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学中源”说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的思潮之一,贯穿清朝始末，尤其在甲午后泛滥，达到高潮，出现了《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等集大成之作。本文则是通过深入分析这两大部书之一《格致古微》成书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论证方式等方面，最终展现甲午后“西学中源”说论证方向和论证方法上的特点，并揭示清代学术史的一些问题。
撰文｜张明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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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源”说从明末发端，在清代几次流行，每一阶段对西学的作用却不尽相同。洋务运动时期，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为了抵制传统的阻力，更方便地引进西学西技，积极鼓吹“西学中源”说，此时是为了引进西学。不过甲午之后，“西学中源”说的主要路向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有维新派人士鼓吹它，以便引进西方的政治和教育体制，但是这时两部“西学中源”大成之作《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的问世，其主要目的则不再是为了引进西学，而是要捍卫中学。为什么甲午后“西学中源”说的目的发生了截然对立的转变？鼓吹者是如何论证的？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当时“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之作《格致古微》的历史背景和论证方式进行分析发现，甲午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严重危机，捍卫中学成为广泛共识。由于时人对西学已经有相当的了解，故“西学中源”的论证只能沦为表面化和形式化，为了目的肆意歪曲，完全背离学术的理性。
一 甲午后“西学中源”说路向的转变
“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的引进，不同时期，作用不同。早期康熙朝到乾嘉时期，鼓吹它对引进和应用西学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到了道光朝晚期，学者们又开始用“西学中源”说来鄙夷西学，认为西学不过是窃自中国，罗士琳的《续畴人传》就是这一心态的集中反映（[1]，页664-665）。而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人士了为了引进西学西技，又大力鼓吹这一观点，使它更加流行，对于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又起到了促进作用。到了1890年左右，伴随着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加深，对“西学中源”的质疑越来越多[2]，但此说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在甲午之后更加泛滥，不过其主要目的已经发生转变，开始捍卫中学，抵制西学。导致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就是甲午战败所引起的传统文化危机。
甲午战败使洋务运动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宣告三十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这场劫难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来说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虽然此前中国也遭遇过几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但是大体总归因于对方的船坚炮利。于是从1860年左右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就在于技术，至于中华文化，也就是华夏古圣人传下来的纲常名教则是最文明先进的，我们只需在落后的技艺上做些修补和引进即可。但是引进西方技术三十多年了，我们的炮非不利船非不坚，竟然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一直被中华视为撮尔小国的日本——这对中国人自尊的打击非常巨大。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光绪帝常在深夜里彷徨难眠，白天里“临朝痛哭”（[3]，页781）。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开始觉醒，比如远在内陆陕西省的一个普通书院的山长刘光贲，生平“僻隐于陕甘内地，未尝外游他省，乃久伏故土，向不闻天下事者”，甲午海战后却“大受刺激，欲挽危亡，不可终日”([4]，页433)，亲自派门生向东出关寻访救国之道。《格物中法》的作者刘岳云曾是一个传统官员，甲午后情绪失控，差点想投笔从戎（[5] ，页8）。类似的记载在这一年诸多知识分子的笔记中大致都能翻到。正如梁启超在《京城戊戌政变记》里说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6] ，页1），也正如何启、胡礼桓《新政始基》所说的那样：“未之战也, 千人醉而一人醒……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一战而人皆悟也”（[7] ，页183）。甲午惨败使沉湎于天朝上国自大情绪中的国人彻底清醒，清醒之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是否出了问题，一时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质疑此起彼伏，直指伦法纲常，文化危机感大大加深，甚至有人提出除全盘西化外别无他路。 [8]
与此同时，维新运动开始兴起，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鼓吹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和制度，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变相西化，这更引起传统士人的惊恐，他们认为纲常名教将不保，几千年文脉则会从此断送。湖南守旧人士叶德辉曾经说过：“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9]，页421）。翰林院大学士王仁俊则指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通”，否则不出十年，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结局必定落得“夷于禽兽”（[10]，页257-265）。宋育仁表示如果西学、西教统治了中国，那么传统文化就会彻底被推翻，中国的古圣先贤名望全无：“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是处，《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11]，页388）
在传统文化的危机笼罩之下，上至皇帝和封疆大吏，下至小民，无不对此感到惶恐震惊，大部分传统中国士人对于坚持祖宗传统几乎成为一种骨子里的本能，于是“保国、保种、保教”呼声从各地爆发，各路人士都在积极发掘中国上古学说，无论是守旧派还是维新派都在通过中国上古三代之学来证明自己，并为各自政见辩护。正如一个学者所说的那样：“今日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12]，页13）。对于在中西之争中颓势已显的中学，如果说它是西学之源，则无疑是对中国人莫大的心理安慰，所以“西学中源”说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捍卫中学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
此时提倡“西学中源”说有两种意义，一是既然世界文明都源自中学，那么中学是至上的、不可动摇的。二是既然中学能发展出西学，那么发掘中学就可以战胜西学。因此，在1890年左右已见颓势的“西学中源”说，竟然在甲午后更加泛滥，但其主要目的却和洋务运动时期大相径庭了，转为捍卫中学。
于是“西学中源”说的两部集大成之作——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和刘岳云的《格物中法》相继问世了。这两大著作努力论证西方一切包括格致之学、政治制度和文化都是源自中国，其目的是凸显中华文化的唯一性和至上性。文化保守人士屠仁守也著《格致谱》来论述“西学中源”，他以天、地、人、神为纲，构架一个完全独立于西学的中学自然知识体系来与西学一一对应，由于篇幅有限则不在这里进一步阐述了。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以捍卫中体为主的“西学中源”说的学者们，其学术背景也和洋务时期提倡“西学中源”说的人士大为不同，不再是理学家们，而是以汉学家为主的学者和官员们，代表人物有俞樾、王仁俊、王先谦、张之洞等人。这时候的“西学中源”说相比于以前已经没有更多的耐心去论证，更偏于浮躁和叫嚣，仅仅是为了持论者的目的而被肆意发挥，尤其以《格致古微》为典型。此书究竟是如何论证“西学中源”说来捍卫中学的？我们将在下面深入分析。
二 《格致古微》历史背景
《格致古微》最早刊行于1896年，作者为晚清翰林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 江苏吴县东山人，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以汉学为其学术立足点。他曾在上海创办实学报馆，后来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存古学堂，聘其为教务长，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教授，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充学部图书局副局长等职。王仁俊长于辑佚，精于史学及敦煌学，辑印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此举为西夏学的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他还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汉书艺文志考证校补》《补西夏艺文志》《辽史艺文志补正》《毛诗草木今名释》《尔雅疑义》《白虎通义集校》《存古堂丛刻》等，民国2年（1913）卒于北京。
前面提到，1895年前后，由于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传统文化的危机感陡然加大，外国人称呼中国为“半教之国”的说法更让一直以“神明贵胄”自居的中国人倍受打击。这时候的守旧者再也不能像倭仁在天文馆之争中那样，高调地大谈修德柔远来回避西学了。在西学进入中国已经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如果还想让传统中学在士人心中保持至上地位，他们就只能花大力气一条一条地来论证西学源自中学了。在光绪乙未年（1895）闰五月光绪帝自强诏为国献计献策的号召鼓动下，王仁俊在短时间内仓促著书。为该书写序的学者中有俞樾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春秋鼎盛的青年，从一个侧面也看出挽救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共识。
虽然《格致古微》在序言里面呼吁中西并重，自序中对西学也做了一些正面评价，但这不过是他作为张之洞的幕僚为了迎奉其“中体西用”而附和的冠冕之词，因为从他的论著中很难看到一点支持西学的痕迹。他在《格致古微·略例》中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就是严夷夏之防：“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13]，则例，页1）
撰序人之一的俞樾也明确表达了要把西学纳入中学的主旨，他赞扬王仁俊的《格致古微》是“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13]，序，页1）。王仁俊本人如乃师所盼，也一直致力于此，在他主办的《实学报》表达了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西学决不能凌驾于中学之上的治学方针：
为学之道，千条万绪不能出圣教范围，善乎京都官书局议立学堂之言也。曰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4]，页207）
能把中、西学统一起来的理论恐怕就是只有假想出来的“西学中源”说了——既然西学是中国古代流传过去的，那么西学本来就是中学，中学显然更胜一筹。对《格致古微》作序的其他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比如林颐山在序中写到：“虽泰西诸家澄思妙虑、触类引伸历万变而不离其宗。……中土人材讵真逊于泰西也？”（[13]，序，页3）王的同学胡玉缙在《格致古微跋》中指出此书可以用中学来影响西学，甚至可能以夏变夷：“人人有变于夷之惧。吾则谓正用夏变夷之时”（[13]，序，页4）。以上几人的观点基本上反应了王仁俊“西学中源”说维护中学，严夷夏之防的目的。
于是王仁俊在书中搜集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和西学有关的大量材料作为论据，并以经、史、子、集为编目，逐一论证当时西学所有的学科皆源自中国，其内容的广度无人能比，相比于清初、清中的“西学中源”论，他的办法也是开创性的。又加之朝廷重臣张之洞的资助和宣传，使该书一时名声大噪，屡次再版，成为甲午后捍卫中学最有名的一部“西学中源”说的专著，而这部著作是如何论证“西学中源”说的，则是下文关注的重点。
三 《格致古微》的组材构架
《格致古微》全书内容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王仁俊引证了中国古代典籍、正史野史、诸子百家、神话传说、佛经典故等达180种之多，并且又收录了“西学中源”从明末发端以来诸如梅文鼎、戴震、阮元、邹伯奇、张自牧、薛福成、刘岳云等人的现成观点，并把上述这些所有的材料，按照“经、史、子、集”分类收录，最后构架成书。这种构架方式正是照抄中国古代对儒家典籍的常见分类办法。王仁俊按照这一种构架方式来阐述“西学中源”，足已展示出他要把西学纳入中学体系的目的。
在第一部分“经”部中，王仁俊把传统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中庸》《大学》《吕氏春秋》《孟子》《淮南子》《尔雅》《广雅》《京氏易传》《春秋元命苞》《春秋纬》《考灵曜》等原著及注疏中的一些内容摘抄下来，附会西方科学的一些内容，论证西学源自中土。
在第二部分“史”部中，则基本上以时间为序，把中国各朝史书、史料，从《山海经》《国语》《史记》《汉书》《晋书》，一直到《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甚至如《水经注》《文献通考》《穆天子传》《晏子春秋》《晋阳秋国志》《大业拾遗》等专著中所记载的各种事件来附会西学。只要古人有关于和西方科技相关的东西，他就宣称西方的科技肯定源自中土。
在第三部分 “子”部中，王仁俊根据《荀子》《列子》《墨子》《孔丛子》《张子》《孙子》《司马法》《管子》《韩非子》《周髀》等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记述来附会“西学中源”说。其中工商类的重点是《管子》，其中的等篇被逐一发掘并附会。医学类的重点是《黄帝内经》，其中的等篇被逐一分析。物理学的重点是《墨子》，作者比起以前张自牧等人又前进了一步，他的眼光不再仅仅局限于篇，而是几乎把《墨子》各篇等，都继续发挥了一遍，逐一附会上各项西学。天文学的重点则是《周髀》，作者分别大段篇幅的论述。
在第四部分 “集”部中，作者显示出他雄厚的汉学功力，通过大量的杂记、杂家专著来阐述“西学中源”说，内容极其广泛，取材蔚为大观，时间则上至先秦下至清初。杂家类的有《子华子》《愼子》《鹖冠子》《尸子》《鬼谷子》《计然子》《关尹子》《庄子》《郁离子》《亢仓子》《吕氏春秋》《楚辞》《文选》《淮南子》各篇，《论衡》诸篇，《梦溪笔谈》诸篇；佛经类的包括《大集经附》《起世经附》《处胎经附》；道经类有《修行地道经》、《阴符经》、《黄庭经》；集成类图书有《文苑英华》《初学记》《续博物志》《困学纪闻》等等。余下的是大量的文集、笔记小说、神怪故事杂记等，诸如《金楼子》、《伏侯古今注》、《震泽纪闻》、《震泽长语》、《草木子》、《孔六帖》、《辍耕录》、《邺中记》、《朝野佥载》、《广五行记》、《闻奇录》、《宾退录》、《野获编》、《梦梁录》、《七修类稿》、《暇日记》、《拾遗记》、《庭闻属略》、《皇朝礼器图式》、《物理论》、《顾况集》、《刘歆集》、《陆机集》、《谢庄集》、《颜竣集》、《梁武帝集》、《王安石集》、《刘敞集》、《欧阳修集》、《真德秀集》、《刘因集》、《苏伯衡集》、《王文恪公集》、《孙樵集》、《宋璟集》等等。
从上所述，本着“六经皆我之注脚”的思路，王仁俊实际上先根据他所认知的西方科学的一些具体内容，再去从中国传统典籍和史料中去搜索和其有关的内容，因此来比附西学，再按照传统典籍的分类办法，以经、史、子、集为框架重新装回去，向人展示西学实际上都包含于中学，在经、史、子、集中处处都能找到西学的源头。
四 《格致古微》的论证方式
在《格致古微》庞大的论证体系中，王仁俊是如何论证西学源自中土的？他的组材办法和论证方式又是如何？这些从来没有被深入地研究过。笔者从《格致古微》的内容出发，试着举例分析王仁俊的论证是如何进行展开的，并向读者展示清代“西学中源”说通过夸张、附会、纂改而发展的实际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清代学术的情况。
1. 篡改原文、层累错误的加工
这类论证一般是前人学者对史籍有所误读，王氏于其上再加以发挥，去掉不合于己的部分，或者直接夸大篡改，一个原始的观点一步步被歪曲，把最初推测的变肯定，最后成为“西学中源”的论据，这种方法在《格致古微》中最常用到。但是始作俑者却并不是王仁俊，笔者发现整个清代号称朴学盛行，但学者们在著作中为了自己的需要而任意篡改原文的现象非常常见。 梳理这一过程非常有趣，下面将举例阐述。
⑴ 西域天文
《旧唐书》对西域诸国描写中有一段关于拂菻国的文字：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15]，页5314）
《旧唐书》的这段记载只是描述拂菻国风物，讲其都城有一座报时精确的大钟，确切与否已经实不可考，这种叙述是比较客观的。但清初以“实事求是”为学术准则的顾炎武在转述《日知录》这段论述后，突然冒出一个主观论断，认为西域天文学自古发达，而且不源于回回和西洋：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书》：泥婆罗国，颇解推测盈虚……拂菻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盖不始于回回、西洋也。 （[16]，页35）
顾炎武这个新冒出来的判断是《旧唐书》原文根本没提到的话题。可是王仁俊并没有对此作详细考证，只是搬抄过来，并且进一步歪曲。顾炎武在其文中只是说西域天文独立发展，和回回、西洋无关，而王仁俊却进一步歪曲成——既然西域发达的天文学不源自回回和西洋，那么它肯定源自中国了：
拂菻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案顾炎武《日知录》曰：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盖不始回回，西洋也。据顾说知西人袭吾中法不自今日始矣。（[13]，卷二，页22）
⑵ 地动仪
地动仪的论证也是这个路子。第一次西学东渐时，罗马教廷对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没有认可，传教士也比较谨慎，没有向中国人正式传播，所以中国人对于地动日静的宇宙模型并不了解，也就没有对于地动说的讨论。乾隆时期传教士蒋友仁（Benoist Michael， 1715－1774）来华，终于带来了哥白尼的日心说，遂在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的学者对日心说一开始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发现这一模型的确更符合历法运算时，态度又开始转变，最终肯定了日心说。
在中国人认可日静地动说之后，乾隆时期钱大昕就在《潜研堂集》里指出中国古代的“地有四游”就是西方的日静地动说（[17]，页858）。不过明确提出“地动说”源起中土的是阮元，尽管他早年坚决反对“地动说”，批判其“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18]，页619）。但是，当“地动说”被学界肯定的时候，阮元也开始承认地动说，并寻找其“西学中源”说的证据，最终找到张衡（平子）的地动仪，他在《续畴人传》的序中说:
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 其器不传, 旧说以为能知地震, 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 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1]，页2）
张衡地动仪指的是地震，自古皆知。连阮元都说“旧说以为能知地震”，但他认为旧说“非也”，接下来就故意混淆地动仪中“地动(震)”和日心说中“地动”的概念，宣称两者是一回事，并指出蒋友仁的“地动说”有可能源自于此。但到了王仁俊这里，阮元的推测经过王仁俊的处理都改为肯定性的论断。
（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格致古微》（括号内为王仁俊自己删减掉的字）。（[13]，卷五，页25）
删掉的这些字看似不多，但是却把原作者的推测之意彻底改为肯定之意，歪曲史料，目的都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通过对前人论述进行文字上的细微修改来改变原意，这是王仁俊的“西学中源”说的常用手段之一。
⑶ 西方数学
对于西方数学源自中土的说法，王仁俊也是这个路子。阮元在《畴人传》中指出西人窃取了中国算学，而后精益求精超过中国：
西人尚巧算，屡经实测修改，精务求精，又值中法湮替之时。遂使乘闲居奇，世人好异喜新，同声附和，不知”九重“本诸《天问》，借根法仿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畴人传》（[1]，页2）
阮元虽然认为西方数学源自中土，但他认为西方数学是比中国数学更为发达的，其原因是由于其“屡经实测修改，精务求精”，还是肯定了西人的优秀之处，而且指出西人对中国的数学也只是“暗袭”。在王仁俊的处理下，西人的优点都被删除，也不再是“暗袭”，修改后的文字如下：
西人尚巧算，（屡经实测修改，精务求精，又）值中法湮替之时。（遂使）乘闲居奇，世人（好异喜新），同声附和，不知”九重“本诸《天问》，借根法昉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法——《格致古微》（[13]，卷五，页25）（括号中是王仁俊转述《畴人传》中删减掉的字）
经过王仁俊的处理可以看到西人已没有任何优点，他们的所为就是无耻之徒的行径。
同阮元相比，王仁俊对西人已经是完全仇恨的态度。
2．断章取义
王仁俊也善于从古籍中摘选例子，断章取义式地论证西学源自中土，比较典型的有地圆说。就西方的地圆说源自中土的论证，王仁俊举出了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中的一段论述：
《草木子》：北极，瓜之蒂也；南极，瓜之攒花处也；赤道，瓜之腰围也。案即彼天体椭圆说也。（[13]，卷四，页13）
这一论述乍看上去颇令人震惊，似乎明代的叶子奇已经知道了地球为一似瓜的椭球体，尤其是在现代人已经知道地球是椭球体这一常识的背景下，更容易这样联想。可是仔细翻阅叶子奇的原文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那段话的前面，叶子奇还有一段对于天和地的叙述：
天始惟一气尔。庄子所谓“溟滓”是也。计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浊，历岁既久，积而成土。水土震荡，渐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势焉。于是土之刚 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乃生万物，万物化生而变化无穷焉。（[19]，页1）
叶子奇认为大地是水中“滓浊”年久沉积而来，这是传统浑天说的一种解释，根本没提到地球是圆球的看法，接下来他解释了前面所说的“南北二极”和“赤道”的概念：
南北二极，所以定子午之位。历家因二极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极，瓜之蒂也；南极，瓜之攒花处也；赤道，瓜之腰围也；指南针，所以通二极之气也。 赤道为天之腰围，正当天之阔处。黄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19]，页1）
这里的“赤道”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它是“天之腰围”，“天之阔处”，所谓的“瓜蒂”和“攒花处”，都不过是天的南北极而已，在王仁俊断章取义之下，仿佛明代已经有了地圆说。
3. 用中国古代技术简单附会西方现代科学
这种附会在西学和机械方面比较多，他认为西医源自中国的论证如下：
《周礼》：“疡医掌肿溃、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剂”。《郑注》：“劀谓刮去脓血，杀谓以药食其恶肉”，案即彼治外伤疡法所本。（[13]，卷一，页6）
《方伎传》：华佗精于方药……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案此亦西医所本也。（[13]，卷二，页4）
当时中国人对西医的直观印象就是手术，所以认为割疮去瘤就是西医之本，殊不知西医本是科学体系之下的系统学科，不仅仅止于外伤手术。机械方面也有很多类比，王仁俊并不懂现代科学，因而把中国古代的“技巧”与西方现代机械学混淆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周书薛憕传》：魏文造二奇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盖有山，山有香气，……皆置清徽殿前。器盈似觥而方，满则平，溢则倾，憕各为作颂。案此中国于机器可见未尝无人，彼特窃吾唾余耳。（[13]，卷二，页14）
《太平广记·伎巧二·引》：炀帝敕杜宝修水，饰图经总七十二势，刻木为之，……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撑船在船后……案此知中国于机未尝无人，特玩物丧志古人且禁矣。（[13]，卷二，页32）
最常见的一种论证就是形式上的牵强类比，只要古人有关和西方科学相关的东西，他就认为西方的科技肯定源自中土。
《史记·货殖列传》：“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案此西人铁政之所放。（[13]，卷二，页3）
《南齐书·祖冲之传》：祖冲之注《九章》造《辍术》数十篇。案此西人筹算之所放。（[13]，卷二，页9）
《新唐书·太宗·九王传》：曹王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疾进。案即彼火轮船所放，特加精密耳。（[13]，卷二，页22）
《荀子·劝学》：青，取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案荀子取譬学之不可已，而化学之精义即于是出。（[13]，卷三，页1）
可以看出，王仁俊把传说中的“机巧”等同于西方的机械工业，把战国时候邯郸冶铁等同于欧洲的钢铁工业，把荀子对自然变化的简单描述等同于现代化学等等。此类的论证方式基本覆盖了《格致古微》大部分篇幅，那就是把中、西方稍有类似的东西，不管是不是一个层次或一个范畴，也不管时间先后，都简单粗暴地牵强附会为西学源自中土。也可以看出，在认识到中、西学差距巨大的时候，中国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论证已经基本丧失理性。
小 结
从前面的举例可以看出，王仁俊在著书之前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西学肯定源自中土，尽管他搜集了极其丰富的中华典籍和史料，并以经、史、子、集为纲来组织。实际上他的结论是在论证之前就已经完全定下来的，所以他的大部分论证都是倒因为果，都是在他本人已经认识了各种科学常识后，以此为标准去中华典籍中寻找与之有关的东西，这种做法恰恰是为当年《续畴人传》作者罗士琳所不齿的“用西学诠释中学”的做法。
即便如此,也很难把中学和西学联系起来，最终王仁俊就应用了各种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篡改原文等手段来为自己论证。其各种荒唐连王的幕主张之洞也批判他的牵强附会，自欺欺人（[20]，页161）。但是王仁俊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中学的正体地位 ，恰能被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所需，张也就听之任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甲午之后，几位立著鼓吹“西学中源”说的著名学者都是汉学家，而汉学家是以考据立学的，他们号称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但从对“西学中源”论证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遵守甚至远远背离了这些原则，这是令人震惊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清代的学术一直被烙上经世致用的标签，所以学术的客观性就不免要退居次要地位，学者们可以为了个人的目的而明目张胆地采用篡改、附会、甚至颠倒黑白。对这一现象的反思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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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14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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