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中國的文化創造和創新如何可能呢？這裡我要強調講三個“解放”，即從“思想和思維”的殖民地狀態中解放出來，從權力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利益狀態中解放出來。
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從思想和思維的“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中國自清末在軍事和政治上被西方類型的國家打敗之後就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國的落後的終極原因歸諸於文化。“五四運動”的核心主題可以說是“去中國化”。當然，發展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並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上世紀三十年代蔣介石政權的“新生活運動”就是要復歸傳統文化。毛澤東儘管是反傳統文化的先鋒，但他也是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實際功能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國之後，很多運動表面上看是反傳統的，但實際上是要復歸傳統，例如“學習雷鋒運動”提倡的是一種政治上的絕對忠誠。
不過，應當說明的是，所有這些運動中的中國因素已經退居到這些人的“潛意識”之中。反傳統是中國革命的主線。自“五四運動”之後，學習西方變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為西方成為了整理，那麼包括中國本身在內的非西方就變成了不是真理了。想西方學習成為政治上的正確，否則就是不正確。當然，這裡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義，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等等一切來自西方的東西。
學習西方並沒有錯，但把西方視為是真理則大錯特錯了。中國並不拒絕其他文明和價值，但中國文化本身必須成為主體。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因為沒有中國的主體意識，中國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體低位。問題在於，西方文化主導下的西方話語解釋不了中國的一切。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西方話語不能說明自己。（這一點，我在其它場合多次強調過。就是說，如果西方是蘋果，中國是橘子的話，那麼蘋果的話語是解釋不了橘子的。同樣，橘子可以學習蘋果，因為大家都是水果，但是必須明白，橘子學習蘋果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蘋果，而是要把自己變成更好的橘子。）但是，很少有人去創造，去發明。不用說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傳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那麼多的經驗。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自己的話語呢？不能產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論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選擇用西方來解釋自己。這種情況不改變，中國永遠不會有自己的話語、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論，當然更不用說是文化軟力量了。因此，我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必須花大力氣從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思維和思想被“殖民”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西方繼續要學，但中國的主體地位也必須得到確立。
第二個解放是要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中國傳統數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種依附性文化，一種以王權為核心的文化。王權文化本身只是王權體制的結果，也並沒有什麼好指責的，正如基督教和穆斯林文化是以宗教為核心一樣。但我這裡要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依附性質有效阻礙了文化的創新和擴張。
傳統上，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分為政治知識分子和非政治知識分子，分別由儒家和道家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也就是說，儒家是關係社會政治的，而道家則根本不關心現實社會的，道家往往對現實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往往崇尚自然，紮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講清靜，本來應當有很多時間來思考問題的。但因為不關係現實社會和政治，道家對中國的知識體系的貢獻很有限。道家提倡人與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體之分，猶如莊子和蝴蝶的關係，不知道誰是主體，誰是客體。這種人與自然合一的哲學在一個層面來說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很難演變成為一套科學思維和研究的體系。中國沒有出現近代自然科學，和道家的態度是有關聯的。
中國社會政治知識體系的主體是儒家。不過，儒家依附王權，為權力服務，往往變成權力的奴隸。這裡有自覺的“奴隸”和被“奴隸”兩種含義。有人說，“儒”這個字由“人”和“需”組成。從儒家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解決“人”的“需要”問題，而這種“需要”是通過服務於王權而獲得。從王權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解決服務於自己的“人”的問題，也是一種“需要”。歷史上，王權需要獲得兩種絕對的忠誠，一是知識的忠誠，即儒家，二是太監的忠誠。這兩種忠誠保證王權的絕對性，儒家管理的是國家事務，太監管理的是王權內部事務。對儒家的忠誠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講真話的忠誠，一種是講假話的忠誠，即愚忠。儘管歷史上不乏講真話的忠誠，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說假話。從知識的角度來看，中國傳統上的王權的統治術遠比其他文明發達，這是儒家的功勞。西方人強調法治，中國人強調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國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統治一個社會。但在中國，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沒有一套有效的國家制度，必須有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來做皇帝，否則天下就很難治理。我是研究政治學的，中國沒有發展出一套國家制度建設學說來，和儒家僅僅服務於王權是有很大關係的。
儒家沒有能夠發展出有關中國社會政治的知識體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儒家壟斷了知識。傳統中國被視為是儒家社會，但是社會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成為是儒家呢？比例非常之少。人人可以成為“儒”，也就是說“儒”這個階層是開放的，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過考試製度而成為“儒”，但開放性並沒有導致“儒”和整個社會的關聯。儒家壟斷了知識，並沒有努力把知識傳播到整個社會，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就是儒家沒有社會會的過程。服務於王權，這一本質決定了儒家對社會現實不那麼感興趣，自然也就沒有關於這個社會的知識。上面說過，儒家的“有教無類”思想為西方所用，對西方的大眾教育制度的建立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一思想在中國本土並沒有發揮如此的作用。
與傳統相比，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大變樣了。但是，中國知識階層的權力依附性有沒有變化呢？我的判斷是，不僅沒有變化，反而強化了。就對權力的關係來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分成三類，一類為權力服務的，一類是反權力的，這兩類是主體，第三類的是那些對政治和權力不關心人，類似於傳統的道家。為權力服務的知識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詳細討論，大家都有認識，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會說好話，為現政權辯護的人。第二類知識分子是反權力、反現存體制的人。實際上，這些人也是在追求權力，就是想用他們的知識去影響實際政治甚至得到實際政治權力。他們因此往往自覺地站在權力的對立面，也為了反對而反對。就是說，他們是要通過反權力而得到權力。
無論是為權力服務還是反權力都很難產生有關中國的知識體系。知識分子的權力哪裡來？在中國，人們往往把那些經常討論實施政治、關心現實的知識分子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但在中國已經變形了。知識分子首要的任務是解釋世界。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知識分子才會擁有權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釋好了，知道了社會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問題在哪裡，如何解決問題合改進社會，那麼即使你沒有任何權力職位，你也會得到權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會採用的判斷、診斷等來改革社會。所以，馬克思說，哲學家有兩件任務，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認識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沒有認識世界之前，你是不會有改造世界的權力的。中國的知識分子顯然不是這樣，總是沒有能力去解釋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導致權力和知識之間的惡性互動。知識想挑戰權力，權力想遏制知識。知識和權力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邊界，兩者都想互相滲透，結果兩邊都不專業。權力不專業，沒有信心，總想控制一切。知識界不專業，解釋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預政治。可以想見，如果這個惡性互動模式不改變，中國文化或者知識體系的創造還是沒有希望。
第三個解放是要從利益中解放出來。在很大程度上說，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物質利益對文化創新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權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一直強調，我們這個文明已經經歷政治上的考驗，但還沒有經過商業文明的考驗。從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到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還是保持了其對自己堅持的知識的認同，體現出了抵抗權力和反抗權力的勇氣。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革命已經徹底沖垮了知識分子對知識的應有的信念，向物質利益投降了。為“五斗米折腰”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常態。我記得溫家寶總理曾經感嘆過，中國為什麼沒有窮人經濟學家。其實，這非常容易理解。中國現在所擁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識分子，就是為各種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為窮人說話沒有利益可圖，窮人當然不會有自己的知識分子。中國不存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應當有的“有機知識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概念的話。有機知識分子能夠超越具體的利益，而為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說話。我們甚至可以說，執政黨也沒有這樣的有機知識分子。誰都想從執政黨那裡分得一塊利益，但就是沒有人為這個組織的長遠利益考慮。從知識供應的角度來說，中國目前所面臨的諸種問題例如收入分化、社會不正義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識分子是要負起責任來的。知識分子沒有能夠超越自身的利益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識。
知識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視追求私利為已任。這一特點更使得政治權力輕易吸納和消化知識分子。這一點，我們可以舉現在的科研製度的設計作為例子來說明。隨著國家的財力的增加，國家對大學、研究機構的投入也越來越多。但是，我們並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回答這些年大家談論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麼中國沒有大師級學者？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沒有培養大師的制度設計。中國的制度設計是用來控制知識發展的，而不是用來推動知識發展的。在中國的科研評審制度下，教授學者們活得很辛苦，整天要為發表論文發愁。中國的制度迫使人寫很多的文章，但阻礙人們盡心作研究。哪有教授每年都能發表優秀論文呢？即使在西方優秀的大學，如果一位教授一生中能夠發表幾篇高質量的文章，就很不錯了。舉我們政治學領域。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他寫過多少篇名著呢？沒有多少。中國的評審制度要求我們的教授每年都能寫出大文章來？這有可能嗎？結果是，一輩子也寫不出一篇想象的文章來。做研究和寫文章完全是兩碼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長期的研究基礎上的，把時間都來用在寫文章了，哪有時間來做研究呀!
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工資制度的設計也扼殺著知識的創造和創新。在中國，教授、教師和研究者們的基本工資都非常低，沒有額外的收入甚至連養家餬口都會發生困難。這要求他們把很多時間都花在申請研究經費，用各種變相的途徑把研究經費轉化成為自己的收入。這裡就產生了很多負面結果。第一，貧富分化，中國的教授中，窮的人和社會上的窮人沒有什麼差別，而富裕者猶如社會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勵科研和教育。對很多人來說，科研和教育只是副業，因為他們要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搞錢上。第三，變成錢的奴隸。教育和科研部門所掌握的錢越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現在方方面面設計了非常多的科研項目，要個方面的人來申請。你聽話了，我給你一塊；你不聽話，我就不給。除了實足的腐敗，這個制度設計所帶來的就是行政控制。在西方，教授、教師和研究這90%以上的收入都來自基本工資，工資可以給他們帶來的體面地生活，這就會他們有充分的時間來從事科研和教育。中國現在的情形如何？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來自基本工資，其餘的來自其他資源。在基本工資不能維持一個體面生活的情況下，誰有時間來做嚴肅的研究呢？如果也想西方那樣，把工資制度調整一下，讓90%的收入來源於基本工資，那麼結果就會很不一樣。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進行改革呢？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的整個教育體系從幼兒園到博士後都被利益化了。這個非常漫長的教育鏈條，被各種利益所分割。那麼多的寄生於教育的機構，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設計了無數的項目，通過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會壓力，施加於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標是傳授知識和生產知識。但現在中國教育的各個環節出了錢，毫無目標。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來越多，但中國產生了一個像樣的學者嗎，更不用說是大師了。現在連兩院院士都成為各種組織爭取利益的工具。中國的教育者應當看看西南聯大時期的情況，在那麼惡劣的情況下培養出如此多的大師。可以說，錢越多，教育就越腐敗。中國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中去了。結果犧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為接受教育是文化發展和創新的前提，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根本就談不上生產和創新知識和文化體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對文化創新來說，中國又圈養了一大批不會創作的作家、藝術家、歌唱家等等。為什麼這些事業單位不可以企業化呢？中國的市場那麼大，這些群體通過市場機制可以過好的生活；同時，市場機制的壓力也可以刺激他們的創作精神。這個改革為什麼不能進行呢？
更為嚴重的是政府部門更是對這種制度進行“尋租”來追求物質利益。例如教育部。這些年來，教育部設計了多少評審、評估等名目繁多的的項目呢？很多項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實際的目標就是明目張膽地向社會要錢、向學校要錢。
現在大家都在講文化創新，知識創新。但如果所有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麼文化知識創新只會是幻想罷了。正如開頭所講到的，儘管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創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有關方面也開始有具體的政策來追求這些目標，但沒有基於自身的文化創造和創新，拿什麼“走出去”呢？能夠向世界銷售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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