，有能力“再生產”，而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黑格爾就是這麼解釋中國的，他認為中國沒有歷史。的確如此，西方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走到黑格爾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變化眼花繚亂；但中國自從秦始皇帝統一中國之後，在制度層面沒有發生過任何類似西方的變化。
第二種解釋強調製度變化的緩慢性。物質層面的變化是有限的，因為它往往首先發生在某一個或者幾個領域；思想層面的變化最具有侷限性，因為它往往只發生在知識界的某些人中間。因為制度是調節社會最大多數的生活的，它不會隨著物質和思想的變化而隨時隨地地變化。在這個層面，人們往往指向既得利益對制度變化的阻礙。不過，如果社會的大多數就是阻礙變化的“既得利益”的時候，制度變化就很難進行。中外歷史上，也經常發生通過“消滅”“既得利益”而引入的制度變化，即革命。但還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對這種需要巨大的生命代價而達成的變革達成過任何共識。
第三種解釋指向“量變而質不變”，強調建立在世俗文化之上的中國製度的靈活性和伸縮能力，就是說，中國的制度能夠吸收消化任何外來的（包括來自西方）壓力，在“量”的層面不斷變革自己，而在“質”的層面（也就是在結構層面）而“再生產”自己，從而實現自我更新。
物質—思想層面的變化與制度層面的變化的高度不一致性，很直接地反映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知識體系上。簡單地說，中國的概念理論與制度實踐嚴重地脫節，知識體系解釋對制度現實沒有解釋能力。這種情況自近代到今天，不僅沒有變化，反而越來越嚴重。
用什麼解釋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就說今天人們一直在討論的“中國道路”為例吧。中國道路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物”，自近代到今天中國所經歷的歷程就是“中國道路”。如同前面所討論的，在物質和思想層面，“中國道路”受西方（不管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其他的“主義”）的影響也是顯見的。西方在這兩個層面的相關性表明，在這兩個層面西方的概念和理論能夠解釋一些東西。但在制度層面如何解釋“中國道路”呢？
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發展史觀解釋不了中國製度的演進，更不用說其他西方理論了。例如，在經濟制度層面，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的主要概念是“亞細亞生產方式”或者後來的“水利社會”。如果人們搞清楚西方思考中國的思維脈絡，就不難發現，今天西方指稱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直接和早先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水利社會”直接相關，或者說後者是前者的思想來源。
但很顯然，“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與其說是解釋中國的概念理論，倒不如說是西方對中國的偏見。自古到今，中國的“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西方的“國家”所能比的，甚至經濟本身的概念，中西方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拋開其意識形態性質不說，問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至少從漢代開始，國家始終壟斷關鍵的經濟領域。國家對關鍵經濟領域的壟斷，決定了中國沒有可能發展出西方那樣的自由市場經濟。但是，這並不是說中國就沒有市場了，中國就沒有除了國家之外的經濟角色了。
恰恰相反，在大多數歷史時間裡的大多數經濟領域，國家並不是主要的經濟角色。除了國家之外，還有民營企業、還有民間和政府的合作。近代的人們把當時的經濟分為“官辦”“官督商辦”和“商辦”是相當科學的。當然，也有外國人開辦的經濟企業，尤其是近代以來。今天的人們稱中國經濟為“混合經濟”，就是指這種複雜的經濟形態。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半壁江山是非國有的、非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超越國有部門的時候，很難用“國家資本主義”來解釋中國經濟了。那麼，用什麼來解釋呢？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從古希臘的“東方主義”到近代的“東方專制主義”、20世紀的“極權主義”再到當代層出不窮的各種版本的“權威主義”，西方解釋中國只有一個範式。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解釋，也是這個範式中的其中一個變種。無論是馬克思本人還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解釋中國的貢獻就是證明了在“東方專制主義”背後還存在一個經濟基礎，即“亞細亞生產方式”或者“水利社會”。
但正如“亞細亞生產方式”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東方專制主義”也解釋不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早期傳教士來中國的時候，他們誤以為中國比西方更為“共和”，甚至認為中國才是真正的“共和”體制，即皇帝和大臣（官僚體系）之間的“共和”。這當然是一個假象，因為中國並非“共和”，但也點出了中國皇權體系內部的權力分配的客觀狀態，這種狀態並非西方的“東方專制主義”所能解釋的。
到了今天，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的學者，基本上都是沿著這個古老的思維範式來解釋中國政治體制的，解釋這個體制為什麼那麼具有韌性。但鮮有人解釋這個體制到底如何運作？能夠用什麼樣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這個體制？尤其是當中國的社會經濟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時候，如何用原來的範式來解釋呢？中國學者完全可以通過觀察中國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來形成能夠解釋中國的概念和理論，但這個基本的任務鮮有人感興趣，導致了中國沒有能夠解釋自身的社會科學的局面。直到今天，人們仍熱衷於拿著西方的一切來解釋中國的一切。
人們有足夠的理由來質疑和懷疑近代以來所形成的中國知識體系，因為這個知識體系是對西方知識體系的簡單移植，並不能有效解釋中國自身。人們更有足夠的理由來重塑中國的知識體系。在實踐與人們所接受的理論概念之間出現巨大差異、甚至發生重大矛盾的時候，人們就會驚訝，甚至憤怒，對現實產生巨大的不滿。這種情緒在思想意識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論上則是一無所用。
無論哪個社會，在理論與現實不相符合的時候，需要改變的是理論而非現實，因為現實，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是客觀存在的。如何重塑中國的知識體系？對中國的知識界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任務。可以這麼說，如果中國學者不能擔當起這個責任或者不能完成這一任務，學者的思維會一如既往地處於“被殖民”的狀態，學者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識的“販賣者”。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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