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2 鄭永年：中國與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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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美關係的變化，並非簡單的雙邊關係的變化，就其實質來說，種種變化折射出了中國和現代國際體系關係的變化。因此，一個首要的問題是，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勿容置疑，在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舞臺上，西方一直是主角，國際秩序也是西方諸國確立起來的。儘管其他國家也有參與，但最多也只是配角。二戰以來人們稱之為“戰後秩序”的國際秩序，也是美國主導下的西方所確立起來的。蘇聯和中國也有份參與這個秩序的建設，但不是主體。在冷戰期間，蘇聯另起爐灶，形成了自己的小集團，這使得其為世界秩序所排斥。

儘管中國也參與了這個秩序的確立過程，但因為在冷戰期間中國不是在美國陣營，中國很長時間被排斥在外。中美建交和進入聯合國之後，中國開始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但很難說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

就體制而言，國際秩序表現為一系列國際組織機構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在這些機構內部，領導職務長期以來牢牢被西方國家所掌控；這些國際組織的議程也是被西方所把握的。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裡，中國與國際秩序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驅動變化發生的是中國的改革和外部，尤其是外部開放。在開放方面，概括地說，中國迄今走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請進來”。主要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改革初期，中國處於鄧小平稱之為“貧窮社會主義”的階段，經濟體量在整個世界經濟體中微不足道，人均國民所得不到300美元，資本高度短缺。為了發展，中國主動向外資開放，即“請進來”。最先進入中國的不是西方資本，而是海外華人資本，包括香港、臺灣和新加坡。西方資本只在90年代開始才進入中國市場。應當強調的是，在這個階段，中國實行的實際上是“單邊開放”政策，即不管其他國家是否向中國開放，中國都向這些國家敞開大門。

第二階段是“接軌”，發生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即90年代後期。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花大力氣對內部的各種法律、制度和政策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以符合國際規範。這一步非常關鍵。如果沒有這一步，中國的法律體系（至少在經濟層面）、經濟制度和政策就缺少改革的動力。因為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多邊組織，中國“接軌”的過程也是學會“多邊主義”操作手段的過程。

第三階段是“走出去”，這是本世紀初以來的一個過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說是中國大規模“走出去”的始點。“走出去”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中國製造品的“走出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很快成為世界製造工廠，中國製造的產品源源不斷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主要是西方世界。其次是資本的“走出去”。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裡，中國很快從一個資本高度短缺的經濟體，轉化成為資本過剩的經濟體。就資本而言，中國的資本和西方的資本一樣，需要走到可以獲利多的地方。

“走出去”開始改變中國和西方（國際社會）關係的性質。無論是“請進來”還是“接軌”，中國和外在世界不存在實質性的衝突。一到“走出去”的階段，關係就發生了變化。當中國“走出去”的時候，馬上發現這個世界的地緣政治是西方主導的，西方已經佔據了地緣政治的要點，中國因此只好走向那些西方利益薄弱，但風險極高的地區。一旦中國走向已經有西方力量存在的地方，衝突馬上就發生了。

開放後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改變

和中國開放政策相適應，中國和國際社會尤其是國際組織的關係也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加入”。與前蘇聯“另起爐灶”方法不同，中國選擇的是和國際社會“接軌”。在這一戰略選擇指導下，中國積極加入現存國際組織。我們今天所經歷的被稱之為“全球村”的國際體系，和中國的選擇分不開。如果中國做了早先蘇聯式的選擇，這個“全球村”就很難形成。

第二階段是“改革”。正是因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是國際秩序構建的主體，對像中國這樣的後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個國際秩序並非公平和正義，且體現國際秩序的國際組織內部的權力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中國一直在呼籲國際秩序的民主化和公平正義。中國在加入這些組織以後，一直力主內部改革。中國代表發展中國家，希望這些組織能夠通過改革來更充分地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近20年來，發展中國家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的份額越來越大，但這並沒有反映在國際組織內部的權力分配上。中國的改革呼籲也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中國在各個國際組織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不過，中國地位的上升也意味著其責任的增加。今天，中國在國際秩序中承擔著越來越大的責任。

第三階段是“創新補充”。“創新補充”是近幾年來的新趨勢。維護和改善現行體制仍然不足以應付新產生的挑戰，例如隨著全球化，世界各國之間並不是變得更公平了，而是相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富國與窮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收入差異越來越大，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公平。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中國也承擔著發展現存國際體系的責任。

中國近年來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銀行等區域組織，並推出“一帶一路”經濟倡議，意在推動區域和全球經濟發展，引領新一波全球化。不過，中國領導人明確並且再三強調，中國這樣做並非要取代現有的區域和國際組織，而是作為補充，使得現在的秩序更強大。實際上，不難發現，中國在引入制度創新的同時，也是戰後秩序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和維持者。

在這些基礎上，中國更進一步提出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這是中國和國際秩序互動的自然結果。如果沒有中國和世界秩序的接軌，就不會有這個概念的產生。在這個概念指引下，中國不僅加大內部改革開放力度，而且在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時候，接過“自由貿易”的大旗，引領經濟全球化。

當中國經歷著崛起和扮演越來越重要國際角色的時候，美國則感覺到其相對的衰落。儘管在物質意義上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強國，例如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大的軍事強國，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仍然為世界上最強，但美國的自信心一直處於下滑狀態。這主要還是內外部因素所致。在外部，美國一直解決不了帝國“過度擴張”的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進入國際體系以來，美國一直處於擴張之中。

在美蘇冷戰期間，世界一分為二，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體系同以蘇聯為核心的東方體系對抗，美國的擴張行為實際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但在蘇聯集團解體之後，美國（包括整個西方）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大擴張，一霸獨大，造成了“過度擴張”的問題。美國要支撐這麼一個龐大的帝國，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

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歷屆美國政府都意識到要解決這個問題，但同時美國很難從世界各地區真正收縮，因為

美國衰落產生的巨大影響

美國的相對衰落不僅僅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而且對全球的整體地緣政治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地緣政治而言，今天的世界儼然是一個群雄逐鹿的局面。俄羅斯、土耳其、德國、法國、印度、日本等大國或者中等國家，都在全球範圍內競爭影響力。而在地區層面，中東的中等國家、亞洲的中等國家也都在競爭區域大國地位。這種競爭不僅表現在經濟和軍事領域，更表現在各國民族主義的崛起上。今天，民族主義再一次成為這些國家的外交主題。

無論是世界體系還是國際秩序，大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小國所能比。隨著美國的衰落，美國必須處理好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同時其他大國又是美國的競爭者或者說可能的競爭者。如此，美國對這些其他大國的定位和關係是很不相同的。很顯然，日本一直是美國的盟友，兩者在安全方面是高度整合的，儘管在其他領域也會發生衝突。

美國對印度的定位是潛在的盟友，這不僅僅是因為印度是民主國家，而且更是因為印度可以成為中國潛在的敵人。這麼多年來，印度是美國和日本拉攏的對象。儘管美日要整合印度的安全並不容易，但這個方向是很明確的。土耳其也想恢復其過去的帝國夢，但這個國家主要是北約和俄羅斯的關係，美國可以通過北約處理和土耳其的關係。

儘管有其他競爭者，但在今天新的地緣政治格局裡，美國主要要處理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儘管2017年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和俄羅斯並列為“最大的威脅”，但實際上，

但是20年過去了，俄羅斯不僅沒有強大，反而更脆弱了。今天俄羅斯的經濟體比加拿大還小，並且內部仍然是寡頭政治和經濟。尤其是，俄羅斯的人口減少很快，嚴重製約著其長遠的發展

但美國和俄羅斯的新冷戰實在是過高地估計了俄羅斯的力量。對美國和西方來說，俄國主要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例如干預西方的選舉政治、克里米亞問題等。儘管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仍然強大，但其軍費僅僅只是美國軍費的一個零頭，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僅僅是前蘇聯的遺產。如果俄羅斯的經濟基礎繼續薄弱，其軍事實力也繼續會受到嚴重製約。西方媒體出於對俄羅斯的仇視，過度炒作俄羅斯。但在西方戰略家看來，對美國西方地緣政治的主要威脅仍然是中國。

正是因為中美關係的變化反映了兩國各自在國際體系地位的變化，中美之間的競爭或者衝突也具有了國際性。中美關係的未來也基本上決定了世界體系的未來。

作者丨鄭永年

轉自丨正角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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