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學中源”說是清代學術史上重要的思潮之一,貫穿清朝始末，尤其在甲午後氾濫，達到高潮，出現了《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等集大成之作。本文則是通過深入分析這兩大部書之一《格致古微》成書的歷史背景、組織結構、論證方式等方面，最終展現甲午後“西學中源”說論證方向和論證方法上的特點，並揭示清代學術史的一些問題。
撰文｜張明悟（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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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中源”說從明末發端，在清代幾次流行，每一階段對西學的作用卻不盡相同。洋務運動時期，奕訢、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為了抵制傳統的阻力，更方便地引進西學西技，積極鼓吹“西學中源”說，此時是為了引進西學。不過甲午之後，“西學中源”說的主要路向發生了變化。雖然還有維新派人士鼓吹它，以便引進西方的政治和教育體制，但是這時兩部“西學中源”大成之作《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的問世，其主要目的則不再是為了引進西學，而是要捍衛中學。為什麼甲午後“西學中源”說的目的發生了截然對立的轉變？鼓吹者是如何論證的？這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本文通過對當時“西學中源”說的代表之作《格致古微》的歷史背景和論證方式進行分析發現，甲午之後，中華傳統文化出現嚴重危機，捍衛中學成為廣泛共識。由於時人對西學已經有相當的瞭解，故“西學中源”的論證只能淪為表面化和形式化，為了目的肆意歪曲，完全背離學術的理性。
一 甲午後“西學中源”說路向的轉變
“西學中源”說對於西學的引進，不同時期，作用不同。早期康熙朝到乾嘉時期，鼓吹它對引進和應用西學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到了道光朝晚期，學者們又開始用“西學中源”說來鄙夷西學，認為西學不過是竊自中國，羅士琳的《續疇人傳》就是這一心態的集中反映（[1]，頁664-665）。而到了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人士了為了引進西學西技，又大力鼓吹這一觀點，使它更加流行，對於西學在中國的發展又起到了促進作用。到了1890年左右，伴隨著國人對西學的認識加深，對“西學中源”的質疑越來越多[2]，但此說沒有因此消亡，反而在甲午之後更加氾濫，不過其主要目的已經發生轉變，開始捍衛中學，抵制西學。導致這一轉變的主要原因就是甲午戰敗所引起的傳統文化危機。
甲午戰敗使洋務運動苦心孤詣經營起來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也宣告三十年洋務運動的破產，這場劫難無論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來說都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震動。雖然此前中國也遭遇過幾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但是大體總歸因於對方的船堅炮利。於是從1860年左右開始推行洋務運動，國人普遍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差別就在於技術，至於中華文化，也就是華夏古聖人傳下來的綱常名教則是最文明先進的，我們只需在落後的技藝上做些修補和引進即可。但是引進西方技術三十多年了，我們的炮非不利船非不堅，竟然在甲午戰爭中敗給一直被中華視為撮爾小國的日本——這對中國人自尊的打擊非常巨大。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光緒帝常在深夜裡彷徨難眠，白天裡“臨朝痛哭”（[3]，頁781）。社會各階層人士也開始覺醒，比如遠在內陸陝西省的一個普通書院的山長劉光賁，生平“僻隱於陝甘內地，未嘗外遊他省，乃久伏故土，向不聞天下事者”，甲午海戰後卻“大受刺激，欲挽危亡，不可終日”([4]，頁433)，親自派門生向東出關尋訪救國之道。《格物中法》的作者劉岳雲曾是一個傳統官員，甲午後情緒失控，差點想投筆從戎（[5] ，頁8）。類似的記載在這一年諸多知識分子的筆記中大致都能翻到。正如梁啟超在《京城戊戌政變記》裡說道：“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6] ，頁1），也正如何啟、胡禮桓《新政始基》所說的那樣：“未之戰也, 千人醉而一人醒……一戰而人皆醒矣，一戰而人皆明矣，一戰而人皆悟也”（[7] ，頁183）。甲午慘敗使沉湎於天朝上國自大情緒中的國人徹底清醒，清醒之後中國人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是否出了問題，一時間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質疑此起彼伏，直指倫法綱常，文化危機感大大加深，甚至有人提出除全盤西化外別無他路。 [8]
與此同時，維新運動開始興起，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鼓吹積極引進西方文化和制度，從某種程度上就是變相西化，這更引起傳統士人的驚恐，他們認為綱常名教將不保，幾千年文脈則會從此斷送。湖南守舊人士葉德輝曾經說過：“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為擾亂時政”（[9]，頁421）。翰林院大學士王仁俊則指出“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通”，否則不出十年，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結局必定落得“夷於禽獸”（[10]，頁257-265）。宋育仁表示如果西學、西教統治了中國，那麼傳統文化就會徹底被推翻，中國的古聖先賢名望全無：“如彼學所云，則一部《周易》全無是處，《洪範》五行、《春秋》災異皆成瞽說，中國所謂聖人者，亦無知妄男子耳”。（[11]，頁388）
在傳統文化的危機籠罩之下，上至皇帝和封疆大吏，下至小民，無不對此感到惶恐震驚，大部分傳統中國士人對於堅持祖宗傳統幾乎成為一種骨子裡的本能，於是“保國、保種、保教”呼聲從各地爆發，各路人士都在積極發掘中國上古學說，無論是守舊派還是維新派都在通過中國上古三代之學來證明自己，併為各自政見辯護。正如一個學者所說的那樣：“今日議時事者，非周禮復古，即西學更新”（[12]，頁13）。對於在中西之爭中頹勢已顯的中學，如果說它是西學之源，則無疑是對中國人莫大的心理安慰，所以“西學中源”說當仁不讓地成為了捍衛中學的最後一棵救命稻草。
此時提倡“西學中源”說有兩種意義，一是既然世界文明都源自中學，那麼中學是至上的、不可動搖的。二是既然中學能發展出西學，那麼發掘中學就可以戰勝西學。因此，在1890年左右已見頹勢的“西學中源”說，竟然在甲午後更加氾濫，但其主要目的卻和洋務運動時期大相徑庭了，轉為捍衛中學。
於是“西學中源”說的兩部集大成之作——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和劉岳雲的《格物中法》相繼問世了。這兩大著作努力論證西方一切包括格致之學、政治制度和文化都是源自中國，其目的是凸顯中華文化的唯一性和至上性。文化保守人士屠仁守也著《格致譜》來論述“西學中源”，他以天、地、人、神為綱，構架一個完全獨立於西學的中學自然知識體系來與西學一一對應，由於篇幅有限則不在這裡進一步闡述了。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以捍衛中體為主的“西學中源”說的學者們，其學術背景也和洋務時期提倡“西學中源”說的人士大為不同，不再是理學家們，而是以漢學家為主的學者和官員們，代表人物有俞樾、王仁俊、王先謙、張之洞等人。這時候的“西學中源”說相比於以前已經沒有更多的耐心去論證，更偏於浮躁和叫囂，僅僅是為了持論者的目的而被肆意發揮，尤其以《格致古微》為典型。此書究竟是如何論證“西學中源”說來捍衛中學的？我們將在下面深入分析。
二 《格致古微》歷史背景
《格致古微》最早刊行於1896年，作者為晚清翰林王仁俊（1866－1913），字捍鄭， 江蘇吳縣東山人，清代著名的輯佚學家、史學家和金石學家，以漢學為其學術立足點。他曾在上海創辦實學報館，後來張之洞在湖北創辦存古學堂，聘其為教務長，後又任京師大學堂教授，光緒三十三年（1907）調充學部圖書局副局長等職。王仁俊長於輯佚，精於史學及敦煌學，輯印了《敦煌石室真跡錄》，此舉為西夏學的研究奠定了資料基礎。他還撰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漢書藝文志考證校補》《補西夏藝文志》《遼史藝文志補正》《毛詩草木今名釋》《爾雅疑義》《白虎通義集校》《存古堂叢刻》等，民國2年（1913）卒於北京。
前面提到，1895年前後，由於甲午海戰失敗的刺激，傳統文化的危機感陡然加大，外國人稱呼中國為“半教之國”的說法更讓一直以“神明貴胄”自居的中國人倍受打擊。這時候的守舊者再也不能像倭仁在天文館之爭中那樣，高調地大談修德柔遠來回避西學了。在西學進入中國已經不可阻擋的情況下，如果還想讓傳統中學在士人心中保持至上地位，他們就只能花大力氣一條一條地來論證西學源自中學了。在光緒乙未年（1895）閏五月光緒帝自強詔為國獻計獻策的號召鼓動下，王仁俊在短時間內倉促著書。為該書寫序的學者中有俞樾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春秋鼎盛的青年，從一個側面也看出挽救傳統文化已經成為當時的一個共識。
雖然《格致古微》在序言裡面呼籲中西並重，自序中對西學也做了一些正面評價，但這不過是他作為張之洞的幕僚為了迎奉其“中體西用”而附和的冠冕之詞，因為從他的論著中很難看到一點支持西學的痕跡。他在《格致古微·略例》中明確指出該書的目的就是嚴夷夏之防：“以嚴華洋之辨，大中外之防”。（[13]，則例，頁1）
撰序人之一的俞樾也明確表達了要把西學納入中學的主旨，他讚揚王仁俊的《格致古微》是“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無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13]，序，頁1）。王仁俊本人如乃師所盼，也一直致力於此，在他主辦的《實學報》表達了中學為主西學為輔，西學決不能凌駕於中學之上的治學方針：
為學之道，千條萬緒不能出聖教範圍，善乎京都官書局議立學堂之言也。曰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14]，頁207）
能把中、西學統一起來的理論恐怕就是隻有假想出來的“西學中源”說了——既然西學是中國古代流傳過去的，那麼西學本來就是中學，中學顯然更勝一籌。對《格致古微》作序的其他作者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比如林頤山在序中寫到：“雖泰西諸家澄思妙慮、觸類引伸歷萬變而不離其宗。……中土人材詎真遜於泰西也？”（[13]，序，頁3）王的同學胡玉縉在《格致古微跋》中指出此書可以用中學來影響西學，甚至可能以夏變夷：“人人有變於夷之懼。吾則謂正用夏變夷之時”（[13]，序，頁4）。以上幾人的觀點基本上反應了王仁俊“西學中源”說維護中學，嚴夷夏之防的目的。
於是王仁俊在書中搜集了中國古代文獻中和西學有關的大量材料作為論據，並以經、史、子、集為編目，逐一論證當時西學所有的學科皆源自中國，其內容的廣度無人能比，相比於清初、清中的“西學中源”論，他的辦法也是開創性的。又加之朝廷重臣張之洞的資助和宣傳，使該書一時名聲大噪，屢次再版，成為甲午後捍衛中學最有名的一部“西學中源”說的專著，而這部著作是如何論證“西學中源”說的，則是下文關注的重點。
三 《格致古微》的組材構架
《格致古微》全書內容分經、史、子、集四個部分。王仁俊引證了中國古代典籍、正史野史、諸子百家、神話傳說、佛經典故等達180種之多，並且又收錄了“西學中源”從明末發端以來諸如梅文鼎、戴震、阮元、鄒伯奇、張自牧、薛福成、劉岳雲等人的現成觀點，並把上述這些所有的材料，按照“經、史、子、集”分類收錄，最後構架成書。這種構架方式正是照抄中國古代對儒家典籍的常見分類辦法。王仁俊按照這一種構架方式來闡述“西學中源”，足已展示出他要把西學納入中學體系的目的。
在第一部分“經”部中，王仁俊把傳統典籍如《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記》《中庸》《大學》《呂氏春秋》《孟子》《淮南子》《爾雅》《廣雅》《京氏易傳》《春秋元命苞》《春秋緯》《考靈曜》等原著及註疏中的一些內容摘抄下來，附會西方科學的一些內容，論證西學源自中土。
在第二部分“史”部中，則基本上以時間為序，把中國各朝史書、史料，從《山海經》《國語》《史記》《漢書》《晉書》，一直到《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甚至如《水經注》《文獻通考》《穆天子傳》《晏子春秋》《晉陽秋國志》《大業拾遺》等專著中所記載的各種事件來附會西學。只要古人有關於和西方科技相關的東西，他就宣稱西方的科技肯定源自中土。
在第三部分 “子”部中，王仁俊根據《荀子》《列子》《墨子》《孔叢子》《張子》《孫子》《司馬法》《管子》《韓非子》《周髀》等諸子百家著作中的記述來附會“西學中源”說。其中工商類的重點是《管子》，其中的等篇被逐一發掘並附會。醫學類的重點是《黃帝內經》，其中的等篇被逐一分析。物理學的重點是《墨子》，作者比起以前張自牧等人又前進了一步，他的眼光不再僅僅侷限於篇，而是幾乎把《墨子》各篇等，都繼續發揮了一遍，逐一附會上各項西學。天文學的重點則是《周髀》，作者分別大段篇幅的論述。
在第四部分 “集”部中，作者顯示出他雄厚的漢學功力，通過大量的雜記、雜家專著來闡述“西學中源”說，內容極其廣泛，取材蔚為大觀，時間則上至先秦下至清初。雜家類的有《子華子》《愼子》《鶡冠子》《屍子》《鬼谷子》《計然子》《關尹子》《莊子》《郁離子》《亢倉子》《呂氏春秋》《楚辭》《文選》《淮南子》各篇，《論衡》諸篇，《夢溪筆談》諸篇；佛經類的包括《大集經附》《起世經附》《處胎經附》；道經類有《修行地道經》、《陰符經》、《黃庭經》；集成類圖書有《文苑英華》《初學記》《續博物志》《困學紀聞》等等。餘下的是大量的文集、筆記小說、神怪故事雜記等，諸如《金樓子》、《伏侯古今注》、《震澤紀聞》、《震澤長語》、《草木子》、《孔六帖》、《輟耕錄》、《鄴中記》、《朝野僉載》、《廣五行記》、《聞奇錄》、《賓退錄》、《野獲編》、《夢梁錄》、《七修類稿》、《暇日記》、《拾遺記》、《庭聞屬略》、《皇朝禮器圖式》、《物理論》、《顧況集》、《劉歆集》、《陸機集》、《謝莊集》、《顏竣集》、《梁武帝集》、《王安石集》、《劉敞集》、《歐陽修集》、《真德秀集》、《劉因集》、《蘇伯衡集》、《王文恪公集》、《孫樵集》、《宋璟集》等等。
從上所述，本著“六經皆我之註腳”的思路，王仁俊實際上先根據他所認知的西方科學的一些具體內容，再去從中國傳統典籍和史料中去搜索和其有關的內容，因此來比附西學，再按照傳統典籍的分類辦法，以經、史、子、集為框架重新裝回去，向人展示西學實際上都包含於中學，在經、史、子、集中處處都能找到西學的源頭。
四 《格致古微》的論證方式
在《格致古微》龐大的論證體系中，王仁俊是如何論證西學源自中土的？他的組材辦法和論證方式又是如何？這些從來沒有被深入地研究過。筆者從《格致古微》的內容出發，試著舉例分析王仁俊的論證是如何進行展開的，並向讀者展示清代“西學中源”說通過誇張、附會、纂改而發展的實際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清代學術的情況。
1. 篡改原文、層累錯誤的加工
這類論證一般是前人學者對史籍有所誤讀，王氏於其上再加以發揮，去掉不合於己的部分，或者直接誇大篡改，一個原始的觀點一步步被歪曲，把最初推測的變肯定，最後成為“西學中源”的論據，這種方法在《格致古微》中最常用到。但是始作俑者卻並不是王仁俊，筆者發現整個清代號稱樸學盛行，但學者們在著作中為了自己的需要而任意篡改原文的現象非常常見。 梳理這一過程非常有趣，下面將舉例闡述。
⑴ 西域天文
《舊唐書》對西域諸國描寫中有一段關於拂菻國的文字：
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15]，頁5314）
《舊唐書》的這段記載只是描述拂菻國風物，講其都城有一座報時精確的大鐘，確切與否已經實不可考，這種敘述是比較客觀的。但清初以“實事求是”為學術準則的顧炎武在轉述《日知錄》這段論述後，突然冒出一個主觀論斷，認為西域天文學自古發達，而且不源於回回和西洋：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 （[16]，頁35）
顧炎武這個新冒出來的判斷是《舊唐書》原文根本沒提到的話題。可是王仁俊並沒有對此作詳細考證，只是搬抄過來，並且進一步歪曲。顧炎武在其文中只是說西域天文獨立發展，和回回、西洋無關，而王仁俊卻進一步歪曲成——既然西域發達的天文學不源自回回和西洋，那麼它肯定源自中國了：
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案顧炎武《日知錄》曰：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蓋不始回回，西洋也。據顧說知西人襲吾中法不自今日始矣。（[13]，卷二，頁22）
⑵ 地動儀
地動儀的論證也是這個路子。第一次西學東漸時，羅馬教廷對於哥白尼的日心說並沒有認可，傳教士也比較謹慎，沒有向中國人正式傳播，所以中國人對於地動日靜的宇宙模型並不瞭解，也就沒有對於地動說的討論。乾隆時期傳教士蔣友仁（Benoist Michael， 1715－1774）來華，終於帶來了哥白尼的日心說，遂在中國學界引起軒然大波。中國的學者對日心說一開始是堅決反對的，但是發現這一模型的確更符合曆法運算時，態度又開始轉變，最終肯定了日心說。
在中國人認可日靜地動說之後，乾隆時期錢大昕就在《潛研堂集》裡指出中國古代的“地有四遊”就是西方的日靜地動說（[17]，頁858）。不過明確提出“地動說”源起中土的是阮元，儘管他早年堅決反對“地動說”，批判其“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叛道，不可為訓”（[18]，頁619）。但是，當“地動說”被學界肯定的時候，阮元也開始承認地動說，並尋找其“西學中源”說的證據，最終找到張衡（平子）的地動儀，他在《續疇人傳》的序中說:
元且思張平子有地動儀, 其器不傳, 舊說以為能知地震, 非也。元竊以為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然則蔣友仁之謂地動, 或本於此。或為暗合，未可知也。（[1]，頁2）
張衡地動儀指的是地震，自古皆知。連阮元都說“舊說以為能知地震”，但他認為舊說“非也”，接下來就故意混淆地動儀中“地動(震)”和日心說中“地動”的概念，宣稱兩者是一回事，並指出蔣友仁的“地動說”有可能源自於此。但到了王仁俊這裡，阮元的推測經過王仁俊的處理都改為肯定性的論斷。
（元）且（思）張平子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為能知地震，非也。（元竊以為）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格致古微》（括號內為王仁俊自己刪減掉的字）。（[13]，卷五，頁25）
刪掉的這些字看似不多，但是卻把原作者的推測之意徹底改為肯定之意，歪曲史料，目的都是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通過對前人論述進行文字上的細微修改來改變原意，這是王仁俊的“西學中源”說的常用手段之一。
⑶ 西方數學
對於西方數學源自中土的說法，王仁俊也是這個路子。阮元在《疇人傳》中指出西人竊取了中國算學，而後精益求精超過中國：
西人尚巧算，屢經實測修改，精務求精，又值中法湮替之時。遂使乘閒居奇，世人好異喜新，同聲附和，不知”九重“本諸《天問》，借根法仿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襲我中土之成說——《疇人傳》（[1]，頁2）
阮元雖然認為西方數學源自中土，但他認為西方數學是比中國數學更為發達的，其原因是由於其“屢經實測修改，精務求精”，還是肯定了西人的優秀之處，而且指出西人對中國的數學也只是“暗襲”。在王仁俊的處理下，西人的優點都被刪除，也不再是“暗襲”，修改後的文字如下：
西人尚巧算，（屢經實測修改，精務求精，又）值中法湮替之時。（遂使）乘閒居奇，世人（好異喜新），同聲附和，不知”九重“本諸《天問》，借根法昉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襲我（中土之）成法——《格致古微》（[13]，卷五，頁25）（括號中是王仁俊轉述《疇人傳》中刪減掉的字）
經過王仁俊的處理可以看到西人已沒有任何優點，他們的所為就是無恥之徒的行徑。
同阮元相比，王仁俊對西人已經是完全仇恨的態度。
2．斷章取義
王仁俊也善於從古籍中摘選例子，斷章取義式地論證西學源自中土，比較典型的有地圓說。就西方的地圓說源自中土的論證，王仁俊舉出了明代葉子奇在《草木子》中的一段論述：
《草木子》：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案即彼天體橢圓說也。（[13]，卷四，頁13）
這一論述乍看上去頗令人震驚，似乎明代的葉子奇已經知道了地球為一似瓜的橢球體，尤其是在現代人已經知道地球是橢球體這一常識的背景下，更容易這樣聯想。可是仔細翻閱葉子奇的原文卻發現並不是這麼回事，在那段話的前面，葉子奇還有一段對於天和地的敘述：
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盪，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 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乃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19]，頁1）
葉子奇認為大地是水中“滓濁”年久沉積而來，這是傳統渾天說的一種解釋，根本沒提到地球是圓球的看法，接下來他解釋了前面所說的“南北二極”和“赤道”的概念：
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歷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赤道為天之腰圍，正當天之闊處。黃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19]，頁1）
這裡的“赤道”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它是“天之腰圍”，“天之闊處”，所謂的“瓜蒂”和“攢花處”，都不過是天的南北極而已，在王仁俊斷章取義之下，彷彿明代已經有了地圓說。
3. 用中國古代技術簡單附會西方現代科學
這種附會在西學和機械方面比較多，他認為西醫源自中國的論證如下：
《周禮》：“瘍醫掌腫潰、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劑”。《鄭注》：“劀謂颳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案即彼治外傷瘍法所本。（[13]，卷一，頁6）
《方伎傳》：華佗精於方藥……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案此亦西醫所本也。（[13]，卷二，頁4）
當時中國人對西醫的直觀印象就是手術，所以認為割瘡去瘤就是西醫之本，殊不知西醫本是科學體系之下的系統學科，不僅僅止於外傷手術。機械方面也有很多類比，王仁俊並不懂現代科學，因而把中國古代的“技巧”與西方現代機械學混淆則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周書薛憕傳》：魏文造二奇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缽，蓋有山，山有香氣，……皆置清徽殿前。器盈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憕各為作頌。案此中國於機器可見未嘗無人，彼特竊吾唾餘耳。（[13]，卷二，頁14）
《太平廣記·伎巧二·引》：煬帝敕杜寶修水，飾圖經總七十二勢，刻木為之，……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一人捧酒缽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案此知中國於機未嘗無人，特玩物喪志古人且禁矣。（[13]，卷二，頁32）
最常見的一種論證就是形式上的牽強類比，只要古人有關和西方科學相關的東西，他就認為西方的科技肯定源自中土。
《史記·貨殖列傳》：“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案此西人鐵政之所放。（[13]，卷二，頁3）
《南齊書·祖沖之傳》：祖沖之注《九章》造《輟術》數十篇。案此西人籌算之所放。（[13]，卷二，頁9）
《新唐書·太宗·九王傳》：曹王教為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案即彼火輪船所放，特加精密耳。（[13]，卷二，頁22）
《荀子·勸學》：青，取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案荀子取譬學之不可已，而化學之精義即於是出。（[13]，卷三，頁1）
可以看出，王仁俊把傳說中的“機巧”等同於西方的機械工業，把戰國時候邯鄲冶鐵等同於歐洲的鋼鐵工業，把荀子對自然變化的簡單描述等同於現代化學等等。此類的論證方式基本覆蓋了《格致古微》大部分篇幅，那就是把中、西方稍有類似的東西，不管是不是一個層次或一個範疇，也不管時間先後，都簡單粗暴地牽強附會為西學源自中土。也可以看出，在認識到中、西學差距巨大的時候，中國學者對“西學中源”說的論證已經基本喪失理性。
小 結
從前面的舉例可以看出，王仁俊在著書之前已經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那就是西學肯定源自中土，儘管他蒐集了極其豐富的中華典籍和史料，並以經、史、子、集為綱來組織。實際上他的結論是在論證之前就已經完全定下來的，所以他的大部分論證都是倒因為果，都是在他本人已經認識了各種科學常識後，以此為標準去中華典籍中尋找與之有關的東西，這種做法恰恰是為當年《續疇人傳》作者羅士琳所不齒的“用西學詮釋中學”的做法。
即便如此,也很難把中學和西學聯繫起來，最終王仁俊就應用了各種斷章取義、偷換概念、篡改原文等手段來為自己論證。其各種荒唐連王的幕主張之洞也批判他的牽強附會，自欺欺人（[20]，頁161）。但是王仁俊此舉的目的是為了捍衛中學的正體地位 ，恰能被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所需，張也就聽之任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甲午之後，幾位立著鼓吹“西學中源”說的著名學者都是漢學家，而漢學家是以考據立學的，他們號稱堅持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原則，但從對“西學中源”論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們完全沒有遵守甚至遠遠背離了這些原則，這是令人震驚的。由於歷史的原因，清代的學術一直被烙上經世致用的標籤，所以學術的客觀性就不免要退居次要地位，學者們可以為了個人的目的而明目張膽地採用篡改、附會、甚至顛倒黑白。對這一現象的反思於今天的學術研究也是有啟示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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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載《科學文化評論》2017年14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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